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死了

荣智慧

“后人类时代”，神死了，女神也死了。

毕竟他们都活在数字编码、基因技术、虚化模拟充斥的世界之中。信息技术将人类整合进了一个生产/再生产的系统，在那里，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旧的一切被解构和重组，新的社会关系正在产生。

技术带来的只是有限的“解放”，并未真正改变女性的权利和地位。

亦敌亦友

试想一下，当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振臂一呼，推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时，Twitter便存在，她和当时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会发出多大的声浪，来引起人们对妇女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关注？如果她们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技术资源，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走上了性别平等的康庄大道？

如果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可以自由使用Internet，女孩会不会对周围的世界有着更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在受到更苛刻、更严厉的对待时“认命”？但是，如果那時也存在着一大堆有性虐待史的匿名在线网友呢？

技术正在赋予世界各地的妇女、女童更多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也同样使剥削、压迫、物化女性变得轻而易举。

作为一名全球知名的女性，玛姬·尼尔森的讲述代表了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女性技术观。

玛姬·尼尔森是全球慈善事业集团的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她认为，技术为女性提供了两种能力：一是表达声音的能力，二是沟通交流的能力。她举了一个例子，她的公司去年与Gucci合作，建立了一个名为Chime for Change的在线平台，该计划由歌唱家碧昂斯（Beyonce）、演员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和意大利时装设计师弗里达·贾尼尼（Frida Giannini）共同创立，希望汇集教育、卫生和司法领域的不同声音。尼尔森认为，这些壮举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现有的技术条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互帮互助。

尼尔森还想弄清楚如何使用技术真正推动“计划”向前发展，她与Twitter的负责人也进行了接触。该公司还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黑客马拉松项目，来自硅谷各地的编码人员前来为其开发应用程序—比如一款可以帮助农村地区接种疫苗的应用程序，还有一种可以帮助在大学校园遭受性虐待的女生的应用程序。

接受采访时，尼尔森有两个读小学的女儿。她说，技术给了她所需的灵活性。“作为一个拥有自己事业的人，我可以在线指导女儿的课外作业，晚上工作。” “乘飞机回家时，我可以为这个周末或之后的生日聚会在线支付账单和订购商品。”

尼尔森也看到了技术的反面示例。“手机、在线广告平台和大数据的结合，使‘订购一个女孩比叫个披萨更容易。”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女孩和妇女占全球人口贩运受害者的75%。更糟糕的是那些无孔不入的女性色情服务，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数字。

还有互联网上的匿名问题，太多的女性被恐吓、嘲笑和欺凌。包括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女明星裸照事件，针对女性的恶意往往汇集成强大的力量，而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无人提起。而且，“女性团体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BT）团体在评论栏目中相互谩骂，有些措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手机、在线广告平台和大数据的结合，使‘订购一个女孩比叫个披萨更容易。”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女孩和妇女占全球人口贩运受害者的75%。

很少有像技术这样“双刃剑”特征如此明显的东西。

根据美国国家妇女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数据 ，从2000年至2011年间，对计算机科学感兴趣的一年级本科女生的数量下降了79%。同时，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入门课程的女性注册人数多于男性时，充满了希望。

“时间边缘的女人”

确实，技术让人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左右摇摆。在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四十几年里，控制论、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发展得如火如荼，技术不仅改变了女性性别化的身体，也改变了女性性别化的意识。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对技术的解放潜力十分乐观。受到1968年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启示，人们看到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生殖技术将女性从生育中、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Marge Piercy的科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1976）就是一个相当激进的例子。作者建立了一个基于生态的、女性平等的未来，也重新构建了未来的空间关系。只不过，在2016年再版的前言中，作者的想法已经极其悲观。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又变得不一样了。保守主义卷土重来，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保守思潮笼罩下，男性依然牢牢把持着各种技术的“统治权”，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使用者。在学校里，男孩被认为擅长科学和技术学科，被给予优待，而女孩被默认为“沉默寡言”。在绝大多数的文艺作品中，发明家、工程师都被描绘为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女性榜样。就算在家里，男性也决定选择购买或使用哪些技术设备，即使是家务设备，而女性处于观望状态。

美国科学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1985年抛出著名的《赛博格宣言》。这篇她自称为“试图建立一个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讽政治神话”的宣言，不仅奠定了赛博格女性主义（a cyborg feminism）的基础，也启发了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等当代思潮。

