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重建

任莎莎

摘 要：女性为设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却是被忽视的群体。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设计的评价标准以及设计史的建构标准都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被排斥在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设计理论家提出应该重新审视设计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探究女性在当前设计体系中所面临的困境，并致力于建立新的设计评价体系，给予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一个公正的评价。文章梳理女性主义对传统设计标准的质疑和批判、对传统设计史建构方式的质疑，分析女性主义设计思想的建构方式。本研究作为女性主义设计研究的课题，对于女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设计标准;现代设计;设计行为;设计思想

注：本文系2018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话语权的重建——现代性视野下的女性主义设计思想研究”（201806282）研究成果。

切尔·巴克利提出：“在父权制框架下，只有很少一些女性被记录在设计的文本中。她们要么是根据性别特征，作为女性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来区别的;要么就是被列在她们的丈夫、爱人、父亲或兄弟的名下。”[1]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女性在设计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发出质疑，一批受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著作相继涌现，女性在设计中的创造和贡献开始被重新认识。

一、女性主义对设计标准的质疑和批判

好设计的标准是什么？迪尔特·拉姆斯曾经提出好设计的十大原则，他倡导功能主义，主张环保、耐用、美观、诚实的设计，对设计界影响深远。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一批精英建筑师与设计师希望通过设计干预社会，实现民主的、惠及大众的设计，这种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极简主义与精英主义混合的设计观成为设计进步的标志。然而，在这种所谓现代、先进的设计与价值观念中，除了艾琳·格雷、索尼娅·德劳内、夏洛特·贝里安等少数女性设计师获得认可，其余的大部分女性设计师被排除在以工业设计为中心的“现代设计”之外。

传统的设计史与设计理论认为，设計是设计师的专职工作，设计产品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功能性是判断设计好坏的标准，而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考量，女性的价值更多与她们的“个人经验”相关，历史上的女性很少能参与教育、经商、从政等社会事务，而是长期被束缚于家庭，她们的才华往往显露于刺绣、编织、服装的设计与制作这些家庭式的“手工艺”物品，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被消耗了，很少流通到市场上。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将设计与批量生产的规模化产品相联系的观念并非设计的本质，如果秉持这样的价值观与评判标准，女性将极少介入社会与民主的宏大叙事当中，“居家的”手工产品全部被排除在外，女性设计师的价值也逐渐被边缘化。

二、女性主义对设计史建构方式的质疑

设计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尚不足百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1936年完成的《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可以说是设计史学科的开山之作。此后，1948年齐格弗里德·吉迪翁的《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历史》、1960年雷纳·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等著作为设计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女性主义研究者眼中，此类著作中充斥着英雄史观与男性话语。朱迪·阿特菲尔德在文章中提到：“如果不对那些既定的所谓正统理论加以质疑，就无法采用女性视角来检视设计批评、设计活动和设计史。”[2]

设计史的书写是设计史学家对过去的设计现象的一种选择性建构，是设计史学家的所为之物。它绝非史实的简单罗列，而是设计史家寻求设计发展内在联系和规律的结晶，其本质是由设计史学家所赋予的价值决定的。[3]如果依照佩夫斯纳所构建的传统设计史叙述模式，现代主义设计的历史将是一部英雄史诗，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从工艺美术运动到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这种设计史分期和线性发展的模型，迄今都是设计史的主要建构方式之一。女性主义研究者从女性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入手，反思设计史的建构方法，认为以佩夫斯纳为主导的传统的历史建构方法导致女性的作用一直被忽视，即使如雷·伊姆斯、玛格丽特·麦克唐纳等在传统设计史中没有被忽视的女性设计师，她们的成就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她们的光芒往往被与其合作的男性设计师所遮盖。《查尔斯和雷·伊姆斯》一书展示了在这对著名的设计师夫妇的工作过程中，雷·伊姆斯始终扮演合作者和合作设计师的角色。[4]对于女性设计师来说，性别歧视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巴克利提出，正是特别的历史叙述方法导致设计中女性的参与一直被忽视，在这种历史叙述方法中，不同的设计类型、不同类别的设计者、不同的设计风格和运动以及不同的生产模式都被选择、分类和排序，而女性正是被排除的群体。[5]彭妮·斯帕克、朱迪·阿特菲尔德、帕特·柯克汉姆等人就女性设计、女性主义设计、设计中的性别分工、消费与趣味领域的性别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6]

三、女性主义设计思想的建构

要正确评判女性在设计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要摒弃传统的线性治史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与设计的关系成为设计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超越了杰出人物与物品的分析，不再将科学、技术和理性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对于设计师和设计品的研究也更加具有综合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设计的单一学科扩展到设计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在其中并不是一事无成的。女性对设计的影响与她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女性的设计思想正是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设计研究者除了研究设计史中的杰出女性之外，更加注重研究女性与物品之间的关系，诸如物品主体性的形成、女性在社会劳动力中的分工以及女性消费对于设计的影响。

第一代女性主义设计史学家致力于梳理设计史上的杰出女性，为她们树碑立传，为她们在男性为主导的设计史中争取一席之地。[7]这种“拾遗补缺”尽管重新发掘并评价了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女设计师，但研究仍然是在男性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中进行的。“现代设计运动”所依赖的是一套男性的价值观，彭妮·斯帕克提出“这继而导致由文化决定的女性价值被边缘化，这些女性价值与消费者欲望、产品的符号主义、大众文化、品位在消费决策和身份塑造中扮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8]。对于女性与设计的关系，研究重点更多地从设计的生产和创造过程，转移到设计的消费与接受环节，女性不仅是生产者，更多的是作为消费者参与社会生活中。在此类研究者眼中，消费也是决定设计产品面貌的重要因素，设计师受到消费者、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的制约，而消费与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能动性、选择性的“设计行为”[9]。设计师通过设计物品改善人们的生活，其中蕴含了设计师的观念，在介入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影响人们的思想。在研究设计师的基础上，物品的性别身份也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研究重点，日用之物的性别属性和性别文化帮助人们理解女性与设计的关系。在《颠覆之针》中，罗兹卡·帕克解释了刺绣如何成为“女性制造”的专属，这项研究是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案例，她力求将刺绣以及其他与女性相关的应用艺术提升至主流艺术的行列。[10]通过对物品自身的分析，我们将物的意义与人的观念一一对应，从而意识到性别观念在物品中的差异。

彭妮·斯帕克提出：“设计史学家不仅能够思考消费对女性文化及其命运的影响，还能思考女性自身及其专业能力和业余生活能力在商品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讲述女性文化与物质、视觉、空间、文化间关系的故事，必须考虑女性自身作为生产者以及实际上的积极消费者的参与方式。”[11]由于历史上女性的境遇，传统设计史的叙事方式并不完全适用，必须进一步研究性别背后的权力结构，在更加综合和广阔的交叉学科研究中挖掘女性话语并建立女性主义设计研究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5]巴克利.父权制的产物：一种关于女性和设计的女性主义分析[M].林森，丁亚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2][10]沃克，阿特菲尔德.形式（女性）追随功能（男性）：设计的女性主义批判[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7：196，205.

[3]黄倩，陈永怡.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方法探析[J].装饰，2013（9）：83-85.

[4]杨京玲.女性参与·女性话语[D].南京艺术学院，2014.

[6]班纳姆.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4.

[7]袁熙旸.非典型设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4.

[8][11]斯帕克.唯有粉红：审美品位的性别政治学[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8：1，4.

[9]袁熙旸.非典型设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1.

作者单位：

鲁东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