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更好的宏观经济学：回归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

[德]海因茨·D.库尔茨 [意]尼里·萨尔瓦多里 李 酣 译

内容提要 主流宏观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回应最近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的重大挑战，从而亟需学科的改革。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体现在它的微观基础是无效的，代表性主体的假设排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些关键性宏观经济命题；主流宏观经济学忽视了导致边际主义理论陷入困境的资本理论争论，也忽略了创新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的颠覆。回到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建立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系统，有助于实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引 言

布兰查德(Olivier J.Blanchard)和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在新近题为“反思稳定性政策：演化还是改革”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由于主流宏观经济学思想显然在直面大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大衰退”的挑战时已经败北，所以这一学科需要做出一些重要改变。至于这种必要的改变在本质上更多体现了一种“演化”还是一场“革命”，他们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仅仅做一些美容手术行不通。他们强调，更仔细审视金融部门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也是不够的：“教训应该远远超出这些，也迫使我们对以往珍视的一些信念提出质疑。”这其中就有“经济体是自我稳定的假设”和“暂时性冲击[不]可能产生永久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珍视”的信念，它们可能有助于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遏制经济系统容易发生的不稳定。其中一些受到了布兰卡乔和卡利法诺以及包括保罗·克鲁格曼、保罗·罗默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我们要批评另外两种信念：第一，在经济系统的“实体”部分，供给和需求在新古典意义上运行良好，并产生稳定(通常也是唯一)均衡的假设。第二，技术进步将被经济系统平滑吸收，而不会引发像约瑟夫·熊彼特深信的那种动荡起伏的假设。我们将证明，这两种假设一般不能成立。因此，通向不稳定、危机和周期性行为的路径似乎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多得多。我们首先简要评论了一些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糟糕表现负有一定责任的关键假设，尽管有相反证据，但它们无论如何都缺乏其支持者通常所声称的“微观基础”。这些关系到，首先，存在一个能够围绕其行为建立整套理论的“代表性主体”假设；其次，该主体具有宏观经济生产函数；第三，市场的萨伊定律是成立的，根据该法则(在封闭经济中)，总投资需求紧密围绕充分就业时的储蓄而变动，这意味着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紧密相关。如果萨伊定律不成立，有效需求不足将会产生持久影响。

无效的微观基础

现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支持者们通常以其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为傲，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这只是一个无效论点。只要看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那些有影响力的研究，就会发现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了。①众所周知，卢卡斯试图将跨期一般均衡分析的一个精简版本应用于传统宏观问题。他解释说，这涉及用新近可得的更好分析工具来处理这些已有问题，而较早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和同源的宏观计量经济学都无法有效解决它们。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涉及工具的“进步”。它实际上意味着宏观经济学范围和内容的根本性重新定位，这与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状况截然不同。虽然它最初是一种聚焦于短期的理论，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长期理论。卢卡斯声称，在长期，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这些市场都有望平滑运转。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大胆的假设或公理，即所有市场在任何时候都能出清，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出清的劳动力市场”。这就避免了曾经关系到宏观理论存在理由的问题，即要解释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何时出清和为什么没有出清，以及对此能够做些什么。②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大多就是充分就业理论。卢卡斯的改动并非反映宏观经济学范围内的连续性，而是涉及一场在这个词汇的准确含义上的革命：回归到一种基于早期边际主义(或新古典)学者界定的“萨伊定律”的经济学。这种概念化将劳动力市场也归入“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并试图以通常相对立的、被设想为方程或图表的“需求”和“供给”力量来分析它。③

一些古典学派学者从是否可以预期储蓄决策能够迅速带来相同规模的投资决策这一角度，对萨伊定律进行了讨论。没有被花费而是储蓄起来的收入并不构成有效需求，因此这可能意味着总有效需求低于生产能力。当且仅当与商品需求有关的投资介入时，才可以避免一种“商品普遍过剩”，而这是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名争论中使用的术语。从这个角度看，卢卡斯的宏观理论方法假定总投资始终等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储蓄，即等于充分利用所有生产资源而产生的储蓄额。他认为，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之间不存在不一致，因此不存在总有效需求问题。然而，只有当企业预期能够在任何时间点销售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又确实在任何时间点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劳动力市场才能“在任何时间点”出清。即使是随便看一下真实世界，任何时间点都能出清的劳动力市场的假设都得不到支撑。卢卡斯用更进一步的假设来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即存在一个“拍卖人”，他“非常迅速”地工作，并且奇迹般地设法将“你喜欢的任何一种动态”的逻辑，简化为一个持续处于充分就业—充分生产能力均衡状态的经济的逻辑。因此，通过假设，市场失灵、有效需求和失业等问题已经从这种观点中被消除了。

