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于技术探索 潜心于史论研习
——评音乐学者王安潮

文／戴 蕾

简言而多思，躬耕而敏学，是王安潮教授给我的印象之一。很少见他在学术会议上露面，但知晓他的学者却很多，他对参会选择得挑剔。因为他有500余篇文论见诸于专业报刊，见文而识人；很少见他在聚会时出风头、发高言，总是静听他言，但敬佩他的朋友却很多，因为他敬重别人的观点并愿意尽可能地给予别人机会。“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德行高自然会使人愿意与其相处。为人朴实，待人诚恳，与人为善，不多言辞，这些印象或许会给不明事理的人以城府不深的错解，但王先生仍坚持做人为先，从而给朋友、同事间留下了温文尔雅的印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勤思善学是王教授思路开阔、成果宏富的基础，做事规矩却能处处为他人着想，使他的成果充满了人文怀的情味，他对学生则是“慈中带严，严里有慈”，这也使直接或间接受惠于他的学生获得较好的成果和人生之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或许是处女座的王老师总能在任何时候创新其学术内涵的缘由之源吧。

独立苦学 外绝声华

沉于艺中拈韵趣，乐自心中空灵出，若是能将职（专）业和兴趣合为一体，那将是再好不过快意的人生。在我的感觉中，王安潮教授可以算作其中之一。我对他的艺术之旅的观察从十年前就已开始，从间接受惠到直接求教，在使我学术成长的同时，也从王老师的学术中开悟很多，而他基于生活旨趣和学术追求而展开的职业，就是我首先感触的地方。他的研究过程充满快乐与诗意，丝毫不见学术探索的辛劳或负担，这是他不断钻研的兴味使然，也是成果不断涌现的动力所趋。

2019年春节，鞭炮齐鸣，华灯竞艳，新年的热闹气氛遍布大街小巷，而此时的庐州合肥城里应景飞雪，雪景与春意满溢其间，我拜访王安潮教授是在巢湖边的一个幽静的寓所中。初进室内，我们略显清冷，但创作者的激情却充满房间，并感染了我们的热情。这段时间王教授就蛰居于此，正在心无旁骛地奋笔写作，假期反而是他最重要的写作阶段。他总是这样忙碌，如果不是兴趣使然，恐怕是难以长久冷坐，难以数日为继。无独有偶，2019年的酷热暑假，还是在庐州合肥的这间狭小的寓所中，火炉城的不是浪得虚名！但我见到王教授时亦是挥汗如雨，笔耕不辍，艺术兴趣与职业追求的协调一致，使他能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他也常说，劳动使人快乐，创作使人兴奋，沉静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是一件快乐的事，他不仅享受结果，更在于其过程。情到境界人自悠，苦到深处自来甘！

“独立苦学，外绝声华”，是我对王教授一直以来的印象，他总能排除干扰，处于自我象牙塔的清静研究状态中，这也从他从事的乐律学、古谱学、佛教音乐、古代乐种的研究专题中可见一斑。在这样繁忙的辛苦之中，他却始终给人以阳光健康的形象，研习之余，他会运动锻炼。而对于名利，他非常坦然地对待人际间的纷争，按照自我的追求执着前行。他善修内心的静，也乐于生命的动，“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须书卷作良医”（南宋·陆游），也许书中真的有美味与良药，使他能享受到其中的惬意与快乐。

抛开浮华 潜心做事

敢为人先，砥砺前行，在我的印象中，王安潮教授应该是地方乐史研究的最早探索者，中国古代音乐结构分析个性求索者，也应该是安徽籍音乐学者中最高产之一。作为音乐理论家，网上可查的发表文字已逾500万字，还出版有著作10余部（含合著），主持的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各类课题10余项，这些成果数据是非常令人大为惊叹的。可贵的是，他还乐于参加社会音乐普及工作，音乐厅或群艺馆中常可见他对高雅、古典音乐推广的身影，普及型的报刊也有他的妙文智言，学术服务于大众，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牵绊的事儿，王教授却愿意躬耕其中。即使著述等身，但他却能始终笔耕不辍，坚持每日写作，这也使学术视野开阔，常可见他的妙文发表。值得强调的是，他还坚持以各种艺术实践来检验其理论，以作品创作而来深入观察别人作品中的技术，也来验证、扩展自己理论的探索。前不久，笔者听到朋友说，王教授今年（2019年）已经悄然举行了五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分为合唱、民族室内乐、音乐诗剧、管弦乐、专题音乐套曲等不同体裁、形式，我看到了前三场音乐会的评报（前两场的文章发表在《音乐生活》，第三场的发表在《音乐周报》上），后两场我通过其它渠道而获得了一些资料。但与王老师交谈，他却说，“没什么，不足为外人道也。”

