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外灾害：疫情阴影下的海外华人

侯珺 董思哲 刘津瑞 马飞羽 汤一涛 刘迪新 白若晶

2月5日，新加坡樟宜机场，乘务人员为乘机旅客检测体温。

随着这次疫情升级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的影响范围早已辐射至中国之外，也早已超出医学和疾病的范畴。很多事开始发生变化。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发现，“尽量不出门”居然也成为他们权衡之下的自我选择—虽然他们并没有生病。

01“亚洲面孔”的“麻烦”

“我打算少出门。出门了也不说汉语。”

“有时候蛮尴尬的，也觉得无能为力。”

按照最初的计划，钱雪婷3月将入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疫情爆发后，韩国在2月2日发布了针对湖北的禁入令。2月6日，钱雪婷听到了另一个坏消息—韩国外交部有可能增加禁止入境的中国省市区域。她担心自己的家乡安徽被韩国列入禁入名单。

截至2月14日，已有50多所韩国高校推迟了开学时间。韩国政府也在试图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留学生们。2月6日，韩国法务部表示，将简化留学生重新申请签证的手续，只要提交入学许可书即可免费重新获得签证。考虑到各大高校延期开学等因素，将适当延长中国留学生在韩国的滞留时间。

可即便钱雪婷成功入境韩国，之后她的生活也会遇到新问题。她申请的学校宿舍要到2月14日才会公布结果。此前，学校明确要求，中国学生必须在入境后自主隔离14天才能搬进宿舍。一些韩国大学向留学生提供学校宿舍，作为隔离的住处。

钱雪婷的学校起初并不在此列。她曾试图找民宿完成这个“过渡期”，房东问了她家乡的确诊人数之后，婉拒了她的入住申请。当时，她的家乡有5人确诊。钱雪婷说，此前她已听说，同一区域有一家民宿因为一名确诊中国游客曾经入住而被迫停业。“只能向迟点回韩国的朋友借房子，看看能不能在他们回去之前住14天。”钱雪婷说。她和同学们发了不少邮件给学校，希望校方也可以集中组织留学生们隔离。2月11日，钱雪婷终于收到消息：学校将针对中国留学生安排统一隔离，2月25日，她会入住学校安排的隔离宿舍。

让人担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钱雪婷看到几个已经返回韩国的留学生朋友在朋友圈说，已经有韩国人不让中国人进店吃饭。“我打算少出门。出门了也不说汉语。”她不想和韩国人起冲突。

这种“避免冲突”的想法似乎已成为在韩留学生的一种集体情绪。一位在韩国国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在从朋友那听说“走在路上和同伴用中文交流，身边的韩国人都不约而同地躲远”的经历后决定“避嫌”，尽量不出门。他说，自己“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惹事”。

不仅在韩国，在意大利马切拉塔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曾庆蕾，也感受到了身边的压力。2月1日傍晚，一群当地年轻人先用中文在她身后叫了一声“你好”，然后就捂着嘴笑。曾庆蕾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消息逐渐传入意大利，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被当地人嘲弄。紧接着，当她试图走人行横道过马路时，一辆车加速向她驶来，又刻意从她身旁近距离开过。“此前，当地车辆都会主动礼让行人。”她说。但她除了自我安慰，能做的也只是“尽量不出门”。

“尽量不出门”同样成了米兰理工大学留学生朱昱璇面对疫情的选择。“我会为了安全选择尽量不出门，原定的元宵节聚餐也取消了。”

尽管如此，留学生活总会有必要的出行，而最近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习惯，让朱昱璇常常引起路人侧目和讨论—在她的印象里，意大利人除非生病，平时不会戴口罩。她甚至听到同学说，米兰唐人街中餐厅的中国老板，也会建议中国客人不要戴口罩，以免影响餐厅的生意。

