姥姥的金元宝

倪萍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姥姥寄了10块钱，那时我的工资是21块。我知道姥姥太需要钱了。

10块钱，姥姥收到时的欢喜堪比现在的人收到10万块。而对我来说，心里得到的抚慰远远超出了姥姥的喜悦，是10万个10万块。

我太知道姥姥有多穷了。

小时候村里来了货郎，不懂事的我能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眼睛总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绳，偶尔也看一眼包着玻璃纸的糖豆，直到货郎走了我才回家。

每次姥姥都摸着我的头说：“等下次货郎来了，姥姥说啥也要给俺娃买个红头绳。”

可下次的下次姥姥也没买—姥姥一分钱也没有啊！

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说：“需要钱我就给寄去。”

我问：“姥姥你为啥不说需要钱呀？”

姥姥说：“在城里过日子，少一分钱一天也过不下去；在咱乡下，一分钱没有也能过到年底—勤快点儿就能填饱肚子，挖筐野菜还能吃顿包子。你妈挣点钱多不易啊！”

那时候我们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太阳一落山，姥姥就点起了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姥姥心里那盏灯就亮了。她会讲许多神话故事，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善良的人最后得了个金元宝，凶狠的人最终穷困潦倒。我常问：“姥姥你不也善良吗，怎么没有金元宝？”姥姥说：“有啊，姥姥的金元宝就是你呀。”

最后，姥姥终于给我买了红头绳，是用4个鸡蛋换的。

姥姥苦苦央求货郎，可人家不要鸡蛋：“大娘，我还得挑着担子走好几个村呢，这鸡蛋到家不都碎了吗？”姥姥把生鸡蛋拿回家煮熟了再去央求人家，人家还是不要：“大娘，我这大男人哪儿能吃鸡蛋呢？不坐月子、不生病的，吃了不白瞎了吗！”

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红头绳终于被姥姥“说”回来了，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现在想起这些，我还想掉眼泪。我就这么着在姥姥的娇惯下长到6岁才回青岛上学。

以后每年的暑假我都回姥姥家，而且开始想着法儿地给姥姥挣钱：掉在地上的小苹果我捡一篮子，逢集的时候就在村头卖给过路的人。一分钱4个，一篮子一上午就卖完了。我一心只想让姥姥有钱花。等一大把“银子”交到姥姥手里，盐钱、灯油钱就都有了。

假期快结束时，我起早贪黑地给姥姥砍了一垛山草留着冬天烧炕。姥姥后来说起这事儿就抹眼泪。姥姥说，还没有草高的我呀，每趟从山里回来都背着个大草垛；那草垛大得呀，不仔细看都找不见人。太大的、背不动的草垛，我就用绳子往家拖，肩膀头、手背上全是血印子。一天上山几个来回，直到把草垛堆得和房子一样高我才罢休。我就是不想让姥姥的炕是凉的，我知道睡在凉炕上的姥姥冬天会咳嗽得更厉害。

舅舅说，送走了我，姥姥坐在草垛上掉泪。

这一冬，炕依然是凉的，姥姥依然咳嗽，草垛依然那么高—姥姥不舍得烧。姥姥说，看着草垛，如同看见我漫山遍野地砍草，“心里比烧了炕还暖和”。

寒假特別短，我也坚决要求回去看看姥姥，再砍点儿柴。可是一进院子，我就看到大雪下盖着夏天我给姥姥砍的那垛山草。走的时候啥样，现在还是啥样。我抱着姥姥抹眼泪，姥姥不停地安慰我：“这个冬天不冷。”

我盼望我是姥姥心里的那团火，能一辈子为她取暖，一辈子不让她冻着，一辈子不让她咳嗽。

每次从青岛回姥姥家的时候，我都像鬼子扫荡一样，把母亲家里能拿的东西都拿上。多少年了，我心里的家永远是姥姥家那5间老房子。

在青岛读书的日子里，每吃一顿好饭我都会想：姥姥现在吃啥呢？每次看见妈妈发工资，我都想说“给姥姥寄点儿吧”，可嘴始终没张开。我发誓等自己挣了钱都给姥姥花。

小时候的我，也真想变成金元宝给姥姥花，让姥姥吃最好的饭，穿最漂亮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这一切在我长大以后都实现了，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了。

30多年前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拍《山菊花》，获得了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奖金600块。多大的一笔钱啊！我给姥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的小手表。那年月我自己还只戴了一块上海牌大手表，是我去济南上学时妈妈送我的。姥姥说什么也不要，说“一个大门都不出的老太太戴个小洋表，叫人笑掉大牙”。

姥姥20年前就跟我来北京了，我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给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我发着狠地给姥姥花钱。坐火车买软卧还要十三级以上干部凭单位介绍信的时候，我就开始带着姥姥坐软卧。

我整天跟姥姥说：“我们有的是钱，你使劲花呀！”可家里最舍不得花我的钱的恰恰就是妈妈和姥姥。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为姥姥花不动钱而着急。天下还有更贵的东西让姥姥吃，还有更好的衣服让姥姥穿吗？羊绒算是最好的毛衣了吗？还有更贵、更薄、更暖和的吗？

姥姥笑了：“那就光着吧，身子最金贵。”姥姥感动着，开着玩笑，说着大实话。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姥姥语录》，田龙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