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鲁籍农学家郝懿行的农学贡献及科学方法

杨 柳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清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令当时的知识份子惶惶不可终日，为转移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整个社会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时读书治学大都脱离现实，而埋头于古书古学，并逐渐形成对经书古义的考据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最为兴盛，历史上称为“乾嘉学派”。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位为时人所推崇的训诂学家、经学家、农学家郝懿行，他不仅潜心治经，而且还心系农业，打破传统中国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身体力行、亲身务农，纠正不少当时错误的农业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农业文献，所运用到的一些方法已经接近现代科学，至今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 潜心治经、心系农业

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卒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嘉庆年间进士，官户部主事，他一生孜孜不倦、勤奋好学、淡泊名利，著述四十余种，出版三十多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农学家[1]。郝懿行的生平著作主要在经学方面，同时也有不少农学方面的贡献。这些著作对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有突出的贡献。

2 身体力行、投身农事

郝懿行，不仅在经学建树深厚，在农学、生物学上也有较深的研究，农学方面的专著主要有 《宝训》、《蜂衙小记》、《记海错》、《燕子春秋》四部。

2.1 农谚辑录——《宝训》

《宝训》是郝懿行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所著[2]，时年34岁，这是其撰写的第一部农书。全书共八卷，内容包括杂说、禾稼、蚕桑、蔬菜、果实、木材、药草、孳畜，是一部包括农、林、牧、副、渔的综合性农书。每章都是以广为搜罗到的历代农谚和有关熟语开端，然后再援引诸书，加以考订以及验证。农谚、农语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受科学认知限制，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但是这些经验总结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自然变化规律，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赵树国认为《宝训》一书，“引用古农书近四十余种，辑录农谚、农语、童谣、山歌、闽吴以及西北等地俗语、谚语一百又六则，征引经、史、子集多至二十余部。扩大了农学资料的范围，为古农书、农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线索[3]。”

1.2 蜜蜂社会——《蜂衙小记》

郝懿行《蜂衙小记》收录在《郝氏遗书》之中[4]，具体写作年代不详，现见光绪五年(1879)刻本。书中自序“昔人遇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心；余萧斋岑寂，闲涉物情，偶然会意，率尔操觚，不堪持赠，聊以自娱，作《蜂衙小记》十五则[4]4535”。简要地说明了他写作《蜂衙小记》的背景与动机。

序中提及“《蜂衙小记》十五则”，包括：识君臣、坐衙、分族、课蜜、试花、割蜜、相阴阳、知天时、择地利、恶螫人、祝子、逐妇、野蜂、草蜂、杂蜂。全书约1700字，文字简明扼要，但内容充实，类似当今的科普著作。内容涉及有关蜜蜂及养蜂的诸多问题，如描述也蜜蜂的形态、习性、蜂群组织、冬粮补充、蜂窠卫生、天敌防除、分群方法以及取蜜和加工方法等，可说是一部较完备的养蜂巨著。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著作中也有一些非科学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如“知天时”中说：“蜂忌老人，如有老人之家蜂乃不蕃”[4]4539；“祝子”中又说：“蜂，祝而生者也[4]4540。 ”即经常祷告蜂群才能繁盛。但综观全书，《蜂衙小记》仍不失为一部较有价值的养蜂专著。对今天仍有参考借鉴作用。

1.3 海底大观——《海错》

《海错》又名《记海错》[5]。 据《书.禹贡》所载:“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孔传:“错杂非一种”。后因此，称各种海味为海错[6]。《记海错》是古代山东唯一一部专一部专门记录当地沿海鱼类资源的地方水产动物志，这部辨识海洋生物的专著，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作者在《自序》中道明了该书的著书背景和目的。即为对海错“古人言矣而不必见，今人见矣而不能言”[5]4471，并且“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见海族以孔之多”[5]4471。本书的写作目的据作者所言，一为“游子思乡”[5]4471，二为“录其资考证者，庶补《禹贡疏》之阙略焉[5]4471。”全书分为48章，记载了郝懿行家乡栖霞附近的海洋物产共62种，包括动物53种，植物7种，非生物2种。郝懿行对各种海洋物产的介绍很详细，不仅对其外观特征、生理习性、生长环境等进行细致描述，而且还能从音韵学的角度考辨其异名别称，并根据自己亲耳见闻来考订文献，重点介绍了有关海洋物产的几种价值，有加工、制作方法、食用及药物价值等。不少记录为今天现代科学所证实，如《海错》中介绍河豚鱼的除毒法和海蜇、海参的脱水处理，魏露苓在《郝懿行和他的＜记海错＞》一文中说到“诸如上法是山东沿海民间的传统加工方法，多年沿用下来，证明是有效的。脱水、加盐均能抑制微生物繁殖；木炭的炭灰有吸附作用。用它们防腐，简单易行，可达长期保存。河豚鱼的内脏、血液有剧毒，必须彻底清除方可食用。芦根本身无毒、无异味、无杂色，富含纤维素。清除血液，内脏后的河豚鱼与它共煮，可吸附残毒而不影响鱼的色、香、味。食用起来更加安全。这类方法现今仍可用于一家一户的小规模水产加工[7]。”

