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情·食火

摘 要：山东省青年作家尚启元的《芙蓉街》以一条老街为窗口展示近现代史上泉城济南的历史变迁，此中既有历史索引的“探幽”，亦有人情冷暖的“感知”，更有人间烟火的“箴言”。透过一部小说，作者立足当下，既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当下日常生活的窗口，也为我们诠释了“为人生文学”的真义。整体而言，此作虽有些微不足，但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青年作家的力作。

关键词：《芙蓉街》 历史 人情 食火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某一条街或某个茶栏酒栈为窗口展示社会历史风景的作品不乏其例，远有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老舍的《茶馆》，近有古华的《芙蓉镇》、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范小青的《锦帆桥人家》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一条街、一座楼或一间茶馆为视角展示了该地社会历史的变迁。就此而言，山东省青年作家尚启元的《芙蓉街》亦属此一行列。以某一固定场所为窗口，斗转星移展现社会历史变迁，这既是小说叙事中最为经典的“空间时间化”模式，亦是站在历史的今朝“当代史”审视局部场域历史发展变化的“制高点式”范例。但正如每一本书的产生都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一样，“谱系式”的创作并非是作者们的一次次“重复”，而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对逝去历史的一次次“追寻”与“发现”。身为“90后”的尚启元，“行走江湖”“浪迹天涯”的时间与广度自然远比不上如上这些文坛耆宿，但当他以“稚嫩”却“果敢”的笔触，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历史名城、古旧老街的故事时，我们还是不禁感叹，这是作者用真情索引历史写出的一段“探幽”，是当代青年作家写给古城济南的一封“情书”，也是“90后”的年轻人以自身经验为根基写给当代日常生活的一篇“箴言萃语”。

一、历史索引的“探幽”

《芙蓉街》首章起始于对芙蓉街地理位置的介绍：该街“北起西花墙子街南口，南与泉城路相连，东邻马市街，通起凤桥街、翔凤巷和芙蓉巷，西邻玉环泉街，通省府东街”。“在街上周围有抚院、都司、布政司、贡院、府学等衙门机构。商家众多，中药、西药、笔铺……小吃、钱行，鳞次栉比”a。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大淖记事》开篇并没有主人公的急于出场，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大淖周边的环境以及此间的风俗与人事，直到行文下半部分，巧云与十一子才姗姗来迟，徐徐登场。这样的写作方式典型地凸显了汪老下笔的从容，当然，也更表现了其抒情的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抒情的有机结合。就此而言，尚启元的书写策略虽“形似”但“神”还远不似。与汪老的下笔老成相比，此作而更接近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模式：开首先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弄堂）、语境氛围（流言）、人生起点（闺阁）、人物表征（鸽子），最后才引出主人公王琦瑶的传奇人生。尚启元的作品叙事有近于此，在对芙蓉街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事氛围进行了足够的渲染后，他回归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以“人物”为中心。

以人物为中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中国传统小说最为常见的叙事方式，但尚启元的作品与之有别的一个地方在于：此文描写人物不仅有一条“显”的脉络，还有一条“隐”的线索。换句话说，尚启元的作品在小说文本之外还有一个“潜文本”，在“济南”这个小文本之外还有一个大文本——“中国”。申丹在《叙述、文体与潜文本》一书中曾指出：“若采用叙事学（叙述学）和文体学的方法，且运用得当，有利于挖掘这些作品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潜文本。” b在此，我们无须纠结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家们绵密无比的叙事学研究方法，而只需“抓点因由”，将“整体阅读”与“细节阅读”两种阅读方式相结合即可发现：《芙蓉街》的故事，虽局限于济南，却无处不是“中国”历史的“回响”。至于如何描述这一“潜文本”，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更加独特、更为别致的叙述手法：“双城记”。

