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亮二：当阳光照在白墙上

□ 段弄玉

我夹着肩膀从地铁站的汹涌人潮中钻出来，拐进旁边一条小路。刚过早上8 点，最晚出门的上班族已经挤进地铁，一路上只能看到货车司机把成箱的烧酒垒到打了烊的居酒屋前。

秋山亮二的家并不难找。这是一幢上了年纪的屋子，秋山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深棕色的院门应该是翻新过，门牌上的油漆却已经剥落了，上面用细软的手写体涂着“秋山”两个字。

因为一组名叫《你好小朋友》的照片，秋山亮二被中国的读者所熟知。这本诞生于1983 年的摄影集于今年再版，再次唤起很多人对儿时的回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拍照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中，孩子们往往正襟危坐，眼神里难掩对相机的好奇。秋山镜头下的孩子们则不同，他们忽略了相机的存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流露出最为真实的状态。

树荫下的小孩儿把嘴对着装有橘子汽水的玻璃瓶，舍不得一口喝光；夕阳下，男孩端了一高一矮两把椅子，坐在家门口写作业，一只腿搭在大椅子的横梁上；椰子树下的小女孩怀里捧着大个儿的椰子，笑得快要倒在身后的沙滩里……这些生活中最稀松平常却又容易被相机忽略的片段唤起了一代中国人对童年的回忆。

这些照片也令人好奇，相机背后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它如此诚实地记录下那个纯真美好、却再也回不去的年代。

“人们总是问我，你觉得中国的小朋友和日本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吗?我曾经告诉他们，中国的小朋友更加活泼，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做作业，可以和伙伴们在巷子里疯玩。但说实话，他们不管在哪都是一样的、正在成长着的孩子。”秋山瞪着圆滚滚的眼睛认真地说。

白墙上的阳光

秋山每天早上4 点起床，看一小会儿古典音乐节目，然后牵着“星期五”（一只极其友好的黑色大狗）在家附近散步。他会一边琢磨着早餐该吃点什么，一边观察周围来来往往的人。这些陌生人令他着迷：他们走路的方式和彼此打招呼的方式都被秋山收入眼底。他也会看着那些一言不发的人，猜测他们昨晚做了什么。两年前，受体力所限，秋山不再接受别人委托的拍摄工作，也很少再带相机出门。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的观看，也从未因此感到疲惫。与以往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秋山用眼睛拍照。

秋山很喜欢美国街头纪实摄影师李·弗里兰德的作品。李几次来日本拍摄，大多是由秋山陪同。和秋山一样，李会一大早就出门。他从不坐公交地铁，而是喜欢自己走路，一边走一边用镜头捕捉街头的场景。秋山被李高强度的工作方式所感动。李则半开玩笑地对秋山说，拿着相机扫街的自己就像一个行僧。

“行僧”的比喻给秋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拍摄的同时，他也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我也是这样。”

近来，秋山在读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作品。有人曾问铃木什么是“启发”——一个大多数禅修者都会问的问题。铃木笑着说：“看啊，这是多么美的早晨，阳光照在白墙上，就是这样。”秋山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着的，就是那面被清晨的阳光照亮的白墙，“如果我能把一部分这样的白墙展现在我的摄影作品中，能带给人们欢愉，这就是我的快乐了。”

秋山的作品带给人的正是这种感觉。樱花牌的相纸上，孩子们像阳光一样跳跃着。秋山所做的，仿佛只是按了一下快门。就像有人正指着那束阳光，告诉你，“快看呐。”

“秋山亮二 摄影师”

秋山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忧无虑（carefree）”的人。

1965 年，日本爆发全学连运动，很多年轻人上街游行，反对美国核潜艇停靠横须贺港。当时20 岁出头的秋山对这些东西很不感冒，选择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时候，摄影是秋山唯一的爱好，“我不打麻将，也不喜欢网球和排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秋山凭借着他“唯一的爱好”找到了工作，先后在美联社和《朝日新闻》担任摄影师。

“我从《朝日新闻》学到了很多，但我知道如果要过快乐的生活，我就得离开。”在秋山看来，摄影本是一件可以独自完成的工作，摄影所表达的情感也是个人化的。但是，作为新闻社的新人，秋山不仅要听从前辈指令，还要在日常工作中与众多同僚合作。“我辞职了，”秋山又补上一句，“在他们炒掉我之前。”说毕大笑。