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普遍使用的“代表性主体”这一角色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它将李嘉图看来最重要的收入分配这一政治经济学问题移出人们视野，因为代表性主体没理由关心其收入是由工资还是利润组成，这两种收入都属于他/她。但不同的主体存在明显差异，众所周知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论”再次成为热点。④其次，从来没人通过一种一致性的加总过程，从一群异质性主体中推导出代表性主体。如果主体表现出不同的动机，拥有不同偏好，他们的行为通常也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有这些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都被排除了。因此，将讨论的主体称为“代表性的”是错误的：它不代表多种不同的主体，而只表示单一主体。⑤在金融经济学中，消除多样性通常被认为是传染的结果，并最终导致羊群行为，进而引发了泡沫。传统宏观经济学正是从这一主体的概念开始，排除了相异的世界观、行为类别、利益冲突，以及将这些转化为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大胆使用了一个隐含的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不管经济系统中发生了任何事情，代表性主体都无动于衷并毫无影响。他就像浪涛中的一块岩石，在无限的时间范围内坚定不移地最大化跨期效用。无论做什么，他都会以一种最佳方式做，那么这样的经济系统怎么会误入歧途呢？按理说这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通常被人们误称为“总量”。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可以通过从微观经济生产过程开始的持续性加总过程来建立它。实际上，人们已经证明这种情况只在极端特殊的微观经济基础上才成立。此外，在企业1仅生产商品1，企业2仅生产商品2的特殊情况下，“整个系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仅由平面组成；相对产出价格将固定不变……可能将产出加总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如果劳动力是唯一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所有商品都能被生产出来，那么当且仅当劳动价值论成立，才存在总生产函数！

资本问题

资本论战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当时引起了最大关注的是切换整套技术(或者生产系统)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技术一般不可能单调有序地对应于利润率(或更确切地说，是w/r比率，其中w是实际工资率，r是利润率)。这意味着“投入品比例”的变化方向不能与分配性变量的变化明确联系起来。这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常使用的边际主义替代性原理矛盾。根据这一原理，工资率相对于利率(或利润)的增加(减少)，促使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者雇佣相对更少(更多)的更昂贵的劳动力。传统的替代原理是要素服务的一般需求函数的基础，这些需求函数相对于要素价格具有相反的弹性。通过这种切换，需求函数不需要在整个域内向下倾斜，可能呈现出一些上升部分。因此，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不一定像边际主义理论主张的那样总会导致就业的增加。人们有时称这些资本论战的成果是无价值的，而且与“真实世界”和经济政策问题无关。然而，我们正考察的结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就业可以通过实际工资的上升而非下降来增加，这将彻底颠覆传统观点。

这一成果遭到了边际主义学派圈子的质疑，促使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要他的学生戴维·莱瓦里(David Levhari)去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和皮兰格罗·加列格纳尼(Pierangelo Garegnani)等人表明这一证明是有缺陷的，并从多方面加强了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

逆资本深化(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或资本逆转(capital reversing)是指资本劳动比(K/L)或资本产出比(K/Y)的比率与利润率或r/w比率之间的关系是递增的，而不是像传统的边际主义宏观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递减的。同样，投入比例不一定处处与“要素价格”比例成反比。

人均(即每单位就业劳动力的)消费c和利率r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普遍看法相悖，因此就像其他与边际主义信条相矛盾的结果一样，被其支持者称为是“反常的”。

对边际主义理论批判的意义何在呢?在最深层次上，它批驳了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边际主义“幻象”以及边际主义所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更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对根据一个人一次只能改变一种商品或要素服务价格的假设，从而狭隘且错误地使用“其他条件不变条款”的抨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其他一些价格也必须相应改变。在我们以上这些解释的意义上使用其他条件不变条款得到的结果，必然在定性和定量上都是误导性的：它们可能假定一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形式，而这些与从(更)一般框架中推导出的关系形式相反。因此，对经济政策建议而言，局部均衡分析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指引。