读过《芙蓉街》的人，大多会感觉到一种命运的“黏连”。就此而言，此书虽然写的是一条街或一座城的故事，但在其背后，或者说，在“济南”这一文本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潜文本”——“北京城”。小说主人公陆明诚，生在北京，长在济南，意志消沉时又返回北京城去“寻根”，但“寻根”的结果却是在鲁菜大师彭柯的点化中明白了自己的“宿命”：“在这里（指北京——笔者按），我爹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目标。当年他叱咤厨界，风光无限。估计我做得再多，也很难超越我爹。也许老天爷都安排好了，我应该回济南，在济南的厨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陆松宇的一生都在选择，在他选择的背后，表面上看是“出人头地”与“平平常常”的“生存之道”之争，但实际上却潜藏着“微言大义”。至于此“大义”为何？似乎作者都有些写作上的“意图迷悟”。尚启元在《后记》中曾述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隐约感到有宿命论的影响，但事实上，正如新批评派理论家所言：“作者意图中的世界和作品实现出来的世界，或者说作者的愿望和作者的实践，是有区分的。” c“宿命论”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一个描写历史的作家都有此感，但我们作为读者，尤其是当代读者，如若也一味以此为出发点，那必将步入作者的“意图迷悟”之中。对此，我们仅需将作品本文与其“前文本”相联系就会发现，作者的“实践意图”远非如此。陆明诚作为小说文本中的第二代“厨神”，在他出生之前，其命运早已得到了暗示：名震一时的鲁菜名家“郝爷”有两大徒弟，一为高德生，他在济南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安分守己，善始善终；另为陆明诚之父陆松宇，他凭借高超的厨艺被召进宫成为二品御厨，风光无限，却最终在别人的嫉恨中殒命身亡。阅读至此，我们即可发现，高、陆两姓的命运分歧在文中不仅暗示着人性中“欲望”与“本分”的争斗，还隐藏着一个关于“皇城”与“权城”的“密约”，一言以蔽之，高、陆之争隐藏的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政统”与“道统”d之争：如若说北京城代表的是权力所在的“政统”，那么山东首府济南在此更多地意味着以原始儒家为代表的“道统”。“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就如鲁菜与京菜的关系一样，虽彼此扶持，但亦时有所争。至于二者究竟孰是孰非，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理论谜题，而只需看主人公陆明诚的最终抉择即可发现：对中国人来说，人生的真谛不在于一时的权势熏天而在于“大味至淡”的“返璞归真”。“政统”的中国随时都会因为时势的变迁而分崩离析，但“道统”的中国却情脉相连、源远流长。这既是作者的历史回眸，也是他的当下感知。就此而言，尚启元在隐约的“宿命论”的指引之下，却替我们开启了一个“潜文本”的故事：孰为人生的真谛，一目了然。

二、写给济南的“情书”

说到“情书”，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日本电影《情书》，但凡观影者无不为渡边博子与藤井树的凄美爱情所动容，但也有一类情书，它没有山盟海誓的宣言，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节，却多了一丝真诚质朴与慷慨悲歌。如先秦时的楚地民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e再如，林觉民的《与妻书》：“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f。对此，我们就如若硬要将“西湖”比作“西子”，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芙蓉街》中既有《情书》般的痴情动人，亦有《与妻书》般的慷慨悲歌。深挖此中缘由，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这份情书之所以如此深沉，主要是因为它诞生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

泉城济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末周初，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在这四千多年的时光里，这座古老的城市究竟经历过多少次兵拏祸结，恐怕专业的历史学家都难以确切统计。单从近代而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济南惨案”、“抗日战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大事件几乎桩桩件件都与济南有关。《芙蓉街》作为一封作者写给济南的情书，它之所以让人动容，一方面是因为此书饱含了作者对“一座城”的厚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爱情饱经战火的淬炼，却持久而弥坚。