辞职后的秋山，名片上只印着两行字：秋山亮二、摄影师。

生活中的秋山亮二同样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刚刚落座，秋山亮二就取来一个信封。信封里是我的采访提纲，由他的女儿秋山都打印好，然后寄给他。几个月前，秋山亮二扔掉了家里仅剩的联系工具——一台传真机，靠这样的方式保持和外界的联系。秋山都笑着说，“爸爸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早餐和午餐都和妈妈分开吃。”秋山亮二很享受一个人烹饪的时光。即使讲起最简单的食物，秋山亮二也可以侃侃而谈，“今天早上我喝了猪肉浓汤，里面有蔬菜和二十几只蘑菇，已经煮了好几天，味道越煮越好。”

你好小朋友

1981 年，秋山受一家日本影像设备公司的委托，来到中国拍摄小朋友。

当他坐着老式的苏制伊柳辛机飞跃万里长城的上空时，舷窗玻璃震得哗啦哗啦响，第一次来中国的秋山被窗外雄伟的景色吸引住了。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帮助下，秋山得以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去了当时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入的海南岛。

很多时候，秋山拍摄前，工作人员都会让小朋友准备好。父母会特意给孩子们穿上好看的衣服，甚至给他们化个妆，涂上嘴唇和脸蛋儿。可是秋山想拍小朋友们没有太多修饰的、日常的样子，“化妆这点真的有点困扰我了。”有时他会偷偷请工作人员擦去一点孩子脸上的妆，有时则趁机拍下旁边没有准备好的小朋友。

去偏僻的乡村时，脖子上挂着两三台相机的秋山有些显眼，“孩子们可能会觉得我是外星人吧。”为了让孩子们适应镜头，不会中文的秋山会笑着和他们搭话，教他们日本小朋友的游戏。

于是就有了那些像是在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

“我没有特意去捕捉中国和那个时代才有的景象，这在当时是无法知道的……我只是从孩子身上、从风土中寻找一种幸福的状态。”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秋山曾说。

“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时间”

秋山不是第一位来中国的日本摄影师。

1973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刚刚一年。日本现代主义摄影之父木村伊兵卫率十多位摄影师来到中国，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比秋山小两岁、于中国鞍山出生的北井一夫就是其中一位。和秋山一样，青年时期的北井也经历了日本全学联运动；但与秋山不同的是，这次运动深深触动了北井。那时，他拿起搁置已久的相机，用晃动、模糊和粗颗粒的大胆手法完成了代表作《抵抗》。

然而，在中国的短短两周，北井认为自己拍下了“超越过去所有作品的照片”。摄影团的同行者大多喜欢上海，他却更喜欢北京，“作为如此巨大的国家的首都，北京却如此安静。”在北井的镜头下，那些日常化的瞬间和时代印记自然地交融在一起，静静地向读者讲述着当时尚未完全对外开放的中国。

日本唯一的马格南摄影师久保田博二也曾被中国深深吸引。1979 至1984 年，他总计在中国停留45 次，旅程长达1000 天。从美国民权运动到越南战争，久保田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他对政治和时代的敏锐观察，在中国拍下的20 万张照片也不例外。这些影像如同一片片散落的清明上河图，细腻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

“唔，你说北井和久保田……他们拍过中国吗?”秋山从未关注过这些照片，只对久保田博二所拍摄的桂林有一点印象。对当时的秋山来说，孩子们身后那些带着时代印记的标语和雕塑只是构图的一部分，“我没注意到这些东西，如果我花心思去了解它们，我就没法拍照了。”

“北京的出版商送了我几本书。”秋山指了指堆在屋角的纸堆，拿了最上面的一本来看。那是刘香成的《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秋山对这位同样在美联社工作过、曾任《时代》杂志首席摄影师的同行也不熟悉。1976 年毛泽东逝世，久居美国的刘香成在广州短暂停留。他注意到“人们肢体语言的改变，肩膀自然放松，表情和体态也更为柔和”。1978 年，中美建交前夕，美国几大新闻机构准备在中国开设分社。刘香成成为《时代》杂志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通过中国人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细节”表现着时代的变化：毛主席塑像前，溜冰的青年滑行；可口可乐在中国开了第一条生产线，裹着军大衣的年轻人在太和殿前第一次尝到这种时髦的饮料；公园的长椅上，一位老人不满地瞧着长椅另一端正在谈情说爱的情侣。