一年之中能完成五场作品音乐会，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的事，他却轻描淡写，不愿意深谈。而且，据说这些作品多是新作，很多都是约请者的命题写作，这其中的创举自然使我为之赞叹！怎么还“不足为外人道”呢？我在想，这与王教授一贯的低调处世风格相一致，了事佛身去，深藏功与名，抛开浮华，潜心做事，方能获得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或许也与他现在的职业态度有关，他说自己现在是理论工作者，实践只是理论的试验或检验，宣扬了它们，则是本末倒置，对理论研究是无益处的。但他认为从事艺术实践的探索对于音乐理论研究来说还是很重要而有益处的，尤其是音乐本体研究在近年来的音乐史学界逐渐被人弱视的氛围下，音乐理论家的音乐技术修习和本体探索显得尤其必要，此所谓“不入黄山难知其妙”嘛；再者，可能与他所处的工作环境有关，本来想好好做事，但却有莫名其妙的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这也使得他能潜心做事，默默奉献，低调处世，“躲进小楼成一统”。

静心修学，潜心修为，他不仅为其一生挚爱的音乐事业找到了打开智库之门的钥匙，为其治学和探索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其对人生有了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领悟。

善听良言 睿智前行

善于听取良言，是学人快速成长的睿智之举，而那些自顾自地个性乖张，只能使自己处于陌途难走的境地。王安潮说他非常在意智者的建言，并努力取其适合之处而实践之。

在他刚入上海音乐学院读研之初，时任音乐学系主任的杨燕迪教授在欢迎新生的见面会上建议大家要每天坚持写作，杨教授以其成功的学术人生为范而给予的建言，是垂范王安潮进入上音的第一课。建立最早的中国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名师众多，从1927年11月27日开始，以言行而给予学生指引的教学传统潜流于内。在复调大师陈铭志教授和配器大师杨立青教授的课上，王安潮坦言他吸取了淬炼技术的建言。陈先生坚持让音乐学系的学生写复调课上更技术化训练的作业，铭志教授说，音乐理论工作者要比其他音乐专业的人更进一步，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尤其对技术领域（包括创作和演绎），不能犯难或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而忽略其中的学术研习，陈先生说他教学生涯最后一轮的授课选择在音乐学系开课，其用意也是在以身示范；而杨立青教授更是建言良多，杨先生认为音乐学家要在宏观认识上有更高的站位，在微观理解中有扎实的技术深研。导师陈应时教授对其建言最多，影响最大，他要王安潮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四大件”（律、调、谱、器）的基础技术入手，打好基础是学术进一步高效发展的基础。且思想上要“生命不止，研习不息”，陈先生在其80余岁高龄时仍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就在他犯病之时仍在伏案研究，病榻之上还在牵挂自己的课题研究之事，王安潮说这些都让他受用终身。王安潮先后的两位博士后合作导师冯文慈、田青，也是在学术追求上给了他很多精言妙语的建言，身体力行的垂范，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扎实地做好每个细节。除了师长，同学、亲友的良言，他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张旭儒、张千一、觉嘎、余峰、黄大同、张毅、白萌、陈立怡等的良言和观念也都影响其发展。

听取良言相建，使得王安潮先生在其学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更多的进步空间和成果成就，从其从小学至大学，从读研到学术发展的每一个方向的开辟，他都在善听良言中得以快速成长，这也使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为主相关研究方向中都有量多质优的学术成果，也因其学术服务大众的观念下而有较多的评论。同时，也使其不会迷茫于分叉路口的抉择，沉湎于追求路上的羁绊。正是由于上述的理念和思想，他觉得自己现在正值当年，没有停歇的理由，也才有了文章开始处得到所说的在严寒酷暑的假期仍奋笔的身姿。

取径巧妙 学业精进

善于选择路径，是学者快速发展的巧妙之举，王安潮在其学术发展中总能在不同时期、不同状况下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在技术锤炼的基础上进而研习各种音乐理论，不断精进其学业，修炼其技艺。

