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两淮地区招抚使考论

摘要：南宋两淮地区位于宋金交界之处，饱受战乱和盗贼的困扰，两淮招抚使应时而生。自建炎初年置招抚使至南宋灭亡，两淮地区一共任命了十三位招抚使、副，这些招抚使在两淮地区负责招抚敌将、扩充军队、清剿盗贼，为恢复失地作战前准备。宋金隆兴议和是南宋招抚使兴废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和议的达成，招抚使随之被废，至宋蒙战事兴起，两淮地区的招抚使被重新重视，并在南宋后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家族化倾向。南宋两淮招抚使是南宋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后期存在腐化的迹象，但在南北政权对峙的整个过程中，曾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南宋;两淮地区;招抚使

引言

南宋之前招抚使的设置较为随意，官员品级和职能不定，且事过则废。南宋时期，宋廷开始普遍设置招抚使，并且拥有固定的辖区和治所。两淮地区作为南宋时期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宋廷特别留意于此构筑江淮防御体系。建炎初年，南宋招抚使首次设置，驻守两淮地区，负责抵御金人南侵，即是重要的表征之一。南宋招抚使大多按路而设，该路是为招抚使的大致辖区，其中以两淮地区出现的招抚使（包括淮西招抚使、淮东招抚使、淮南招抚使）的设置最为重要和特别，尤其两淮地区是金朝对南宋用兵的重点区域，宋廷在两淮地区的军事部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南宋的国土安全和政治稳定。两淮招抚使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招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研究招抚使制度时有必要单独论述。目前学术界对招抚使制度关注不够，常常将其与其它军职一并论述，而忽略了其作为独立军职所具有的特性。惠鹏飞对南宋时期出现的招抚使作了数据统计[1-2]，并考察了招抚使的设置时间、治所、序位、职能等问题，是关于宋代招抚使的综合研究，但却相对忽视了招抚使的区域性特色，而且论述中在时间考订、人物事件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对南宋两淮地区招抚使作专题研究，以制度的兴废、运作，透视当时的军政动态。

一、高宗朝宋金战和与招抚使制度的兴废

南宋首次设置招抚使，是在李纲的建议下完成的。《宋史·职官志》记：“建炎初，李纲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师而废。”[3]按，李纲认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肢也”，为保全河北作为抗金根据地，建议“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4]。李纲秉政始于建炎元年五月，终于同年八月，为时甚短;宋廷以张所为招抚使，在建炎元年六月，至九月则宣布废罢[3]。可见南宋建炎元年招抚使的设置，基本上是随着李纲的去位而搁浅。

但时隔不久宋廷便又重新设置淮南招抚使，以应对新的变局。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3]，宋廷“诏以（陈）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之，三战三捷。”[3]翌年五月乙未，“以御营前军统制王为淮南招抚使”[3]。按，建炎二年，南宋建立政权未久，政局不稳，宋金关系紧张，随时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且高宗此时尚在扬州，李成之叛从内部威胁到高宗的政权的稳定;加之淮南地处长江沿线，如若淮南失守，金兵过江将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建炎二年淮南招抚使设置的背景。所可注意者，以上引文是南宋两淮地区出现招抚使最早的记载，为临时的人员任用，并没有像建炎元年同时设置招抚司作为正式的职能机构，且其设置目的乃平定淮南招促使李成的叛乱，非为抵抗金军而设。此次招抚使之设，并未在两淮地区形成定制，但却为以后两淮地区设招抚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绍兴二年二月，由于大将韩世清长期占据宣城，“擅据仓库，调发不行”[3]，李光便向朝廷建议除掉韩世清，并且言及淮西之地的重要性：“庐濠二州及六安军最与伪地接境，乞兵五六千人并文臣一员庐州屯驻，假以制置或招抚使副之名。”宋廷遂“诏李光选文臣一员充淮西巡抚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将带前去庐州屯驻”[5]，“乃授光淮西招抚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谒，缚送阙下伏诛。”[3]此次任命以“吏部尚书李光为淮西招抚使，神武前军统制王副之。”[3]从这几处记载可以看出，至绍兴二年，淮西地区仍有大规模的盗贼，所以此时设置招抚使与前文提及的建炎二年的情形类似。但韩世清本苗傅余党，被招抚后却成为新的割据势力，这其中暗含着招抚制度的隐患，即为消弭内部兵事而无底线的招抚，表面归顺宋廷的盗贼，仍构成对宋廷的潜在威胁。所可注意者，此时的淮西招抚应已有治所。史言李光“假道”过宣州，可知应是赴任途中途经宣城，如此才会起到不打草惊蛇的效果。且李光最初建议朝廷设招抚使时便建议屯驻庐州，韩世清被擒获以后，史载“初，光于上前面禀成算，宰相以不预闻，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3]其中“未至”一詞也佐证了李光确实拥有治所。南宋招抚使分为若干战区，战区基本上与各路级政区吻合，故淮西招抚使的治所很有可能便是李光之前上疏请求驻守之地，即淮南西路的治所庐州。由于李光的改任，绍兴二年九月，宋廷以郭伟为淮西招抚使，“权知庐、寿春镇抚司公事”[6]。这次任命证实了上文的猜测，即淮西招抚使治所与淮南西路治所保持一致。李光的任命还提示我们，招抚使亦设副职，这是南宋第一次出现招抚副使。由于李光任淮西招抚使也是第一次由文臣充任招抚使一职，故也不能把招抚使就看作简单的由武将充任的军职。凡此之类，皆表明南宋绍兴以后招抚使制度在逐渐完善起来。但是由于得罪当朝宰相，尚未赴任，便已改授他职。

