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中的庶民政治与性别伦理

摘 要：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是一部表现北爱尔兰20世纪70年代政治纷争时期普通人生活境遇的作品。通过描述一段普通女孩与反政府领导者的离奇关系，作者创造性地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庶民政治背景下普通女性受到的来自社会政治和男性权力的双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物质或经济环境的现实危机，而是来自政治流言、心理暗示以及渗透于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政治—心理环境。

关键词：安娜·伯恩斯 《送奶工》 庶民政治 性别伦理

《送奶工》（Milkman）是北爱尔兰女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2018年，并于当年获得布克图书奖。伯恩斯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北爱尔兰作家。1948年爱尔兰宣布脱离英联邦，英国继续保留北部六个郡，以贝尔法斯特为首府的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为了该地区的最终独立坚持斗争，与英国政府以及当地亲英派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史称“北爱尔兰冲突”或“麻烦时期”（The Troubles）。伯恩斯的小说正是以此为背景。北爱尔兰文学虽然从语言和地域上来说都属于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绕不开的历史政治环境又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爱尔兰文学也因此具备了德勒兹与瓜塔利所说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或译“少数文学”）的特征。这种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不可不写”以及“一切都是政治”。a而安娜·伯恩斯的小说也印证这一点。

小说《送奶工》以第一人称意识流式的回忆口吻讲述了 “麻烦时期”一位普通女孩与一位秘密反政府领导者（绰号“送奶工”）之间莫名其妙的瓜葛。这段关系本质上无关男女情感，而是北爱尔兰特殊政治和心理环境下普通民众之间广泛存在的各种暗示、想象和流言的结果。作为秘密武装分子的“送奶工”在民众中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真实性质无从甄别，因为它没有任何官方的和可证实的来源，但身处其中的大众却时刻能够感受到它真实而直接的影响。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不可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政治—心理遭遇正是印度裔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提出的“庶民”的生存状态。b虽然北爱尔兰与殖民地印度不能相提并论，但小说在表现北爱尔兰历史语境中的普通民众生活时，特别关注的正是以女性叙述者为代表的游离于政治冲突之外的边缘群体。她们不仅在政治话语中不被认可，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身份也不断因为政治流言和男性权力的双重压力而被弱化和物化。

一、庶民政治与流言

作为文化概念的“庶民”（Subaltern）一词来自意大利马克思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古哈、斯皮瓦克（G. C. Spivak）等人的阐释，现已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范畴。c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庶民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官方或主流文化表达中通常得不到重视的阶层。庶民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上受压迫的社会阶级，它更多指向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和遗忘的群体。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当代文化学者尤其关注女性庶民问题，并使之成为性别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d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对我们理解安娜·伯恩斯的作品提供方便，在于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微妙的政治氛围和作家描述这种氛围的独特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庶民研究”对官方和主流历史意识的反思，尤其是斯皮瓦克所说的“作为庶民的女性的问题”e。

庶民社会中的政治意识不同于官方政治意识。它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存在组织和纲领，它的传播和表达一方面是含蓄和暗示的，但另一方面又清晰可辨。伯恩斯以一个女孩的视角细致地记录了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普通人的真实情感。政治意识无处不在。但全书有意不使用“英国政府”或“爱尔兰共和军”这些高度政治化的标签，而代之以“海那边的”“路这边的”等模糊词汇。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都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

大家心照不宣——外人很難理解，除非涉及他们的个人情况——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用“我们”“他们” “他们的宗教”“我们的宗教”这些标签的时候，指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有的“他们”或所有的“我们”……所有普通人都知道这些规则，什么被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是中立而不带暗示的，从命名到标识到外表。f

这正是当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现实：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大家又有意不去正面谈论它。这种模糊的、暗示的、有时是似是而非的紧张感弥漫着整部小说，同时也赋予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真实感和历史意识。而作者有意强调的“所有普通人”（all ordinary people）正是那些在主流政治生活中并不被重视的“庶民”群体。他们不是处于政治斗争任何一方的真正的政治活动者或武装分子，甚至不一定完全了解政治斗争的真实情况，他们只是在政治环境所营造的社会心理环境中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阵营，并将这种无意识的规定性视作理所当然。

这种庶民的政治既可以培养某种群体认同感，但同时也可以轻易地破坏危机社会里本已脆弱的人际关系。这种庶民政治得以运作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流言（rumor）。“流言能够激发一种认同感，因为它属于每一个‘读者和‘传播者，却无人是它的起源和渠道。”g小说中叙述者的男友是一位汽车修理工，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搞到了一辆老旧的宾利车，这款因为加装了机械增压装置而俗称“吹风筒” 的宾利老爷车在汽车爱好者圈子里具有极高的地位。但这辆英国产的宾利车因为车身上带有英国旗，在当时北爱尔兰敏感的政治气氛中，显然具有微妙的政治象征意义——它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这边”。 叙述者的男友因此被谣传与亲英派勾结，甚至被“送奶工”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分子暗示可能会被汽车炸弹炸死。叙述者与其男友的关系也因为流言和死亡威胁逐渐崩溃，最终在“送奶工”的强大心理暗示下无疾而终。当政治流言与男性权力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种无所不在的压迫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庶民社会的性别伦理