1月30日，意大利首次确认2例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感染者是兩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意大利总理宣布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班。次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昱璇的表姐原本计划4月从中国香港前往意大利看望她，就在前几天，她们收到了航班被迫取消的消息。

“亚洲面孔”可能真的会变成“麻烦”。居住在德国的熊笙在柏林就遇到了一个不太友好的商店老板：1月31日，看到她和朋友进店，老板用围巾捂住了嘴，全程没有招呼她们。熊笙用“很尴尬”“很难受”形容这次体验。让她更在意的是，她们离开没多远，其他顾客走入店内，老板立刻从柜台后面迎了出去。

咳嗽也很容易引发周围人的恐慌情绪。熊笙的朋友、同在德国的卢佳，在2月2日上午早高峰的火车上咳嗽了两声，他身边的一位女士径直离开，去了下节车厢。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在听完熊笙的叙述后还非常惊讶，“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卢佳和熊笙发现，做出这些行为的，大多是德国的少数族裔，可这场疾病确实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也确实传播到这边来了”。“有时候蛮尴尬的，也觉得无能为力。”卢佳取消了原先的柏林旅行计划，他希望这件事情赶快过去。这段时间，他决定尽量待在家里，他“再也不想碰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些“本地人”的确会紧张。

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tDuisburg-Essen）念计算机专业的基多（Guido）曾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的朋友此前刚刚从中国回来。但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得了感冒，“从那以后我就很镇定了。”他说。

眼下的德国街头，已经有少

部分人戴上了口罩，这在德国非常罕见。但基多觉得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街上戴口罩”，因为“毕竟德国8000万人口才发现了14例”。他也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对方是亚洲面孔就区别对待，已经有些“无耻”和“种族歧视”。

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2%的民众同意德国的疫情在控制之中，有14%的民众认为疫情脱离了控制。

车士活区（Chatswood）是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聚集区和重要市镇，以地道的亚洲美食闻名。在车士活的一家华人餐饮店工作的李萍对“未来预想图”表示，“从上一周开始（2月第一周），我们的单子基本每天只有平时的2/3甚至一半，明显少了很多。街上的人流也少了许多。”

李萍同意因疫情而引发的恐慌是导致顾客减少的主要原因，“因为目前悉尼确诊的病例都被认为来自华人区，所以大家都不想上街。”

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的本地学生鲍·杜奈（Beau Dunne）则认为，澳大利亚因历史原因存在的种族主义和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引起人们恐惧的主要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部的公告，截至2月15日，澳大利亚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15人，但澳大利亚政府并未公布发现感染者的具体地点。

02“能顺利毕业吗？”

“现在看，我延期毕业的概率很大。”

“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

按照计划，2月8日，徐雪莉应该已经回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开始她在澳洲最后一年的教育专业本科学习。但迄今为止，她只能留在浙江老家，等待学校为她重新制定学习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在2月1日宣布，除永久居民外，禁止过去14天在中国内地停留过的外国公民入境，这个禁令当天即时生效，没有任何“缓冲期”。紧接着，徐雪莉的航班就被航空公司取消了。

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徐雪莉最后一学年的学习任务要繁重许多。她需要通过澳大利亚本地的教师资格考试，并参加一定时长的实习才能顺利毕业。但由于入境禁令，她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

“这学期有实习课，虽然老师们会为我制定新的学习计划，比如上网课，但实习还是很难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她也不得不取消参加即将于2月18日举行的教师资格考试。

据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ABC）报道，截至2月4日，大部分因为“紧急禁令”无法入境的中国留学生已返回中国，少数仍滞留机场，等待大使馆援助。至于那些在禁令宣布前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教育部要求，只要在过去14天内到过湖北省，这些学生必须自我隔离14天后才能进入学校。

直到2月15日，澳大利亚政府仍然没有明确解除禁令的时间。徐雪莉对自己的新学期并不乐观，“现在看，我延期毕业的概率很大。”