通读《芙蓉街》，在字里行间，我们都可感到作者对此座古老城池的喜爱之情：“清晨还带有一丝寒气的阳光，透过街边柳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流动的泉水上。每当清风摇动柳条，那一帘碎影在泉水上摇曳晃动……初夏，北方的原野上一片嫩绿，天上白云缓缓地飘着，广阔的大地上三三两两的农民辛勤地劳动着。大明湖堤岸上，柔嫩的柳丝低垂在静谧的湖水边，鹅鸭闲游其中……到了秋天，院子里有阳光的时间比较短了，阳光也比较柔和了，古老的院墙呈现出一片凄凉的金色，那一股股小泉水又给这幅画面增添了一些银色。这个时候，街巷上的泉水人家有一种出奇的、令人感伤的魅力。”这样的文字，在文中比比皆是，这既关乎一日的辰光，也关乎四季的变迁，曼妙至极。但与许多人面临美好的事物飘逝之后，采取的是“始乱终弃”的态度不同，尚启元对此城的热爱可谓是历久而弥坚。他不仅爱它年轻时的容颜，而且更爱它经历了诸多战乱之后“备受摧残的容颜”g。不仅如此，与作者笔墨之间流露的浓浓深情相似，此中生活的人物，其爱情故事亦是慷慨悲歌、壮烈不已。

《芙蓉街》首章介绍故事发生背景，很突兀地，一聲长长的惊天动地的火车汽笛声划破了沉寂的济南上空，胶济铁路所经之处“村庄被毁，农田被践，坟墓被掘，河道被堵”，接下来是处处散布的流言蜚语，“红毛军、黄毛军没打几个月，就把西藏给攻下来了”，这样的表述无意之间透露了近代中国惨遭蹂躏的悲惨处境。覆巢之下无完卵，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泉城济南也无法幸免于难。小说第三章写“五四”运动时的济南，“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济南的空气中仿佛来了一股腥风血雨”；第五章写《山东短期借款条件大纲》签订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出现在济南的大街小巷，这让济南的老百姓心里极其不舒服，就像当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城一样”；第九章写济南惨案，“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第十一章写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入侵济南，“一支支日本部队沿着大路而来，在这个破烂的小巷子里转了几道弯。不一会儿，巷子里沸腾起来，孩子哭，女人叫，夹杂着日语的吆喝声。老百姓混乱地逃跑，日本人的机枪疯狂地射击”，可以说，在文本叙事的整个过程中，济南城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享受过几多的安宁。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心理世界，本来就是万象纷纭，战争时期人的精神剧变、畸变更是超乎寻常，抗战文学经典在开掘心理幽邃世界方面的建树值得关注。” h战争的残忍、变态作为人性最艰难的考验，惟其如此，才更可看出人性（爱情）之真。

在《芙蓉街》中，陆明诚共经历了两段爱情故事，李玉儿和他青梅竹马，从小便处处维护他，为他偷家里的馒头、地瓜，并在他遭受毒打时央求自己的母亲带其到自己家去生活，及至玉儿成为梨园名角之后，她也没有改变自己年少时的纯情，这在战乱之中实属难得。同样，陆明诚也是从始至终都无法忘怀玉儿，尤其是当她因还负债被抵押卖至春满楼时，明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其筹钱，甚至不惜答应他往日的“仇敌”——福寿楼掌柜高德生，以余生到他的酒楼做掌厨为条件还清欠款。可以说，乱世之中，玉儿是明诚的灵魂归属，而明诚是玉儿的情谊所在，此二人在患难之中尽显真情实感。与玉儿和明诚的爱情故事相比，明诚与高珊珊的婚姻既没有多少纯真美好的回忆，也没有多少爱情路上的曲折，但他们之间却多了一份爱情自然成熟的瓜熟蒂落。或许正是因为细水长流、平淡寻常，此一对患难夫妻在遭遇困境时，爱情的表现虽质朴寻常却坚韧无比：明诚因为破坏了日将冈本张扬日菜的计划被投进了监狱，又因不肯为日本老太太做菜而自毁了双手，面对此种困境，妻子高珊珊义无反顾地找出了父亲当年使用的手枪想去营救丈夫，终在友人的劝说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西南游击队，走上了一条不仅要拯救自己丈夫而且还要拯救更多中国人的巾帼之路。就此而言，《芙蓉街》中的两段爱情故事一者婉约感伤、缠绵悱恻，一者平淡自然却慷慨悲歌，二者不分高下都凸显出了战乱中的浓浓温情。综上，作者写给济南的这份情书，既关乎“城”，又关乎“人”，“城”与“人”之间心脉相连又荣辱与共。