翻到刘香成拍摄的情侣时，秋山停下来说道：“这和我展现人物的方式非常不同。”秋山拿出一本摄影集，“这是我的表现方式。”这本书的封面也是一对相拥的情侣，用肢体传达出一种易于理解的美：读者看不到他们的面容，只能看到男孩子的后背、女孩子的发梢和她修长的环在爱人脖颈上的手臂。他们可以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一对情侣。秋山说，“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时间。”

楢川村

不算正在发售的《你好小朋友》，《楢川村》是秋山迄今为止印数最高的作品。“从东京出发，翻过富士山，再往北边走，就是楢川村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秋山被这个以制作漆器（japan）出名的小村落吸引。“这是漆器（japan）。”秋山拿起桌子上木质的小茶托，指着上面红色的漆说。“这是瓷器（china）。”他又指了指盛着小饼干的瓷盘。

书中有这样一张照片：墙上挂着中日两国的国旗，再上面是一条条幅，写着“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屋子中央的男人跪在地上，似乎是向坐在正席上的人致谢。当我问到照片拍摄的背景时，坐在一旁的秋山都笑道，“没有什么故事，这只是偶然拍下来的吧?”

“我可以告诉你背后的故事。”秋山亮二出乎我意料地接过了话头。楢川村附近的森林盛产宜作漆器木胎的桂树和桧树，却缺少生产漆器所必需的生漆。在中日尚未建交时，楢川村就派村民代表来到中国，希望获得生漆。贸易联系建立起来后，楢川村每两年都会邀请中国的生产商来到村里，感谢他们的帮助。画面中间跪在地上致谢的人正是当时的村长百濑先生。第一次去百濑办公室时，秋山看到挂在墙上的毛泽东像，吃了一惊——楢川村的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人的谢意和尊敬。

“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楢川村吸引秋山的并非影射政治背景的故事，而是人们自然的生活样态：鸟居旁边焚烧落叶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燃烧的火焰；年轻的女孩站在榻榻米上，从门后露出脑袋热情地招呼着来人；山脚下，坐在自制雪橇上的小孩子刚刚从稍高的地方滑下来，拉着绳子开心地笑着。注视着秋山镜头下的人物，一时间会忘记他们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而被人物单纯的情绪所感染。

我的作品有独立于我的生命

我问秋山亮二，和之前拍过的人还有没有什么联系。秋山说，“你去卫生间看看吧!”

秋山家的卫生间挂着一幅照片，是一个正在撒尿的小男孩回头朝着镜头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也会和他打招呼，回复他一个微笑。”

这是秋山在楢川村遇到的孩子，“如果我想找他当然找得到，但我不想这样做。”

“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没法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人身上。我和人们的关系在这一瞬间建立起来，然后也在这一瞬间消失，就像墙上的那束阳光一样。”秋山端着那台拍摄过中国小朋友的禄来相机，“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这就是我喜欢拍照的原因。”

秋山和中国小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我不讲中文，他们也不讲日语，所以这种关系一闪而过。孩子们在镜头前很诚实。很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会忘记有一个外国摄影师曾经存在过。”

大约40 年前，秋山来到王府井的一家裁缝店前，拍下了第一位中国小朋友。2019 年5 月份，当时的这位“小朋友”陈女士和丈夫一起来到秋山家中拜访。这是秋山第一次再见到当年的被摄对象。

2019 年上半年，《你好小朋友》再版的同时，青艸堂、《摄影世界》和今日头条一起发起了“寻找小朋友”的活动。一开始秋山只是附和了这一活动。但随着小朋友一个一个被找到，他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他不仅为每位找到的“小朋友”洗出摄影集里的照片，还找出更多没有被收录在里面的照片，作为童年的纪念送给他们。

“我还是那个站在王府井的裁缝铺前、拿着相机的摄影师。”陈女士和丈夫在日本期间，秋山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有很多都是没有被注意到的抓拍。谈起这次重逢，秋山像孩子一样调皮地笑着，“很不幸，照片里的小女孩长大了；但我没有，我看不到相机背后的自己，我还是当时的那个摄影师。”

几个月的时间，秋山的作品在网络上迅速传播。那些珍贵的童年瞬间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根据版权法，这些照片是属于我的。但我的作品有独立于我的生命，它会慢慢长大。这很有趣，不是吗?”秋山清楚地知道，通过摄影这种表达方式，自己在创造着很独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