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欧率先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读《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

姜启舟

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西欧工商业问题关注已久，我国学者很少研究这个课题。徐浩教授的《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①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作者采用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长时段的变化，深入探讨了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的发展特征，认为西欧自中世纪中晚期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道路，从而回答了“为何西欧率先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这一重大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说：“市场经济的形成，至今最多也不过三五百年。”②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77页。而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前提。西欧的市场经济是原生型的，前无古人，其形成必然经历了漫长过程，《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的学术价值正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西欧走上市场经济的条件与过程。

一、西欧市场经济发育的温床

有商品交换便有了市场。虽然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概念不同，但是基础都在于生产有剩余、生活有需求。问题是，10世纪左右，东西方农业生产都有剩余，中国在唐宋时期农业技术与农产品剩余都远胜于西欧，唐宋时期市场繁荣远超西方，为什么是落后的西欧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生了多少剩余，而在于生产剩余落入了谁的手中。因而，作者没有对中世纪中晚期西欧农业财富的增长与剩余进行过多论述，而是聚焦于财富分配问题。农业创造的财富更多地流入谁的手中，这需要考察长时段的走势。如果农民一直处于被剥夺的赤贫状态，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和购买力低下，那么城市的繁荣只能是单纯消费型的，市场不会主导生产。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欧洲中世纪，由于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从上行转入下行，致使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在中世纪早中期与中世纪晚期呈此消彼长的状态。①徐浩：《欧洲中世纪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4期。农民财富的缓慢增长，甚至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构成，即在中世纪中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市民阶级，而到中世纪晚期富裕农民也成功地跻身其中。②徐浩：《中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初探》，《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显然，在作者看来，欧洲（主要指西欧）在生产剩余方面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中世纪中晚期，财富更多流入了农民手中，富裕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简言之，市场经济之所以在中世纪中晚期的西欧兴起，与这一时期农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尤其是财富流向的重要变化紧密相关，否则市场经济的起源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工商业与市场经济的中心舞台在城市。作者认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导致了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产生，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导致城市和乡村、工匠和农民之间的交换经常化、普遍化。一方面，农村大量财富的剩余尤其是富裕农民的兴起，使得农村可以成为城市的腹地，能够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材料；另一方面，城市则向农村报以专业工匠生产的工业品或劳务，以及特许状等权利证书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等制度文明，城市深刻影响了作为其腹地的乡村。③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2—3页。

作者尤为重视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起源时间、城市性质、城市化水平及城市地位与作用问题。他认为，西欧城市不是中世纪中期才兴起的，而是起源于中世纪早期。④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13—21页。与古代中国城市一般为政治行政中心不同，中世纪西欧城市更多是经济型的工商业城市。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经历了城市革命，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大幅增长，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不仅成为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心，发挥“中心地”⑤“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提出。该理论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补给区域（complementary region）或影响范围（sphere of inf l uence）。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将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城市看作是由不同层次的城市单位所组成的等级化体系。在此体系之中，城市发挥区域首都功能，不同层级的城市对其补给区域或影响范围在商品与服务供给方面发挥如伞一样的笼罩与辐射作用。参见Christopher Dyer,“Market Towns and the Countrysid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31 (April, 1996),pp. 19-20.的带动作用，而且孕育了许多资本主义因素，将货币经济、财产权等新型的经济法律制度深深置入包括农村在内的中世纪西欧社会，成为中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助推力量，⑥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3、21—39页。工商业城市成为整个西欧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在工商业城市的引领与带动下，城乡市场网络得以普遍建立。作者研究认为，西欧社会的市场和市集的增加始于8—10世纪，中世纪中期的商业化则推动了市场和市集进入繁盛阶段，此时市场和市集不仅在数量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⑦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120页。市场已经成为所有新建立的城市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⑧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103页。于是出现市场需求催生货币职能的转换与整个西欧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作者指出，中世纪早期，货币较多地承担了价值尺度和储藏功能，货币发行量较小，流通速度较慢；中世纪中后期，货币更多地发挥着交换媒介的作用，不仅货币发行量变大，而且流通速度也更快。①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59页。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西欧货币支付推广到广大农村，农民和领主的依附关系被货币关系所取代，农民的劳役地租越来越多地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因而导致货币的发行量、流通量和人均持有量的增长均超过了人口和物价水平的增长。这无疑表明，从中世纪中期开始，西欧社会的货币化水平在不断攀升。②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65—66页。货币化水平与市场活动的程度密切相关，高度货币化就意味着向市场经济迈进。③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徐璇译，吴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5页。

由上可知，中世纪中期以降的西欧，在农业财富的流向、城乡关系、城市地位与作用、货币化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一般农业社会不同的迹象，尤其是工商业城市在其中发挥着带动作用，成为西欧市场经济发育的温床。但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让西欧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毕竟中世纪西欧的工商业还不算发达。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治的基础是界定权利。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西欧工商业发展中的个体权利。