根据这些关于资本的理论发现，传统的投入需求和产出供给的微观经济“原理”问题很大。传统的供求分析工具并不像我们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可靠。

这些“否定性”发现仅仅是相对于边际主义理论而言，但鉴于后者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些发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价值和分配领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批评已经延伸到经济学的国际贸易、增长与发展以及税收等领域。

那些自认为或者通常被认为属于主流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们，对此有大量回应。萨缪尔森在1966年以“总结”为题的论文中承认了这一批评的正确性。他和埃德温·伯迈斯特(Edwin Burmeister)对人均消费与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感兴趣。这被人们视为是剑桥争论中确立的最引人注目的“反常”论点。罗伯特·卢卡斯在“马歇尔讲座”中觉得有必要问问资本理论的剑桥争论中到底谁是正确的。他推断，如果议题是资本是否由异质性的生产资料组成，他就大方承认：“这个问题早已得到解决，而大西洋的英国一侧占据上风。”仿佛资本品的异质性曾经是或可能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样!但是，接着他又出人意料地补充说：“物质资本应该被当作同质性资本来对待。”他坚持认为，与人力资本一样，物质资本“最好被视为一种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力量，我们这样假定它，就可以用一种统一的方式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某些事物”，这为他这次激进的转变做出了辩解。人们只能怀疑这种假设是否存在任何局限性。无论如何，卢卡斯讨论过困扰着边际主义理论的资本理论问题，却又无缘无故地忽略了它。

另一方面，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强调，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呈现任何形式。这就意味着，以利率表示的资本“需求函数”不一定在它与一条给定的资本“供给曲线”相交的、可能是唯一一点上是向下倾斜的。由此产生的均衡虽然是唯一的，但却是不稳定的。我们可能会问一问马歇尔，一个不稳定均衡有什么解释力呢？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追随卢卡斯，完全忽视了关于资本理论的剑桥争论的成果。今天，关于它的知识很贫乏。许多同事甚至不知道这些争论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更不用说它的成果是什么，以及这些成果会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即经济学科学是遵循一个目的论的过程，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和凯歌高奏的步伐，从错误的思想和认知走向了真理。

然而，在一个正利率的框架中暴露出来的、困扰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难题并不止于此。正如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和阿里哥·欧珀切(Arrigo Opocher)所证明的那样，即使在零利率(或利润)框架下，那些“被珍视的信念”通常也无法继续支撑下去，特别是要参考他们的新书《全产业均衡》(FullIndustryEquilibrium，2015)，也可参见《计量经济学》(Metroeconomica，2017)杂志上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论文集。

零利润框架下的边际主义经济学问题

斯蒂德曼和欧珀切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对于生产商可以选择的给定技术可能性集合，即使消除额外利润和损失，同时实际利率为零，在局部均衡框架中推导出来的微观经济“投入品需求定律”一般也不成立。例如，一种基本投入品，包括各种类型的生产出来的投入品(生产资料)的价格(服务)变动，可能会导致投入品使用的质变。

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果：在只有任意数量的基本投入品，或者只有两种投入品(至少其中一种是生产资料)的例子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传统的投入品需求定律正确地预测了替代效应。有两个以上的投入品，当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生产出来的时候，一种投入品价格的参数变化通过整个经济的成本和价格调整，在其他价格中产生了各种补偿效应。基本投入品和生产出来的投入品之间有本质区别:当基本投入品的价格相对于所有其他投入品的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时候，生产出来的投入品的价格，相对于某些投入品的价格上升，同时相对于其他投入品的价格下降。这就是即使所有成对投入品都是希克斯替代品，也没有任何“投入品需求定律”可以预测所使用的生产出来的投入品会发生质变的原因。由此可见，通常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实证分析中假定的那种生产出来的投入品使用与其价格之间(以一些一般等价物表示)的简单关系，缺乏任何理论意义。

例如，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资率的增加与每单位产出带来的劳动力就业增加有关——熊彼特设想了这种可能性，但却缺乏构建它的分析性工具。因此，我们得到了公司和行业层面的现象，这多少有些让人回想起在整体经济层面中发生的资本再转换和资本逆转。简单和看似不显眼的投入品需求和产出品供给的“定律”就被打破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声称：“令人高兴的是，在价值规律中，再没有什么留给现在或未来的学者去解决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已经完成了。”然而，斯蒂德曼和欧珀切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即使是一个半世纪后，这仍然是不正确的。