《赛博格宣言》“不要性别”。赛博格简化自cybernetic organism，是由有机体与无机体、肉身与机器复合而成，本身没有性别。

在宣言中，哈拉维声称：作为混种的赛博格没有起源，因而也没有历史，不受当前性别体制管控，不会落入伊底帕斯工程（被编码成为“核心家庭”的成员，恋母弒父）；作为私生子，赛博格从不向父权效忠，无须建立身份认同、响应意识形态的召唤，没有异化劳动，也不会被吸纳到集体里边。在赛博格身上，科学（虚构）与政治（实际斗争）、想象与物质，紧密地相互关联。

到了20世纪末，乐观想象又出现了。人们认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为女性承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同时虚拟性让身份流动多样，极大地破坏了原来的旧世界—包括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父权制。

受到1968年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启示，人们看到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生殖技术将女性从生育中、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

赛博女性主义（cyberfi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91年左右，由英国文化理论家沙迪·普兰特（Sadie Plant）与澳洲艺术团体VNS Matrix分别用以描述自己的作品。虽然产生的背景不同：一个立足理论建构，一个心仪艺术创作，但是二者分享着相同的目标：反击早期女性主义的科技恐惧（technophobic），宣扬女人与科技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后，将科技设想为女人的性感面向之一。

1995年，VNS Matrix发表了一个作品—计算机游戏All New Gen。虽然被叫作计算机游戏，但All New Gen只是一个“小样”，供观众在艺廊观看。游戏内容是女英雄“赛博荡妇”（cyberslut）与“无政府赛博恐怖主义者”（anarcho cyber-terrorists），渗透进意味着男性力量“大父亲终端机”（Big Daddy Mainframe）的统治结构当中，传播噪声与混沌组成的种子，最终令统治系统瘫痪。

21世纪后，女性主义再度陷入悲观谷底。女性主义理论家一方面承认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了新机遇，但也使人们失去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结构上的不平等、以阶级为锚的集体、性别、种族概念。她们也常常回溯历史，力图回答过去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样的概念才有用，信息时代的不平等该如何改变？

后人类社会

性机器人恐怕是技术时代关于性别的最明显隐喻—在硅谷盛大的机器人展会上，男性记者和计算机工作者围绕着性机器人的展台，嘻嘻哈哈地用猎奇的目光扫视每一个细节。

人类总是将新技术应用到欲望中去，并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乐趣，同时，乐趣往往离不开种种限制。智能型的性机器人更像是人类社会的镜像，反射出固有的价值理念、性别之间的关系。

即使存在着个别私人定制式的男性性爱机器人，依然没法掩饰数量庞大的女性性爱机器人正从生产线上走下。在新闻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男性怪咖发明家，用巧妙的技术填补机器人的身体，把它塑造成一个百分之百物化的“她”：只需要满足目光投射者的凝视。

即使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也免不了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全球媒体，特别是自诩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的媒体，在报道“女强人”时，依然不忘追踪她们的私人生活，极力表现其对家庭的迁就，强调其在私人领域里的“天生的”责任—比如“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

社会变迁造成了一个女性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城市里大量的中产阶级强调性解放，而不少来自乡村的贫穷女孩，则被迫到市场上出卖青春和肉体。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变迁造成了一个女性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城市里大量的中产阶级强调性解放，而不少来自乡村的贫穷女孩，则被迫到市场上出卖青春和肉体。所以，技术时代的女性状况，很难用性解放或性倒退一概而论—互联网上的换夫换妻俱乐部和贞操锁“多元共存”。

技术并不是决定女性地位的根本因素，市场才是。

市场主宰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重新包装下的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从总体上说，女性的身体化并非市场给予性别的唯一定位，但是，当身体对女性来说比其他资源的应用效率更高时，就会被滥用。在市场上，如果学识、学历能比先天性资源如面貌、身材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就会得到制止。遗憾的是，无论中外，女性身体化及其滥用在相当时期内还会盛行，技术只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几代激进的理论家都把去身体化视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关键。“后人类”是接续赛博格概念的提法，“后人类”通常具有三种特征—用机器和生物技术改造身体；抹除种族和性别界限；拥有虚拟世界的人格。而且，贯穿于其中的逻辑是：世界的本质是信息。正如在分子生物学中，人类的身体被视为是基因信息的外在表达。因此，人类在本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信息模式或者信息系统。

很有意思的是，2002年福山表达了对后人类的政治焦虑。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后人类的未来》，认为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敌人，绝非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生命技术。福山说，人类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别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稳固的人性（humanity），我们的政治权利就是奠基于人性的共同经验之上。然而，后人类的核心是修改这种本质，修改了基因，就相当于修改了人性，整个文明的根基都将动摇。

福山的说法从反面印证了女性主义者提出“后人类”的必要性—如果不动摇一些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女性真正解放的机会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