二、西欧走向市场经济的权利基础

经济学上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受价格引导和利益驱使，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互利交换的一种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之下，虽然市场中的个体盘算的只是其自身利益，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但“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往往能够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页。正因于此，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才能够生机勃勃。虽然我们不宜直接用现代成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去分析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但其给予我们一个有益启示，即要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作用，无疑需要每个市场个体能够自由地依据自身理性做出选择与决策。那么，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发展中的“个体”是否享有这种权利与自由呢？对此，本书作者通过对农民、工匠和商人等群体相关权利的深入分析，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对于农民群体，作者围绕其土地产权、对自身劳动的自由支配权（尤其是小持有者）两个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一，土地产权方面，作者认为，随着中世纪中期占有权概念的诞生及其法理化、普通法及王室法庭司法救济的兴起，持有采邑的附庸（农民）虽无土地的所有权，但其保有地获得了与所有权类似的继承、买卖和租佃的占有权，并可以有效对抗封主没收封臣土地的非法行为，从而为土地市场的成长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此问题中，维兰的权利是探讨的难点。由于中世纪占有权理论的来源——普通法否认维兰拥有任何权利，即维兰无法享有占有权，所以过往从法律视角进行的研究普遍认为13世纪前后缺乏活跃的维兰土地市场。作者结合最新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发现，认为普通法有关维兰权利的界定是与现实脱节的，最晚到13世纪，庄园法庭已经开始控制和管理维兰的土地转让，村社习惯也不能保证13世纪维兰持有地只在家庭内部转让，因此13世纪前后存在着包括维兰保有地在内的活跃的农民土地市场。黑死病后，土地供给增加，劳动力短缺，庄园法庭对维兰土地转让的控制和家庭土地纽带观念进一步削弱，农民家庭外土地转让更加普遍。①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176—196页。由此可见，中世纪中期以降，包括维兰在内的广大农民已经获得了当时最宝贵财富——土地的自由支配权，土地买卖成为所有性质的保有地的权利。其二，农民的自由劳动权方面，作者重点探讨了小持有者（即“小土地持有者”）的权利。发现小持有者因持有土地很少，难以养家糊口，需要充当农业雇工和工匠以补贴家用，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显著改善。农民较早摆脱了人身依附与奴役，能够自由劳动，堪称英国农民的第一个“所有”，②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这对其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匠，作为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劳动群体，广泛分布在城乡之中。在农村，从中世纪早期的奴隶工匠，到中世纪中期的庄仆工匠或是兼职农民工匠，再到中世纪晚期的相对独立的个体工匠，工匠是农村中最早摆脱劳役制的群体，相对于他人有更多的自由，即使充当农业雇工的小持有者在当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到中世纪晚期，有些工匠还开始雇工生产，像独立的个体铁匠甚至达到“资本家”的富裕程度。11世纪以前，西欧城市工匠相对农村尚无特殊地位与权利，中世纪中期城市革命后，城镇居民大部分为工匠和手艺人，其享有与农村不同的习惯或特权：市民保有权、免交贸易税、出席国王和城市法庭、商业和民事诉讼以城市法裁决等。总体而言，中世纪中期以来，工匠较早摆脱了奴役，获得了自由与相应权利，实现了财富积累与生活改善。③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240—276页。

商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在希克斯看来，理论上，市场经济可以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变而来，关键在于它们能否孕育出一个专业化的商人阶级。④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页。那么西欧中世纪是否存在商人阶级呢？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早期西欧尚无商人阶级，而本书作者经过详细辨析亨利·皮朗等人的观点，结合史料与晚近研究，认为“在中世纪早期最后几个世纪，商人阶级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成为中世纪中期商人阶级的重要来源”。⑤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75页。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商人希望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有牢固的法律依据，便将他们当时各种要求以及后来赢得的胜利，都以特许状和条约形成体现出来，实际上为他们自己在封建法律秩序中创造了一种地位”。⑥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刘锋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75页。商人通过影响和改造封建法律，确立了自身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体系，促进了市场经济萌芽的壮大及相应上层建筑的发展。作者认为，13世纪时商人已成为西欧社会结构和商业贸易中的中坚力量。①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217页。

综上，中世纪中期以降，西欧的农民、工匠都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法律身份，并享有稳定的财产权；商人阶级更成为改造中世纪中晚期西欧社会的重要力量。因而，从“人”的发展状态来讲，其个体权利与自由获得了较高水平的发展，能够契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这种权利与自由离不开中世纪西欧城市整体的自由与自治作为保障，其不仅为农民提供了逃亡或迁徙之地，而且可使工匠与商人免遭封建领主的侵夺。这便为市场经济的成长提供了舞台与空间。

三、西欧走向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

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法律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与自由，调节、规范市场行为。那么中世纪西欧的法律状态及发展水平如何呢？美国著名法律史家伯尔曼对中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欧法治水平高度肯定。他认为，11世纪末以来的主教授职权之争（即“教皇革命”）开启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萌发了近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价值，西方近代的起源即为1050—1150年。②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4页。而且“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③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1页。本书作者高度认同伯尔曼的观点，并将此一时期的法律与市场经济问题相联系，深入探讨了习惯法、普通法尤其是商法的作用。

在中世纪“集体的传统——习惯法——统治着人们的生活”④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页。，其包含封建法、城市法和庄园习惯法等许多法律。尤其在英国，国王及有关机构在习惯法的基础上颁布普通法，以期人人皆知，人人皆行。⑤侯建新：《封建地租市场化与英国“圈地”》，《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作者认为习惯法对中世纪西欧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二。其一，习惯法保护个体或群体的权益，维护契约，规范着市场运行。在庄园，中世纪早期后半期以来，庄园习惯将每个农民持有的土地及其义务的种类和数量成文化。由此，庄园习惯不仅作为领主剥削农民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农民反抗领主加重剥削的法律依据。⑥徐浩：《欧洲中世纪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4期。即“习惯法是一把双刃剑，它时而为领主时而为农民所利用”⑦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第85页。。在工商业领域，消费者、雇主、雇工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生产、商业性的有偿消费借贷受到法律规范；英国规范生活必需品、统一度量衡的《面包和麦酒法令》《量器法令》通行全国，超额交易税被法律禁止，债务立法和司法救助也逐渐完善。⑧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第334—360、129—137、213—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