三、人间食火的“箴言”

读尚启元的书，你有时候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读者，而是一个“食客”。文学作品中描写美食的作品有很多，如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汪曾祺的《鸡鸭名家》《黄油烙饼》，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狗不理》，耳雅的《花间提壶方大厨》，等等，但这些作品要么主人公是“美食鉴赏家”而非“美食制作家”，要么在体裁上多是短篇、随笔而非鸿篇巨制。与此相比，尚启元以两代厨神的故事架构故事情节，叙事视角比较独特，叙事规模上也宏阔得多。《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i告子曰：“食色，性也。”j饮食作为人类生存最大的民生问题，以“食”为切入口进行叙事可以说是作者对日常生活最接地气的剖析。

《芙蓉街》中关于美食制作的叙述有很多，如陆松宇做“油爆鱼芹”：“寒光突然闪动，厨刀挥出，锃亮的刀锋在鱼身上有规律地舞动着，片刻之间，刀锋已经追到了鱼身的尾端，陆松宇收刀，鱼身微微晃了一晃，鱼骨从里面掉落出来，陆松宇猛吸一口气，手腕一抖，刀光再次闪出，这一次刀势来得更急，刀锋与鱼身相碰发生的‘笃笃声已经连成一片，无从辨别先后。突然间，厨刀止，一切重归平静。”再如高德生做“糖醋鲤鱼”：“高德生缓了缓神，把手中的鲤鱼放在旁边的水盆中，清洗一番，顿时鲤鱼白色的肚皮和鲜嫩的肉质呈现在眼前。油锅中沸腾的油水冒着烟雾，高德生手提着鱼尾放入锅中，等鲤鱼定型，放手，慢慢地，鱼身变成了金黄色，高德生将鱼捞出了油锅，放入盘中，油水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再滴落到油锅中。”再如陆明诚做“荷叶肉”：“陆明诚深吸一口气，拿起刀，选取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大片，放入酱油、甜酱、糖色、料酒拌匀，腌了一会儿，再把大米用八角、桂皮、花椒等炒黄，然后放入盆中，倒入开水浸焖……只见陆明诚把焖好的大米和肉拌匀，再腌一会儿，选用大明湖碗口大小的嫩荷叶，用开水烫过，去掉反面大筋。最后，用荷叶将肉、米一份份包好，整齐地码在大盘里，再上蒸笼。荷叶肉冒着热气端上桌来，肉香与荷香混在一起，说不出的诱人。”此类描写，单是读来就让人垂涎三尺，深感人间烟火之美好。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芙蓉街》中的恩恩怨怨以美食起，又以美食讫，从生到死，都与“食”有着紧密的关联。此中，不仅有“食色，性也”，更有“食之大义”。

《芙蓉街》就阅读体验而言，很像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通俗小说。陆明诚之父陆松宇因宫廷御厨之间的恩怨罹难北京城，之后，其子流落到济南，饱受姑夫的毒打、世人的歧视，最终又靠一手精湛的厨艺风云鹊起于济南商界。接续深读，我们还可发现，在这一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之下，作者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乎人生哲理或曰人生大义的故事。这首先表现在父辈陆松宇身上，当他得知有人将要暗杀他之后，身为御厨的他第一次到北京的胡同里去喝豆汁儿，这种先前在他眼里“又酸又甜又辣的杂味汤汁”，此时喝起来感觉格外顺口，之所以如此，只因他在临死之前终于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人活在世上，离不开‘酸甜苦辣这四种味道，一碗豆汁儿就包含了三种味道，而另外一种苦味，其实人从自身就带来了。”其次，芙蓉街借人间食火的故事还传达了作者关于人生大义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子辈的陆明诚身上。对内，作为一个心怀壮志且绝技在身的厨师来说，拥有一家自己的酒楼或者说能够在最高级的酒楼掌厨可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愿望了，但陆明诚却因早年的受辱以及厨艺比拼考试时的不公，多次坚拒了济南第一名楼——福寿楼的招引，就此而言，陆明诚极好地体现了底层人民的风骨与正气。对外，当抗日战争爆发，日将冈本带兵侵占济南，想假借厨艺大赛的比拼一者营造大东亚共荣的假象，再者借机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张扬日本菜系之时，陆明诚坚决“为中国美食正命”，以一生绝技的充分展示彻底打乱了冈本的计划，之后，他又以决绝的自毁双手的方式保持了爱国者的气节。就此而言，《芙蓉街》不仅是一个关于美食的传奇故事，还是一个关于理想或气节的人生大义之文本，此中真义值得我们掩卷而深思。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看来，文学创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传统、反理性、反本质，以日常生活叙述为核心的新写实小说思潮蔚然成风，此中当然有文学反抗的色彩，但终其究竟而言，此类小说“削减掉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用一種形而上学的‘减法，削减掉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解构理想、诗意和爱情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把一种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解释乃至最后规定为我们的全部世界”k，对此，我们以《芙蓉街》为参照之境，似乎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为人生”的文学呢？什么才是文学的真谛呢？