郭伟系李光推荐，故也不受当朝宰相的待见，很快便被罢去。淮西招抚使随之而废，直至宋孝宗朝，两淮地区才再次设置招抚使。淮西招抚郭伟的废置，表面上是宋廷内部的人事调动，其背后仍关联着宋金对峙的政治局势，盖绍兴初年南宋政权逐渐稳定了局势，开始组织军事力量抗金，再加上金军长期的进攻，早已疲惫不堪，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宋金战争形势略微放缓，而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更是以“和”为“国是”，并于绍兴十一年与金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因抗金而临时设置的职官或官署随和议的签订而废置。总而言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高宗一朝两淮地区招抚使的职能主要是平定境内的局部叛乱，设置基本是临时性的，所以其治所也时有时无。这与孝宗锐意恢复背景下的招抚使多有不同。

二、孝、宁两朝锐意恢复背景下的两淮招抚使

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立刻任命“成闵、张子盖、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京西、淮东西招抚使”[7]，其中成闵同时任湖北招抚使与京西招抚使，因此前成闵即为两地制置使，而张子盖为淮东招抚使，李显忠为淮西招抚使。这次任命可以看作是宋孝宗为北伐所做的准备。孝宗即位后曾召张子盖，命其“招集勇敢，相时而动”[3]，张子盖接受使命后，“招金大将萧鹧巴、耶律造哩将其众来降”[3]，对此孝宗甚是欣慰，而任命张子盖为淮东招抚使，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招抚才能。但此次任命却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理由是：“山东距北庭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必减其强;两淮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何如矣”[7];更重要的是两淮地区作为北伐大本营以讨山东，一旦失败，两淮地区则陷入被动，两淮地区一旦陷落，则南宋危矣。然而志在恢复中原的宋孝宗不但没有听取这类意见，而且还任命西夏降将李显忠为淮西招抚使。

虽然张子盖未及赴任，便因病去世，但北伐大势已成，淮西招抚使之废并不能阻止战争。隆兴元年，“（张）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隸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8]北伐初期，李显忠与邵宏渊皆连下数城，而李显忠由于“名出宏渊右”，引起了邵宏渊的不满，张浚还特意修书一封，“令宏渊听显忠节制”[8]，邵宏渊更是不服。二将离心离德，加之犒赏士卒存在问题，最终导致后来的符离之败，使得北伐功亏一篑，李显忠本人也因战败被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同年八月，宋孝宗恢复了张浚的官职，同时任命刘宝接替李显忠为新的淮东招抚使。但此次任命志不在北伐，因为此时主和派汤思退已任右相，朝中主和派占据上风，宋孝宗甚至已命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所以刘宝的任命更多像是对金军展示自己的兵力，以谋求更多的谈判利益。但是隆兴二年正月，金朝方面再次来函，却无谈判诚意。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动下，最终将卢仲贤“下大理寺，夺三官”[3]，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示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宋金和议陷入僵局，孝宗令张浚巡视兩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继续开战。三月，孝宗又任命王彦为淮西招抚使，但四月张浚病逝，王彦在淮西又接连遭受打击，“楚州遂破，金人又破濠州，王彦弃昭关遁，滁州亦破。”[3]至此，宋孝宗无心北伐，一心求和，甚至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因拒绝执行，于是被撤职降知平江府。随着隆兴和议达成，两淮招抚使再次被废。