这两节的研究成果表明，以需求和供给曲线表达的市场不必是稳定的，因为对均衡的偏离会激发那些将逐渐消除它的力量。那种市场和经济会自我稳定的假设通常无法维持。边际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文章对这一效应有各种不同观点，后者通常将其与消费理论中的“吉芬案例”进行比较，从而试图贬低它的重要性。⑥

我们下一节将进一步论证为什么应该放弃这一假设。正如熊彼特着重指出的，创新涉及一些“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可能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的稳定性。

创新：不稳定性和周期性行为的一个来源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压倒一切的事实”，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必然是周期性的，并一再面临危及资本主义全球稳定性的时刻。熊彼特深信，繁荣和萧条通常是影响实体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经济的金融侧促进了发展，也可能加剧和拉长衰退。在他看来，大萧条的严重性是康德拉季耶夫、朱格拉和基钦这三种不同周期的波谷不幸重合造成的。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电力、化工和汽车行业的利润不断减少，反映的就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最后阶段，最终导致了大萧条。加蒂(Delli Gatti)等转而注意恶化了大萧条的那些事件和刚性，聚焦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技术变革的影响上。对农业产出的需求缺乏弹性，加上因生产率大幅提高而被替代的失业工人导致离开农业的成本高得令人却步，都使得工资和农民收入不断下降。这些波及了其他经济部门，进一步恶化了局势。创新带来了实质性毁灭，并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造成了挑战。这促使罗斯福出台“新政”来防止整个系统陷入混乱。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了经济的脆弱性，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金融现象，但有理由认为制造业的技术变革及整个体系对其消化吸收不足，对所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一般经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体系的稳定性始终持有坚定信念，但这些信念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随着雨果·索南夏因(Hugo F.Sonnenschein)、罗尔夫·曼特尔(Rolf Mantel)和罗拉尔·德布鲁(Gérard Debreu)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得出了令人深思的结论，让那些主张传统观点的人站不住脚。简而言之，除非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对总超额需求函数施加限制的那些通常假设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非常大胆的假设，否则任何稳定性证明看起来都很糟糕。这些额外假设意味着那些主体拥有无限量信息！造成这种否定性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无论在一个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影响到所有其他市场，并继而反向影响前一个市场，如此周而复始。这个过程通常会产生一些收入效应。因此，劳动力市场的较低工资会导致对消费品的较低需求，进一步会减少劳动力需求，如此等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强调过的、作为经济体特征的循环流转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挫败了传统观点。有关稳定性的负面结果促使包括马丁·黑尔维格(Martin Hellwig)和阿兰·科曼(Alan Kirman)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将阿罗—德布鲁类型的一般均衡理论称为一个失败的研究。适用于一般均衡理论的东西甚至更适用于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后者自诩为前者的一个简化版本。

一段时间以来，阿罗表达了他对这种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的失望。他指出，因为经济主体的决策是基于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而后者的行为又基于对前者行为的预期，如此类推，预测未来的经济事件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难。凯恩斯针对金融市场特别强调，这必然要求形成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经济学家试图预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因此面临着预测所有这些相互关联预期的极为艰巨任务。哈耶克坚信，完美信息假设会使人陷入难以克服的哲学困境，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阿罗坚称，市场体系想要做到完美，将会要求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从现在开始永恒存在。然而，世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备的市场集合。特别是还有一些产品和生产方式尚未被人们发明，这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宏大主题。阿罗自己因此远离了支撑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大力提倡的“价格包含了做出(好的)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阿罗反而强调大量重要信息并不是由价格体系传递的。恰好在泡沫破灭前的股市上的价格就证明，它们几乎没有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由此看来，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说”根本无法维持。

2013年10月22日，阿罗在奥地利国家银行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指出创新破坏了一般均衡理论中一些常用假设，并可能导致传染和羊群行为现象。他强调：

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们对彼此持有的一套信念。他们通过搜索、计算和分析来改变这些信念，当正确地看待这一过程时，就会产生相对我和其他许多人所发展的标准理论的很大异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发现我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麻烦。

