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悖论的突围
——19世纪欧洲工人失业与抗争的历史逻辑

徐示奥

(吉林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2)

19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100年中，中国的封建王朝开始走向衰落，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列强们揭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在这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开始确立统治地位，同时也造就了日益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然而，这些国家的内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坚冰一块”，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起义，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欧洲爆发革命，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都表明资产阶级内部从来都不是“坚固”的，而这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就是工人阶级的崛起与壮大。马克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0这是对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的警世名言，也是指导工人如何战胜生存危机的指南。

一、18世纪：无产者成为阶级

近代以来，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历史坐标，大机器的开动让无产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并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工人，这些日复一日不停劳作的劳动者从无到有，从个体到群体，从分散到联合，直至成为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并最终剑指来自资本权力的压迫。这是一个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被迫失业的工人群体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危机是源于资本逻辑运行的过程，无产者的联合源于对旧的前现代社会身份的否定，而失业者的联合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觉醒，即对“现代化”历程中包含着肯定因素生存状态的自我超越。

从概念表面来看，“无产者”意味着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实际上，无论在历朝历代，还是在世界各国，“无产者”都一直存在，在原始社会可以是身体瘦弱打不到猎物的部落成员，在奴隶社会可以是战败被俘终身劳作的奴隶，在封建社会可以是流民、失去土地的自耕农等等，但这些“无产者”由于相对零散，缺少工业时代集中高效的组织形式，加之缺少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他们对于时代变革的影响十分有限。以中国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这场爆发于19世纪中期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鼎盛时期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但反思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则是“天下人同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带有较为明显的小农意识和平均主义色彩，而以“上帝附身”为起义合法性的保障更是让这场运动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时间线进行对比，在早于太平天国运动100年的英国却已经开始了由“无产者”向“无产阶级”迈进的历史进程，诚然，这个历史进程并不单纯取决于时间序列的先后，而是取决于基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推动的社会发展的成熟度，工业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形成的钥匙。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业革命在18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结果是产生了无产阶级，“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一无所有的工人”[1]37。

首先，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诞生源于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无产阶级”起初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指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大军。以英国为例，在大工业诞生的过程中，处在乡村和城市中的劳动力群体均发生了自愿或不自愿的身份转化。在农村，自耕农是无产阶级的前身，他们世代为封建领主耕种土地，缴纳租税，然而，在“圈地运动”的浪潮下，一方面，带有资本家性质的大农场主，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积极推广了机械播种等现代化农具，使得雇农的需求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英国毛纺织业的盛行使养羊牧场取代了耕种土地，“羊吃人”的结果同样使得大量农民沦为无产者。自耕农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而流入城市成为纯粹劳动力；与此同时，城市情况也并不乐观，城市中无产阶级的主要来源是手工工场、小作坊等个体从业者，在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竞争下，大量个体生产者倒闭，变卖自己的设备用以还清债务，这些城市贫民同样加入到了寻求资本家雇主的大军之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记述道：“贫穷、乞讨、劫掠、懈怠、玩忽职守、传染病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因劳动人员迅速集中到贫民区,难以言状的混杂状态增多了，而且往这里涌来的人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413从布罗代尔的描述可以看出，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后，新的社会结构在生成，新的阶级在形成，但在这一裂变过程当中，无产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以牺牲无产者的利益，是以他们的“退步”为前提的。

其次，在整个18世纪，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而这种权利诉求起源于渴望获得生存的保障。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在少数人手中集中起来，“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39两大阶级阵营形成后，有产阶级是既得利益者，而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随着在实际斗争中累积经验，无产者在生存利益上升为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以确保在利益分配的公共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英国宪章运动为例，英国早在1601年就实行了“贫民法”，旨在对工资低下的工人展开救济，定期发放救济金，但费用需要由富裕的资产阶级承担。但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取消救济法，在工业资产阶级掌权后，颁布了“新贫民法”，以“劳动院”代替了救济金。所谓“劳动院”不过就是工人的“集中营”，被救济工人终日劳作却食不果腹，最后被迫流入大城市充当雇佣工人，资本家因而实现了充实劳动人口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伦敦工人协会”意识到必须进行议会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根据工人的实际利益诉求，草拟了六点政治纲领：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身体健康、不犯法坐牢者，都应享有选举权；2.划分选区和议员；3.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4.国会一年改选一次；5.实行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权益；6.议员领取薪金。[3]348-349这六点政治纲领就是后来的《人民宪章》，英国宪章运动的核心诉求在于获得普选权，这项斗争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响应，“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3]349。可见，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有了清晰的阶级意识，并且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加上后期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理论指导，失去劳动权利的工人们开始走向联合。