由于“送奶工”与女孩的几次“偶遇”，社区中开始传言女孩在与这位“送奶工”发展关系。流言的力量再一次得到戏剧化的展现，而同时参与其中的则是庶民社会中男性权力的无形威慑。仿佛一夜之间，周围的人开始对女孩另眼相看。她成了那位令人敬畏的神秘人物的女人，身上开始笼罩着某种英雄般的浪漫光辉。酒吧里过去对她不理不睬的女孩们现在开始主动与她攀谈，甚至说她像电影里的明星。而只有女孩自己知道，这种英雄主义气氛背后的虚假和残酷，考虑到“送奶工”暗示她的男友可能会被暗杀，她甚至认为他是出于嫉妒她和男友的關系而想要借刀杀人。虽然暗杀最终并没有发生，但他们的关系却因此发生了真实的变化。小说没有说明两人任何实质性的交往。作者也暗示了“送奶工”在女孩的生活中以及在她与其男友的关系中产生的强大力量也可能部分来自女孩自己的想象。但正是这种模糊的、虚实难辨的弥漫感加深了流言的力量，并使之转化为实际的伦理压迫。

伯恩斯以这种个人想象与历史真实相互交织的方式，借用一个十八岁女孩的感受、推测和幻想，作者有意凸显了女性在特殊政治气氛中感受到的双重压抑。虽然“送奶工”并未对她实施任何实质性的性骚扰，但在小说中他几乎是一个幽灵一般的存在。他的出现不仅毫无理由地打破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迫使她改变了日常生活习惯，毁掉了她与男友的正常关系，也让她成为整个社区都在评头论足的另类女孩。而这一切不仅违背了她本人的意愿，甚至最后借她最好的朋友之口，被认为是她自己不问世事，特立独行的结果。这个“不喜欢20世纪”，只愿沉浸在经典文学作品之中的安静女孩，自以为可以在纷乱世界中独善其身，却无时无刻不在各方势力共同营造的暗流涌动之中。当女孩与男友的关系在各种流言压力之下终于无疾而终，女孩独自在街上徘徊时，“送奶工”的车再一次出现在她身旁。此前一直拒绝的女孩这一次“仿佛自然而然地”上了车：

他一言不发地送我回家，只到到达我妈家的前门，始终不曾看我一眼。这个途中他不说话很聪明，但是“送奶工”一直都很聪明。这是一种完美的营造，创造出一种非常恰当的气氛，好让我听到并听进他最后要说出的话……可是没有选择。没有其他选项。我毫无准备地接受了别人可能一开始就会接受的事情：我一直都是“送奶工”的“囊中之物”。h

叙述者有意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法语表达：fait accompli，本意为“既成事实”，在这个具体语境中，译为“囊中之物”与其本意或许更为接近。这个表达既呼应了女孩正在上法语培训班的个人经验，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被汹涌的流言裹挟其中的无助感和荒诞感。个人在政治力量和男性权力的双重压迫在小说中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借助两个人的特殊身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送奶工”不需要对女孩进行太多的实际胁迫，仅靠他“聪明”而熟练地利用他的男性权力以及依附其上的作为秘密武装分子的神秘身份，就足以对女孩构成致命的压力。

这种女性身份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感受到的双重压力也与庶民群体的特殊性有关。正如我们指出的，“庶民”概念并不意指物质或经济意义上的被压迫阶级。小说中并没有暗示女孩的家庭遭受任何经济压力，女孩热爱古典文学、每周固定去上法语培训班等细节也显示她的现实物质生活并没有因政治纷争而受到太大影响。真正影响她和像她一样的普通女性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这种与政治暴力的非道德性相伴而来的性别伦理意义上的非道德性正是作者力图表达的历史真实。对于身处庶民社会的个人来说，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往往并非来自政治斗争中敌对双方公开的行动和宣传，而更大的部分来自普通民众自发的、模糊的、压抑的甚至扭曲的非理性冲动。而作者着力营造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政治环境下这种微妙而且危险的“心理—政治氛围”（psycho-political atmosphere）i。

北爱尔兰的政治纷争与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北爱尔兰问题的复杂之处。作为小说家，伯恩斯自然不可能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上过多表达个人观点。但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历史时期独特的复杂性，在准确表现了身处历史危机中的女性的个体困境，同时也表达了超越现实政治、基于普遍人类情感和西方宗教传统的融合与交流的愿望。这种超脱与反思虽然不时表现出了矛盾和虚幻的成分，但在北爱尔兰的现实语境中却显得格外真实。

a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From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10：1451.

b Guha， Ranajit. Preface to Subaltern Studies 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R. Guh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vii.

c 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4期，第83页。

d 章辉：《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 《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41页。

e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10：2117.

fhi Burns， Anna. Milkman. London： Faber & Faber，2018：22， 299， 24.

g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2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三峡大学2019年“课程思政”专题项目（K2019028）和广东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当代英美文学经典中的伦理道德主题研究”（项目号：GD18WZX2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 者： 杨冰峰，文学博士，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