悉尼大学也于2月7日向中国学生发送邮件，告知他们延期开学的消息。学校同时还发放了调查问卷，学生可以选择在家上网课，然后在3月30日之前返校，或者免费延后一学期的课程。一些人选择绕道泰国，在泰国待满14天之后再入境澳洲，也有学生担心有新的变数。

一位武汉籍墨尔本大学学生表示，自己和身边的武汉同学此时不会离开武汉，“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学生们的情绪与是否得到充分信息有关。钱曦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4日，就收到了利兹大学发来的第一封涉及疫情的邮件。学校提醒学生，需要帮助时可及时向学校反映，并在邮件里附上了当地医院、心理咨询处和旅游局的联系方式与官方网站。

5天后，利兹大学开设了针对此次疫情的指导网页，里面记载了各类注意事项。同时，钱曦也收到了第二封邮件。邮件建议近期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去当地指定医院检查健康状况。又过了两天，钱曦接到了新的通知：只要是近期从中国返校的学生，一旦有任何感冒症状，都必须在家自行隔离14天;从武汉返校的同学则必须要去当地指定医院检查。

钱曦假期并未返回中国，目前能做的也就是减少出行、戴好口罩。截至2月15日，英国确诊了9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病例。但钱曦的同学们还没有意识到肺炎的严重性，他们只是偶尔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戴口罩。

03“旅行变成‘逃亡”

“你沒有理由去责怪他们，但是心里总会觉得有点难受。”

“其实这些来自武汉的乘客也挺可怜的，他们也回不了家。”

1月底，受疫情影响，英国伦敦的中国城冷冷清清。

1月22日，方建和父母由成都飞抵巴黎。这是他们春节假期旅行的第一天。但这次，气氛有些不太一样—次日，武汉开始进入“封城”状态。

“如果在23日或24日出发，我们可能会直接取消这次旅行。”方建说。他们一家到法国后，看到媒体在不断报道关于疫情的消息，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此后，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查看手机，“气氛有些压抑”。

变化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此前，他们一家在意大利米兰入住酒店时，前台还表示，如有需要可以帮助联系当地医院。1月30日晚上，他们到了罗马。他的父亲在电视前拿着手机，通过翻译App艰难地跟进着屏幕上的意大利语新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通过意大利总理的发布会了解到，当地政府正在严肃关注本次疫情，一家人立刻紧张了起来。他们决定取消原定于2月2日返程的机票，第二天就立刻回国。

方建抢到了1月31日晚从罗马飞回北京的最后3张机票，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下来。然而短暂的放松感只持续到了第二天中午，午饭后，他收到了航班取消的短信。他立刻打开手机查看新闻，发现意大利已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他的第一反应是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求助，然而大使馆表示，他们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只能建议他们自己通过第三国周转回国。顾不上对比价格，方建直接购买了2月1日从巴黎直飞成都的机票，一家人立刻动身前往法国。在离开酒店退房时，方建打算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令他意外的是，酒店方面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决定，并马上帮他们叫了出租车。

让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出租车上，司机一听说他们是中国人，摇下了所有的车窗。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一看到他们一家人便立刻戴上了口罩。方建发现，其他候机的旅客在看到他们的亚洲面孔时，眼神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你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但是心里总会觉得有点难受。”

好消息是，他们成功赶上了第二天中午从巴黎飞往成都的航班。此时，机场的中国人几乎全部戴起了口罩。

在这趟大约10小时的飞行中，空乘人员让每一位乘客都填写了健康状况调查表，并对来自武汉的乘客做了确认，之后便不断有人开始交换座位。飞机在成都着陆后，机组人员通过广播，让乘客们先留在位置上，随后点名叫走了约20人下飞机接受健康状况检查。通过旁边旅客与空乘人员的对话，方建了解到这些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旅客。在机舱内等待了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可以平安回家。