二、悖论何以产生

19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坐标，经历了18世纪的100年。工业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结构，乡村土地被大量兼并，无产者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壮大了城市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使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本家看到商机，进一步压低工资，使工人的生存越发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无产阶级开始作为整体遭遇到了自身生存的挑战，这一挑战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欧洲社会尤为显著。工人们陷入了一个生存悖论之中：要么忍受非人的剥削，要么失去工作饥饿致死。与此同时，不堪忍受的工人揭竿而起，走向街头，或者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或者要求政府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利，总之，欧洲工人开始走向联合，为世人熟知的三大工人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在这背后蕴含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为什么会有悖论产生？其二，在这个前提下，欧洲工人又是通过怎样的机缘走向了联合？

古罗马的哲学家塞涅卡有一句名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这句话用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人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工人陷入到一种生存悖论之中，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选择愉快地或痛苦地接受来自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要么忍饥挨饿，要么劳累致死。为什么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逃脱“厄运”呢？

第一个显著原因是，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与生产资料是分离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前所述，同时发生在乡村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裂使他们失去了选择生产方式的主动权，厂房、机器、原材料等劳动资料成为稀缺物品，而工人本身却因强制性的分离成为剩余的那部分，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只能被迫成为工人，即出卖体力劳动或手艺的人，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另一方面，资本家因支配生产资料进而支配了整个生产过程，他们以工资的形式给劳动力标价，但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是劳动本身的价值，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坚信，让工人吃得过饱或生活得过于舒适会打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即便是有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微薄收入仍然无法使他们和家人逃脱饥饿的命运。

第二个继之而来的原因是，工人没有分配权，他们占有的只是分配要素中极少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4]13“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4]13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权决定分配？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土地、劳动、资本决定了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工人能够参与其中的只是极小的工资部分。同时，在这里马克思还有一个重要提示，即分配的逻辑过程，“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4]14，“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4]14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除了产品分配之外，分配的内容深层表现为生产工具、社会地位的分配等等，这些都决定了工人在生产中的角色。马克思指出，像利息、利润，他们不仅是决定分配获得多少的因素，同时也是决定工人生产角色的生产因素，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就只能被社会分配为雇佣劳动的角色，因为这个人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与此同时，由于在上述两种分配当中工人都服从于资本家，因而在产品分配上也会处于任其摆布的地位，在工资的获得中就不得不接受只勉强维持自身生存，以及勉强维持后代繁衍的生存资料。

三、联合的逻辑

要摆脱生存的悖论，工人就必须联合起来，从单一个体的生存抗争到群体的抗争。工人的联合不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条件的产生、演化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些掩藏在众多历史事件中的必然逻辑可以通过对欧洲工人联合的历史考证得到借鉴。

首先，失业者联合的前提是，“失业”不是某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资本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布罗代尔认为，“在外国竞争的残酷环境下，凡提高工人工资的，工业都完蛋了，至少情况非常糟糕。”[2]398常态性地压低工人工资，在所需岗位上故意不招满工人，让在岗的工人超负荷工作是他们的一贯伎俩。马克思指出，资本越是发展，其力量越强大，越是造就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形成产业后备军，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5]742。举例来看，1844年德意志的西里西亚地区是著名的纺织重镇，当地大约有36 000名纺织工人，在那个时代，纺织厂的企业主为了和英国商品竞争，不惜以压低工资的方式降低成本，加之封建地主收取重税，最终导致6000名工人直接死于饥饿 。面对残酷的剥削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些工人无论如何选择，都最终难逃失去生命的厄运。[3]369-370再举一例，1847年法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而没有失业的工人工资也降低了50%～60%，此时地主和资本家又进行粮食投机，使得粮价上涨。愤怒的法国人民奋起反抗，举行罢工，捣毁地主的庄园，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七月王朝的剥削。[3]400由此可见，“失业”是资本秩序中一个普遍性、常态性的因素，在一定情况下也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性”因素，用以调节利润的多寡，而在这些“纯经济”行为中，工人的生存境遇并没有被考虑在内。