下至宋宁宗朝，毕再遇为平定湖海盗贼任淮东招抚使，两淮地区才再次得以设置招抚机构。史载“湖海贼作，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建治于扬州。虽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9]，虽未言及具体设置时间，但可以从中看出淮东招抚使的治所在淮南东路的治所扬州，这与前文的分析吻合。但此后淮东招抚使不复设置，究其原因，盖淮东军事地位不如淮西，淮南招抚使治所扬州位于长江北岸，且距东海不远，拥有出色的地理交通优势。不过扬州离淮河南岸较远，也不濒海，加之位于长江北岸，导致控淮、控海、控江都有一定难度[10]，因此宋廷部分官员对高宗驻跸扬州提出异议，认为既然避敌东南，应选择形势更为险要的地方进行守御，金陵是更优之选。至南宋后期，淮东也因为地形原因和地理位置不再是南北战争的主战场。淮东与淮西还有一处截然不同，即二者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淮西长年面对的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而淮东多是面临内部的威胁。威胁淮东安定的一巨大隐患即盗贼，这里的盗贼指有群体、有组织，武装化的巨盗、反贼，其中有北方战场逃兵和被遣散的无业士兵，也有直接反叛的军队士兵，但更多的是自北方逃难的流民。南宋晁说之《二月二日》诗云：“群盗犹多南渡客，征鸿难问北归人”[11]，另一首《次韵张姑丈感旧》亦言：“尔保丘园为尔土，吾怜盗贼本吾民。”[11]对于这类流民盗贼，晁说之认为“不患盗贼不扑灭，要使盗贼耕桑难”，即言消灭这类盗贼本身并不困难，只要赐予他们营生手段便能使他们由“盗”变“民”，此即任命毕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内在原因。但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再度缓和，和平时期的淮东军事地位再次低于淮西，而南宋后期淮东已不是主战场，故淮东招抚使在宁宗朝后不复置。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中期两淮地区的招抚使已有固定治所，制度设置较之南宋初期更为完善，但建置仍不稳定。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坚决北伐，而惨遭符离之败后又转而求和，第一次议和的条件不成熟，又转而开战，战败后再度议和。这种政治取向的调整，直接影响招抚使的设置，在战和摇摆之中，几任招抚使或战败被废，或议和后被废，任期极短。与此相关，招抚使的职能也受到影响。孝宗初年，两淮地区的招抚使主在招抚两淮地区的贼寇为军，以图北伐，但符离之败后，两淮地区招抚使的职能出现变化，刘宝担任淮东招抚使更像是南宋议和的筹码，并非像之前一样为对抗金军而设;而宁宗朝毕再遇任淮东招抚使，则又恢复其平复内部盗贼的功能。只不过孝宗朝两淮地区招抚使较之前朝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以抗击金兵为目的，孝宗朝两淮地区招抚使李显忠、邵宏渊成为北伐的主力军，虽则二人不和以致符离之败，但战争中二人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张子盖在上任前招降了大批金兵贼众，为后来的李、邵二人提供了经验。

三、南宋后期淮西招抚使的家族化倾向

“端平入洛”事件点燃了宋蒙战争的导火索，宋蒙战争正式打响。淳祐四年五月，蒙古围攻寿春府，吕文德率兵成功解围，宋廷赐给他缗钱百万以犒师。宋廷并除吕文德“淮西招抚使兼知濠州”[12]，以卫国土，抗击蒙军。吕文德上任后“败元兵于五河，复其城。”[13]在吕文德之后，景定三年，“吕文福依旧职差知濠州兼淮西招抚使”[3]，景定四年，“吕思望知濠州，兼淮西招抚使”[3]。此时，两淮地区还出现了河南招抚使。从命名上看，河南招抚使应在河南地区抗击敌军，但从实际任命情况来看，河南招抚使的主要掌控地区仍是两淮。河南招抚使初设是在宝祐六年，夏贵凭借军功任职。[3]宝祐六年，蒙哥汗分路大举攻宋，亲自领军入蜀;使忽必烈攻鄂州，趣临安;使兀良合台北上至鄂州会师。而荆襄地区毗邻淮西，如若荆襄地区失守，蒙古军便可以对两淮地区展开夹击。面对这种情况，夏贵主动上书贾似道：“荆涂夹淮，如人喉咽，一有梗，则安丰、寿春断，淮西必危。”[14]因此贾似道命夏贵到淮西、河南地区主持防备工作，兼任河南招抚使，以防蒙古进犯淮西。此番任命前，夏贵知怀远军，兼任河南招抚使，也可以理解为临时设置的河南招抚使治所正是在怀远，此后任命两年间，夏贵并没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是一直镇守怀远。开庆元年时，夏贵面临蒙军强大的攻势“守怀远百余日”[14]，可见这两年间，夏贵的主要职责便是镇守怀远，抵御蒙军进攻，夏贵也因此军功得到宋理宗的亲自抚恤。而此时，蒙古兀良合台自广西北上，进至潭州城外，两湖地区告急，夏贵也因此被调至荆襄地区作战。