“其实这些来自武汉的乘客也挺可怜的，他们也回不了家。”方建在回忆这趟旅程时说，“一路上大家的行为我都能理解，所以整个事情更让我感受到一些说不出的难受。”

从另一个角度看，酒店业也在遭受打击。因为疫情，日本一些温泉旅馆的老板们就陷入了苦恼之中。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从1月下旬开始，日本栃木县那须盐原市的温泉旅店的老板们就不断接到预约客人的电话，询问入住当天是否有中国客人一同入住。

这些客人可能让旅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松枫楼松屋温泉旅馆的社长田代茂树说，即便店内目前还没有中国客人，预约的客人们也会进一步逼问他，如果有中国客人预约，旅馆是否会拒绝他们入住。

根据日本《旅馆业法》的规定，没有明确理由，旅馆不能单方面拒绝客人的预约。可田代茂树这么答复后，好几位客人立刻取消了订单。另一间旅馆—汤守田中屋，也在告知客人当天一同入住的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的客人之后，丢了两个订单。

盐原温泉观光协会会长君岛将介说，不仅是日本人，一些来自中国台湾的游客可能也会因为疫情影响取消旅行计划—在历年数据中，这些人在游客中占据较大比例。他“感到很不安”，因为不知道这种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04所有人都开始慌了吗？

“不用这么夸张吧。”

“他跟我讲话倒是客客气气的……但是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忧虑。”

2月6日，韩国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确诊人数突破20例，卡林明显感觉到身边的韩国人慌了—他们开始戴口罩上下班了。此前，看到她坚持戴口罩办公，她的上司还会开玩笑说“不用这么夸张吧”。

广州女孩卡林供职于韩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回国过完年，1月30日返回韩国时，她发现边检开始针对中国旅客实行体温检测了。此前，她朋友供职的另一家公司就要求中国员工去保健所检查，无异样才允许返工。作为公司唯一的中国职员，卡林开始担心我们的线上推送我们出版的书籍，自己会因过年往返了一趟中国而被同事们“嫌弃”，主动向公司提出要自我隔离14天。当时，韩国的确诊病例仅4例，卡林的上司据此判断，“哪有隔离的必要”。于是，抵达韩国的第二天，卡林就回公司复工了。

气氛紧张之后，卡林在和工厂负责人开会时，感受到了一种客气的疏离感。“他跟我讲话倒是客客气气的，但都要跟我保持一米的距离。我当时还戴着口罩，但是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忧虑。”卡林说。

但卡林依然觉得同事们对此次疫情不够重视。她对面工位的韩国同事感冒咳嗽也没有戴口罩，卡林对此有些不满，“我现在反而有点担心他们传染给我。”

在韩国留学，利用课余时间在东大门商场做兼职的中国女孩京奈，也没有感受到身边韩国人有什么“惊慌失措”，无论是在她工作的商场，还是平日里去买菜的超市，还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但旅韩游客打卡胜地东大门的生意，确实因为疫情变得冷清了。京奈的老板缩短了她的工作时间，她的工资随之减半。

社交媒体上说的韩国民众针对中国人的抵触，在京奈的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发生过。疫情也没有对她的人际关系造成很大困扰。几乎每天都会碰面的房东也没有说过什么。她之前做兼职的地方的老板还专门打来电话关心她。

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银行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陈志表示，公司要求所有近期从中国返回的雇员必须在家自我隔离两周。陈志并不在此列，但作为部门唯一的中国人，为了避嫌，他主动要求了隔离。“他们挺高兴我在家办公，毕竟老外还是有点担心的，但他们也觉得没啥大事。其实我就是找理由在家待着。”陈志说。

只不过，人们的担心仍然存在。在韩国从事语言教育工作的韩国女孩胜贤，因为韩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連去咖啡馆准备教案时都坚持要戴着口罩。她的忧虑主要源于新闻提到的那些已经出现症状却还坚持赴韩旅行的人。她也听说过网络上针对中国人的非常极端的声音，但她觉得太偏激了，“只是在现在这种特定时期，人们在与中国赴韩的人，包括从中国来的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而已。”