其次，当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产力的增长时，最终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空前危机，进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对抗。在通常的理解中，“生产关系”概念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等[6]117-118，其中所有制关系是基本关系。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中，不仅包括人与物的关系，即劳动者与土地、机器、厂房、原料、产品等关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即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冲突在失业者的联合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前提，工人和雇主始终处在利润分配的紧张关系中，利润(或产品)由生产力创造，也就是由劳动者使用相应的工具把原料赋予“形式”，进而形成产品。需要指出的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并不是因为生产力的绝对“过剩”，即强大到生产无限多的剩余产品，这里的“过剩”是一个相对概念，意味着发展着的生产力却没有办法满足生产者自身的物质需求，甚至于创造的产品越丰富，数量越庞大，劳动者本身却越虚弱，自身越不值钱，越来越成为可以被随意抛弃的廉价“商品”，马克思把这种资本社会中“诡异”却又到处发生的情况称为劳动的“异化”现象。产品的“过剩”使得单个商品利润下降，企业主就必须减少生产，裁减工人，以确保利润不降低，而大量工人失业后又抑制了消费，使得商品资本循环进一步受阻，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爆发更大规模的失业潮，这时工人强烈的生存欲望和资产者保存利润的需求发生激烈冲突，从而使得双方对抗达到了顶点。

最后，无产者作为阶级的联合体，共产党人的理论指引与革命实践在工人的联合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诞生之前，由于缺乏有效方法的指导，工人抗争的方法和目的存在很多误区，导致联合与斗争出现了错误。举例来分析，第一个误区是把机器当作“罪魁祸首”加以破坏。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以人力生产为主的传统手工业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这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英国出现大批失业工人，工人们将自身失业的原因归结为机器工业的推广，因此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卢德运动”，他们砸毁机器，破坏工厂，以期回复到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去。如果从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来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只见“器物”，不见“制度”的抗争方式，早期的工人阶级错误地把人与人关系的危机理解为人与物关系的危机，这就使得破解失业的方法演变为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最终被英国当局残酷镇压下去。

早期抗争失败的第二个误区在于，失业工人认为无须通过暴力革命，只要呼吁资产阶级进行改良就可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使得工人阶级相较于“卢德运动”时期有所进步，因为已经意识到了需要变革的是“制度”，但这里的局限就在于变革的不彻底性，无法达到革命的高度。例如，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鼓吹消除自由竞争与生产的无序状态，建立阶级合作的社会工厂，以此来实现工人解放，摆脱私人资本家的压迫，这给工人造成了很大迷惑。与此相似，拉萨尔派强调议会斗争，建立生产合作社，普鲁东主义坚持限制资本发展等主张都降低了工人的革命动机，让失业工人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某种美好的“幻觉”，而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问世，才最终拨开了人们的思想迷雾。

从工人运动的历史坐标来看，19世纪中期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工人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理论指导，而此后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贡献，工人的联合开始走向正轨，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正确方向。共产党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是理论和斗争的带头人，共产党人行之有效的策划使得联合变得更加有力量。在理论上，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一系列指导工人联合与抗争的重要文献得以问世，这些重磅文章把种种非科学形态的“社会主义”构想加以澄清，超越了维特林“人人皆兄弟”的同等劳动以及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的空想，为彻底革命指出了正确道路。在实践上，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革命活动，用彻底的革命思想帮助各国工人摆脱混乱思潮。1847年6月，他们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战斗口号，1864年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这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斗争不断，无产者们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找到了前进的动力。时至今日，两个多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历史规律依然具有释放生产力的空间，但随着21世纪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低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失业问题，无产者的生存与抗争仍然需要被广泛关注，处在资本剥削中的劳动者仍需要透彻的理论来帮助他们拨开迷雾，看清事实，改变自身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工人联合的革命经验仍然让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所有者有所忌惮，不敢肆意侵害受雇佣者的利益，从而为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