安潮先生自幼学习民族乐器演奏，竹笛、二胡、唢呐是其儿时的爱好，那时候村头街尾的高音喇叭所营造的音乐氛围，是他幼小时音乐技艺与乐感培养的简易“教室”，乡间时而出现的戏曲演出和民间锣鼓乐婚丧嫁娶仪式音乐或节庆助兴，他参与其中，乐于其中，并产生音乐学习兴味的触动。他说自己常会追着戏曲演出班团去各村子看戏，他至今还能演唱大量的戏曲唱段。而身在民歌之乡的他，从小也浸染其中，家乡的各种民歌他都能随口就来上几首，全国各地的民歌也能熟知代表作。深厚的民间音乐浸染，培养了兴趣和乐感，使他在中专时就开始逐渐显露音乐才华。正式的音乐演绎技术学习，不管是民族乐器中的竹笛，西方乐器中的钢琴，还有声乐演唱，都可见他在中专时活跃的身影。他还参加了民乐队排演和剧场的器乐、声乐表演，还曾获得过省级歌唱比赛的二等奖。但他说那时候的学习随意性很强，专业性较浅。在其启蒙老师吴久良先生的建议下，他考入大学开始全面系统地专业学习。

难得的学习机会，使他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与钻研，钢琴、声乐、手风琴、民乐器、作曲及其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史论等科目的成绩多是优等。大学期间，他还参加了各种形式乐队的排演，尤其是流行乐队中的演奏和“扒谱”和交响乐队的配器，使他得到了和声、配器方面的大量实践锤炼，民族管弦乐队、西方管弦乐、电声乐队乃至混合乐队的编配在他手下多做过大量的实践。在时任省音协秘书长的崔琳先生的建议下，他开始追随童忠良、谢功成等教授进修和声等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在武汉音乐学院考研折戟之后，他听取当时在上海读博的余丹红老师的建议，开始转攻中国乐律学方向。这一转变并非偶然，他说与其在大学时写作《中国乐律学发展中的几个关系》等文章的训练有很大关系。

在上海音乐学院跟随陈应时教授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他在导师的要求下每天坚持大量阅读文献，以深耕细作而弥补了之前的专业缺失，这是其转型迅捷，在承担一些报纸专栏写作的实训后，他的写作能力又得到快速锻炼，专业写作技巧的训练上也成效较大，并在硕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学术文章。在唐代音乐文献研究重镇扬州大学工作期间，他由乐律学开始转向唐代音乐的研究方向。攻读博士期间开始渐多地出席学术会议，并积极发表创造性言论，其才华也因此而赢得关注，如黎英海80诞辰学术会议之后，他得以在《中国音乐》《人民音乐》《音乐周报》发表三篇文章。博士毕业时，他就发表了60余篇，很多还是核心期刊文章，这使他在同辈学生中非常突出，也使他很快就评上了教授职称，但他并不满足于当时全国“最年轻音乐学教授”的光环，而是排除各种困难，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先后做了两个博士后，完成了两个较大型的博士后基金课题，持续增加研究任务使其学术方向不断扩展。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及多个省部级课题，这其中的辛劳程度和攻关难度。

不断开辟新路，是王安潮不断扩展学术视野和观念的外在表现。从乐器演奏到乐队排演的音乐实践技术锻炼，从音乐创作到史论研究，再到两者的交融并进，他走的是一条生根扎实而又以技术为支撑的学术路径，在这其中，他能清醒地认识孰主孰次的关系，并能协调发展。他立足于技术基础上的史论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杨荫浏、沈知白、钱仁康、冯文慈、陈应时、田青等前辈学者以来的学术路径，并以“乐史贯通”为目的而做了扎实而针对性地探索。它是有技术支撑的学理考辨，从实践中来，到理论中去，再回到实践予以检验；它是为检验理论而做的实验，将前人的成果及自我所得进行了实例验证，获得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由此而使他的理论不是空架子，实践不是假把式。

王安潮以他的辛勤钻研、锐意创新而在中国音乐史论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中获得了大量成果，是新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中的翘楚者之一，这也使他的研习发展之路成为年青学者可资借鉴的范例之一。他的学研精神执着坚韧，境界高远；学术视野高台阔景，既深且广；研究方法精思妙解，独辟蹊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游刃于内。他从楚都寿春走来，将瑰丽的楚文化发扬开来，在音乐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音乐史论扎实而精深，广博而睿智。正如其师田青对他的建言，我希望王老师也要注意生活及身体保健。同时，也希望他能拥有一片少有纷扰的学术氛围，多有帮扶的工作环境，继续探索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和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