武汉市文化与旅游局下发通知，于1月23日取消所有旅行团队，要求所有武汉旅行社为旅客免费处理退款退团事宜。但在这一天前，仍有原定计划的旅行团与旅客飞往他们的全球旅行目的地。等到几天后疫情全面得到重视，很多事都有些来不及了。

05是“歧视”，还是“反应过度”？

“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

“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

陈诚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寒假没有返回中国，本来，学校针对疫情的各项举措应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不安和焦虑的情绪不断刺激着他，以及和他一样身处海外的留学生们。

陈诚来到纽约将近两年，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针对华人的不友好案例。但从1月底开始，学校陆续发生了一些让人无法忽视的事。社会工作学院（School of Social Work）院楼的厕所门上贴着辱骂华人的字条，巴特勒图书馆（ButlerLibrary）独立研讨室的黑板上写着“武汉病毒隔离区，KEEP OUT！”

很多在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写邮件向校长反映针对华裔群体的攻击行为，陈诚在纽约时间2月3日收到学校呼吁尊重亚裔的回应邮件。在那时，他没有感觉这封邮件有任何不妥，他只是将它当成学校一个官方性质的表态。但2月7日，陈诚在微博中用“隔靴搔痒”来形容它。与这封邮件一起晒出的，还有两封与学校自我隔离政策相关的邮件，陈诚觉得其中的“screen”（检查疾病）等用词和生硬的态度令人不悦。

陈诚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在倾听被隔离的学生讲述经历时一点一点堆积起来—这些学生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身份比较特殊，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学院之一，但拥有独立的董事会和财政机构。陈诚得知的关于疫情隔离的混乱情况都出现在那里。

1月27日，巴纳德学院的官网第一次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发布公告，介绍了病毒的相关信息和个人防护措施;2月2日，官网发布公告，要求在1月19日后从中国归来的学生填写登记表并自我隔离。公告还表示，学校会为被隔离的同学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但并未提及具体的帮助事项。

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联系，陈诚屡屡看到被隔离的同学抱怨学校隔离措施不规范。单就隔离期间的餐食问题，学校就先后改了3次方案：最开始，学校要求被隔离学生自己订外卖，但前往公共区域拿外卖并不在隔离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而后学校表示会为自我隔离的同学提供餐食，但送餐时间常常不在正常饭点，有一餐没一餐的现象也是常态;学院还曾表示，周末不提供餐食，只会提早送一些生鲜，但被隔离的同学同样不能使用公共厨房。

缺课是另一个问题。新学期已在1月21日开始，但截至2月15日，仍未有任何官方回应具体的解决方案。

陈诚与身边中国留学生的情绪爆发点，来自一位被隔离学妹收到的邮件。陈诚将这封邮件形容为“威胁”。据他描述，在学校隔离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这位学妹因前往浴室错过学校的查访。之后她便收到邮件，学校要求她说明行踪，否则将受到行为处分。

陈诚在微博上晒出了中国留学生们认为“令人不悦”的学校邮件词句。评论区中，另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流露出愤怒情绪—疫情发生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学生们反应过度。

陈诚并不否认存在“反应过度”的可能，但他认为这种“过度”是合理的。他说，前期种族歧视事件的发酵和学校隔离举措的种种不到位，导致学生们在遇到邮件问题和看待学校处理其他问题的方式时更加敏感。

“这些被隔离的同学会用非常政治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邮件和老师的语气。”陈诚说，“你没有办法防止这件事。”

巴纳德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不想就此噤声，他们向学院表达了不满。2月6日，巴纳德学院院长Leslie Grinage发表公开信函，承认先前学院与学生的邮件沟通中可能存在误解。部分中国留学生打算在纽约时间2月9日晚与学校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老师交涉，以求得到具体、规范的解决方案。