我们可以引用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的话来做总结：“自认为我们理解经济如何运作就是狂妄自大，其实我们并不理解。”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为解读经济运行提供了一种特别具有误导性的工具。

我们现在简要地谈谈布兰查德和萨默斯提出的问题，即暂时性冲击是否会产生长期影响。从凯恩斯主义或卡莱茨基主义的观点看，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短期事件的长期影响

人们对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和价格的作用有一些不同看法。在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特别地，古典理论中没有假定经济系统倾向于充分利用其生产性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在竞争经济中，劳动力失业在短期和长期都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在这方面，特别可以参考李嘉图关于引入和推广改进的机械，以及其他形式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力替代的讨论。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也允许存在持续性失业。布林德曾经问过：“如果有一个系统性的、平均来看产出太低的趋势，将会怎么样？”他自己回答说：“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在不削峰的情况下填满波谷的目标开始变得有意义了。”然而，与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将失业归因于市场不完善和各种摩擦，认为它们阻碍了经济迅速(或彻底)稳定到充分就业的位置。布兰查德和其他人的模型都将价格作为稀缺性指标，这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是找不到的，下面对此进行论证。

顺便提一下，从早期开始，许多学者都对资本主义与边际主义理论通常秉持的劳动力永久充分就业观点之间的相容性表示怀疑。原因是充分就业侵蚀了工作纪律，将权力的天平从资本所有者向工人和工会倾斜了。

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系统持有不同观点的基础，体现在他们对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方法中。根据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正常的或“自然的”价格不能完成引导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任务。价格并不像边际主义理论所说的，是稀缺性的标志，而是反映了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产品在工人、资本所有者和地主之间的分配情况。收入分配并没有参照对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需求和供给来解释。只有在自然资源方面，才能在某些条件下用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分配(租金)。利润是指在给定的生产系统和给定的实际工资(或工资份额)内取得的剩余收入。⑦

受需求约束的系统的一个特点是，过剩产能在较长时间不会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很容易成为那种资本存量总是或多或少得到充分利用的幻觉的牺牲品。我们熟悉的是工人失业时间越长，就越难重新融入就业体系，因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同时，技能会逐渐衰退，工作能力最终也会如此。厂房和设备的任何未充分利用都意味着社会产品更少，额外资本的形成率也会较小，社会产品的增长率也更低。因此，缺乏生产能力支撑的有效需求水平在短期内反映为产能利用不足，在长期反映的是放弃了额外增加的生产能力带来的机会。虽然劳动力将随着有效需求失灵导致的持续失业而减少，但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将低于可行速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的全部影响都被掩盖了。粗心的观察者实际上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远来看，这一系统可以被假定为在接近充分就业和产能利用的条件下运行，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有效需求减缓了经济供给侧的发展。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在不考虑总有效需求的情况下研究供给侧，这是一种误解。

通过假定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新旧边际主义理论都遵循了索洛的例子，他在1956年的研究中明确地搁置了有效需求问题，并假设了所谓的“走钢丝的经济增长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索洛屡次强调过。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但包括卢卡斯在内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家仍然几乎只关注潜在产出的演变，而忽略了所有有效需求的失灵。有趣的是，《经济增长手册》的主题索引中还没有关于产能或资本利用的条目。忽略需求侧，也就是假定萨伊定律成立，从长期增长相对于短期波动的压倒性重要性来看是合理的。这些学者都是上述幻觉的受害者。假设两个经济体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政策，历经一系列的繁荣和衰退，成功实现了比后者更高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假设前者年增长率将达到8%，而后者的年增长率仅为7%。从短期来看这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但根据复合(瞬时)利率公式，大约70年后前者就要比后者的规模大得多。因此，有效需求在短期和长期都很重要。过往经验还表明，没有理由假定实际储蓄可能会紧密围绕充分就业和产能充分利用的水平变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失业率都持续居高不下，这强烈表明，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增长和发展问题不能得到充分解决。

结束语

鉴于过往，我们想知道主流宏观经济学和稳定性政策的“演变”是否会发挥作用。我们其实很倾向于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某种“革命”。“革命”一词的一个含义是回到早期的政治、经济或科学的状况。在政治学意义上，这可能意味着社会摆脱了一个被认为是非法的专制制度，并恢复所谓的合法社会和政治秩序。在经济学意义上，向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看待经济体系及其运作方式的复归，有助于宏观经济学学科走出现存的令人沮丧状态。