夏贵离任后，继任河南招抚使的是吕文福。“癸卯，吕文福带遥郡防御使、河南招抚使、知淮安军。”[3]通过记载不难看出，河南招抚使的治所并不确定，而是得依照官员出任地方长官的治所而定，这自然也与战局相关。且依河南招抚使仅有的两任长官来看，不难发现，河南招抚使所起用的官员皆为吕文德起家的淮西旧部（夏贵是吕文德的部下，吕文福是吕文德的胞弟）。这也表明，在蒙古大军南下，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贾似道所信任的仍是吕文德一派，这实际上也能反映理宗朝，吕文德一派显要的军事地位与政治地位。但吕文福任职期间也不长，很快他就转任淮西安抚副使，知庐州了。这与此次蒙军南下的总指挥蒙哥汗逝世有关，忽必烈为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退军，淮西的军事形势变得没那么紧张，因此也没必要在淮西单设河南招抚使以备蒙军，这也能看出河南招抚使仍具有临时性的性质。

从上述任职情况可知自宋理宗朝开始，淮西招抚使的治所已从庐州转至濠州，且两淮地区招抚使的任命具有家族化的倾向。匡裕彻在《浅析宋元襄樊战役胜败的原因》一文中引出“吕氏军事集团”的概念，认为南宋末年，宋廷中形成了一个以吕文德为首的武将军事集团。[14]按，吕文德在南宋后期一直活跃在抗蒙前线，在朝野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吕文德主要依靠由他的亲属组成的家族军四处征战而逐渐发迹，随着官位日渐提升，他的亲戚如吕文福、吕思望等，甚至连同乡的夏贵都得到提携，先后成为南宋末期的重要将臣，而吕氏家族更是垄断了理宗朝的淮西招抚使，这种现象在此前从未出现过。屈超立认为这一军事集团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吕文德对亲族与旧部的一手提拔。[15]吕氏军事集团的内部关系，确实是以亲族和淮西旧部作为纽带的。吕文德发迹后，其主要活动范围从淮西辗转到京湖地区，其主要旧部也随之转战各地，但淮西招抚使后期仍由吕氏一族担任，显然吕氏家族子弟借由吕文德在淮西地区的声望及人脉关系，影响了宋廷对该区的人事任用，从而导致淮西招抚使的家族化的倾向。

家族化的膨胀容易导致形成以家族为纽带的集团，这也是为何吕氏能自理宗朝开始便垄断淮西及京湖战场几乎全部军职的原因。集团化自然能带来稳固的政治力量，但是如若家族领头人对集团的政治路线稍有失控，集团化就势必会发生恶性膨胀。吕文德在发迹过程中重用亲党，排挤其他诸军的现象就时常出现。“至咸淳中，大将若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辈，矜功怙宠，慢上残下，行伍功赏，视为己物，私其族姻故旧，俾战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窃其勋爵矣。”[3]吕氏集团随着战功显赫，越来越肆意妄为，正如黄震所言：“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16]另外，吕氏集团还展现了极其贪婪的特征，其“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力极矣。”[16]刘整就曾为在襄阳外设置榷场，针对吕文德贪财好货的特点，“乃遣使献玉带于文德，求置榷场于襄城外，文德许之”[17]，吕文德虽不一定因玉带而许刘整榷场，但以刘整对吕文德的分析来看，吕氏集团的腐化则是事实。吕氏集团这样的军队虽然有一定的内聚性和相当的战斗力，但其视私利重于国事，是其后期大举投降蒙元的内因，不可忽視。

结语

两淮招抚使最初是南宋为了平定淮西地区的叛乱而设立的纯军事性质的官职，为拱卫两淮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淮招抚使的设置也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变化，在战事缓和时期经常裁撤不设，但总体上从南宋初期到南宋末年一直存在。南宋中期，两淮成为四大战区之一的江淮战区，两淮招抚使也在隆兴北伐、开禧北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宋后期淮西招抚使的任职上，招抚使队伍开始腐化变质，吕文德使家族成员大量进入军界，甚至在他之后接替他的也都是其家族成员，其与奸臣贾似道狼狈为奸，败坏朝纲。当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被一个家族垄断的时候，腐败就极易滋生。这时的招抚使虽更为重要，但已无法发挥出南宋前期招抚使的作用，只能消极防守。两淮地区招抚使从设置到彻底废置，实际上也反映了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动态，虽然两淮地区招抚使最终腐化，未较好完成抵御蒙古入侵，但纵观南宋一朝，两淮地区招抚使在保卫两淮，稳定两淮上起到的作用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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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韬（1996.07-）男，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