余论

读罢尚启元的《芙蓉街》，我们可以真切地领会到作者对齐鲁大地，对古城济南的热爱，借用艾青的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l年轻作家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仅是通过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更是通过一条街、一座城的“罹难”与“新生”而体现出来的。就此而言，《芙蓉街》中既有秘史，也有人情；既有人间食火，也有人生大义。我们读《芙蓉街》，既是在读一部古城的故事，也是在读一本关乎“人生”的大书。从行文而言，作者虽是在回顾历史，眼光却是时时立足当下，他的写作既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当下日常生活的窗口，也为我们诠释了“为人生”文学的真义。行文至此，有关《芙蓉街》的解读既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也是笔者的朋友之义，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评价一部作品不能只言乎好，而忽略其不足之处，就此，笔者还想画蛇添足，说几句“言外之意”。青年作家写历史文化小说，一者考验知识储备，再者考验写作技巧。以笔者浅陋的知识以及愚钝的眼光看来，《芙蓉街》以青年人充满灵气的笔力全力书写宏大的历史，在整体上已经做到了“举重若轻”、见微知著。但每每掩卷深思之际，还是会感到此作有些细微的遗憾：如整部《芙蓉街》既有对“现代性”的当下反思，又有对老城故事的眷眷深情，还有对人物成长史的重笔刻画以及对战争中人性变迁的思考，等等，诸此种种，原本较为统一的“最美的人间烟火”的主题难免被以上杂乱纷呈的叙事视角割裂成了数个相对独立的事件，就此而言，如何将材料统合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下又不显得过分凌乱，似乎还是青年作者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再如，通观文本，此书的叙事节奏也稍欠匀称。由辛亥革命到“济南惨案”，本文大概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但由“济南惨案”到抗日战争的十几年时间，作者描写的却十分急促，这当然是作者架构文本，叙事结构选取的自由，但明显表现出了作者此间书写经验的不足，等等，这样的小疵在文本中或许还大量存在着。但言归正传，尽管如此，我们在诚恳指出作品不足的同时也不应忘记“瑕不掩瑜”“年轻需鼓励”的道理，对于一个青年作者而言，“玉不琢，不成器”，只需假以时日，我们相信作者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问世。

a 尚启元：《芙蓉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下文引用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行标注。

b 申丹：《叙述、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c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478页。

d 尚启元在《后记》中曾提到“诞于齐鲁大地的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而鲁菜奠定了北方菜的基础”，但他对此似乎只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忽略了此二者之间的分歧，这或许也是作者本身的一种“意图迷悟”？

e 陈抡：《历史比较法与古籍校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f 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9集第23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65页。

g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h 张中良：《抗战文学经典的确认与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i 陶新华译：《四书五经全译》（第五卷），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339页。

j 陶新华译：《四书五经全译》（第二卷），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396页。

k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7页。

l 周良沛编选：《艾青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作 者： 武斌斌，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