在我们看来，为了尽力找到更好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抛弃“代表性主体”的建模方式，转向允许构建具有不同动机和利益的异质主体模型。经济运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行为等驱动的。

2.抛弃单一商品的假设，允许经济中存在具有不同生产力的部门；至少应该区分一个生产资本商品的部门和一个生产消费品的部门。

3.放弃在某一特定时刻，经济中的“资本数量”可以独立于相对价格，从而独立于资本回报率而存在的观点，同时允许资本存量的价值可以随着收入分配而变化。

4.抛弃技术进步可以与来自天堂的甘露，或者地球上均匀下降的暖雨相比，从而可以平滑和稳定地提高生产力的观点，同时允许存在扰乱经济和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实体和货币部分相互作用。

5.抛弃只有一种形式的技术进步的观点，允许具有不同的形式，通常对劳动力就业的数量和质量、经济结构、市场形式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产生不同影响的技术进步。⑧

6.抛弃认为经济的金融和货币部门本质上稳定和有效的观点，并允许存在传染和羊群行为现象。

7.抛弃萨伊定律以及投资和储蓄通过货币利率达到平衡的观点，同时允许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经济通常不会紧紧围绕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充分利用，也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实现储蓄的充分利用所确定的道路而增长。

8.抛弃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首先是由消费者和储蓄者，而不是由投资者和创新者决定的观点，并考虑到在一个拥有复杂金融机构的经济中，流动性可能是独立于储蓄而存在的。

9.抛弃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损耗对经济没有明显影响，完全可以忽视的观点，允许存在一种自然资源尽管其生产和使用数量连续变化，但其价格可能会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10.抛弃有目的的人类行动只会产生预期后果的观点，认真对待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见解：“看不见的手”首先指的是人类行动的意外后果。正如亚当·弗格森所说：“历史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要回到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也要回到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方法，并对它们做进一步完善。

①更多内容，请参见大卫·莱德勒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已有发展方式的动因的再现。Laidler D., “Lucas, Keynes, and the Crisis”,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2009, 32 (1), pp.39～62.艾伦·布林德也批判了卢卡斯，为凯恩斯进行了辩护。Blinder A.S., “Keynes, Luca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87, 77(2), pp.130～136.

②布林德恰如其分地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局限于那种排除巨大市场失灵，从而创造出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的微观基础吗？”

③人们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定律的最初表达中找不到这样的小前提。李嘉图认为，这一“定律”仅仅适用于为市场生产出来的商品，不适用于无法这样生产出来的劳动力(权力)。因此，李嘉图坚信，资本通常会找到就业。古典学派学者也没有提出一个事物的价格与它在市场上的需求或供应量之间存在确定量化关系的思想。

④皮凯蒂著作的成功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学中对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忽视，而这是代表性主体的魔咒导致的。Piketty T.,Capitalinthe21st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可以肯定的是，当偏好属于“格尔曼偏好”时可以加总，这种偏好满足有关消费者行为的严格限制性假设。为了不放弃“微观基础”而必须假定这些偏好，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⑥熊彼特在19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为传统的长期需求和供给理论进行了辩护，驳斥了认为它无法解释事实，尤其是收入分配的指责。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反映了一位彻底的传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强调了生产和消费中“完全主导的替代性原理”。基于这一原理，他支持单调递减的传统要素服务需求法则。出人意料地，他又展示了他的“异常”思维而破坏了他刚才颂扬的教条：他提到了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一个非常规形状，并与消费理论的“吉芬悖论”进行了类比。他强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工资上涨后，企业家发现放弃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有利的。”Schumpeter J.A., “Das Grundprinzip der Verteilungstheorie”,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 1916～1917, 42, pp.1～88.

⑦当然，工资也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剩余收入，前提是在给定的生产系统内保证得到最低水平，同时利润率反映了中央银行的政策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⑧有理由认为，基于“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以及伴随着“超级明星公司”崛起的“数据资本主义”，将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经济体系，并改变其运作方式。Kurz H.D., Schuetz M., Strohmaier R. e Zilian S., “Riding a New Wave of Innovations, A Long-Term View at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 2018, 44(4), pp.545～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