陈诚加入了他们讨论如何交涉的社交网络群，他建议一定要说明，在学生们有恐慌情绪的前提下，鉴于近期学校的行为，学生们产生关于种族歧视的猜测和联想都是正常的。他也建议强调，发生这些，是因为学校的隔离政策确实有很大的漏洞。

2月9日，巴纳德学院再次发布公告，为先前邮件中的过激用词道歉。

与“种族歧视”有关的报道也确实在引起人们的紧张情绪。根据《纽约时报》1月31日的一篇报道，超过4000人参与请愿，要求一家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报纸《太阳先驱报》（The Herald Sun），为在头版中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歧视行为道歉。截至2月15日，请愿还在继续，已有超过7万人参与请愿，《太阳先驱报》仍然没有发表回应。

一名居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中国男性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反对歧视。

1月，日本已在东京成田机场立起标识牌，提醒从武汉来的旅客注意申报。 目前，日本各类禁令与防控措施已进一步加强。

2月1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市长Dario Nardella鼓励市民理性看待疫情，在Twitter上发起了“给中国人一个拥抱”（#AbbracciaUnCinese）的话题。一天后，一名居住在佛罗伦萨的中国男性也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无声地反对歧视：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他用黑色绷带蒙住双眼，戴着白色口罩，站在写有“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标语的广告牌旁边，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行人有的直接路过，有的拍照，还有的摘下他的眼罩和口罩给了他一个拥抱。整场行为艺术由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策划。记录整个过程的视频于2月4日在Facebook上发布。目前，已有超过40万人观看过该视频。

另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来自美国《华尔街日报》，它于2月4日发布了名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亚洲病夫）的专栏文章，虽然评述金融市场，但也对比描述了此次疫情。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在Twitter转发这篇文章时收到了100多条批判性评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名做民族学研究的教授Catherine Ceniza Choy，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表示，“由主流媒体发布的这类言论，可能会导致造成更多的恐惧与担忧，以及增加针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敌对情绪。”

这个标题也引发了华人的愤怒，他们启动了需要10萬人签名的白宫请愿书，要求《华尔街日报》向华人道歉，或更正标题或撤回文章。目前，投票数已集齐。《华尔街日报》则在2月6日刊登了两则表达批评意见的读者来信。

荷兰首相吕特在一场于2月7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荷兰社会近期出现的因中国疫情歧视亚裔的倾向，但这并没有阻止歧视行为的发生。就在当天，荷兰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广播电台之一Radio 10播放了一首嘲笑中国疫情事件的歌曲，歌曲将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国人联系起来，并警告听众远离中餐。此事引起了荷兰华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线上网友共同向荷兰国会二院提交了“我们不是病毒”请愿书，并要求Radio 10道歉。截至2月11日，包括一些荷兰人在内，已有接近5万人参与请愿活动，Radio 10电台发布在YouTube上的该歌曲视频也已被删除。电台DJ在Facebook上道歉，同时声称自己是幽默，并未提及歌曲和冠状病毒的事。

截至2月15日，德国在此次疫情中的确诊病例数已达16例，其中2例是从武汉撤回的侨民，其他14例都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Webasto有关。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一名来自上海的病毒携带者在1月19日至22日间参加了该公司的工作坊，并最终造成14人感染。Webasto的董事会主席Dr.Holger Engelmann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一些没有感染风险的员工也遭遇了不友好的对待，即使他们已经非常积极地应对此事。“我希望人们可以更理智地对待这件事。”他说。

2月6日，中国台湾地区首位受感染者出院。她是一个回乡过年的台商。因为“带病回台”，她遭遇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出院时，她向公众发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自己很抱歉成为台湾首例确诊患者。但她也说，“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钱雪婷、熊笙、李萍、徐雪莉、钱曦、方建、卡林、京奈、陈志、陈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