1.4 物候信使——《燕子春秋》

燕子属于物候鸟类，因生理习性，不得不每年都要来一次南北大迁徙。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发现燕子秋去春来的飞迁规律。如诗描述“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郝懿行的《燕子春秋》一书[8]，作者长期以来细致入微、持之以恒的观察，记录了燕子一年四季的生活规律。该书既融入了郝懿行对燕子的喜爱，也体现了他深厚的知识素养和娴熟的文笔，兼具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魏露苓认为，它是唯一一部“以实际观察为基础，以时间为坐标，系统、全面记录燕子行为的专著[9]。”郝懿行在《燕子春秋》中记载了燕子在农历二月至九月间迁徙、繁殖、育雏、营巢、飞翔、捕食等行为，有较高的生物学和物候学价值。郝懿行还通过区分不同种类燕子的形态、叫声、分布区域、营巢习性等差别，将燕子分为胡燕、汉燕、雨燕、越燕四种类型。本书是以十二个月为主线，分十二部分讲燕子每月的不同行为，虽只观察燕子一种动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物候历，但是对物候学和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3 科学实验、方法创新

郝懿行在治农之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农精神，持之以恒、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强烈的怀疑精神，不囿于古人之言，敢于批判，摒弃迷信，尊重事实。《宝训》、《海错》、《燕子春秋》、《蜂衙小记》四种农书，是郝懿行留心农事，讲求实用的著作。郝懿行使用的治农的创新方法主要体现在：

1）经验总结法。郝懿行非常重视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他博览群书，搜集不辍，向亲友征求资料，到基层探访求证。历代农业赞语佚文辑录《宝训》一书，就是在大量引用古农书、古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从民间搜集得来的农谚俗语，辑录了农谚、农语等106则。据《燕子春秋》记载，郝懿行通过形态、叫声、分布区域、营巢习性等差别将燕子区分为胡燕、汉燕、雨燕、越燕四种类型，这无不是郝氏在长期的实践观察基础上，总结出的经验认识。在《春秋比自叙》里，郝懿行写到“盖比者，例也，立于此文，取则与彼[10]”，“而懿行之治《春秋》也，刺取前后经文，分别部居，方以类聚，或事异相比，无与为比，则当在阙疑。”简而言之，就是分门别类的进行比较，不能比较的就存疑。从中可看出，郝懿行主张在比较分析的前提下，对研究事物进行概括总结。此外，郝懿行在读书时注重资料整理、汇编，郝氏也坦言道“近六七年来，遇有所得，用纸劄记，藏弆遂多”[11]。要而言之，郝懿行是在严密的逻辑思维认识上，对研究主体，如蜜蜂、燕子、鱼类等，进行反复的分析，比较，考证得出的经得起验证的结论。

2）实践观察法。郝懿行的著作能够在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一个最重要原因：耳闻目验、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郝懿行力求记录真实，他访诸山野，行走在海边、田头，虚心向渔夫、老农等底层劳动者求教，与学术上的朋友切磋交流。他认为：“农家者流街谈巷议，言皆着实。”因此，《宝训》有采集民间之农俗谚语；《海错》内有渔者榜人之言；《蜂衙小记》多畜蜂者言；《燕子春秋》和《尔雅义疏》兼有妻友之语。如前文所言之《燕子春秋》，作者通过孜孜不倦、精细入微的观察，才能梳理清楚燕子的形态、行为、生活规律。若没有贯彻始终的“观察”，书《燕子春秋》又何以脱颖而出，所以，老老实实地观察，实事求是地研究，是迈向科学圣殿的第一步。

3）系统思维的多屏幕法。郝懿行既是我国著名的训诂学家、经学家、又是一名伟大的农学家，特别是他能留下四部宝贵的农书及其他农业著作的原因，是多种要素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结果。郝懿行在农业著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整个系统创新密不可分。郝懿行在创新中包括了物质、政治、文化、精神、环境五个子系统。在物质子系统中，郝懿行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实践，如《证俗文》载：“余尝树蕙草，盖今京师人乎艾抗者也，方茎，紫兰花，叶如蓝而香。”[12]又一首《戏嘲芭蕉》讲到“余家居喜种蕉，绿天庵裹，岁饶数十株，荫覆半亩余矣。”[13]这两首诗都维妙维肖地写出郝懿行亲自参加种艺活动。在《海错》一书中，郝懿行对海洋物产如数家珍，并对其加工方法、实用价值更是了如指掌。若他没有躬亲品尝，很难想象他能道尽其中甘味。前文已讲到他访诸山野、观察燕子，这里恕不赘述。简而言之，郝懿行能成为农学家，躬亲实践是众多子系统中关键的，必不可少的子系统。在政治子系统中，郝懿行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界限，为官后，以“吏隐”自居。尽管如此，郝懿行利用政治条件，宣传其重农思想，紧密联系基层，听取意见，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因此，他为官默默无闻，治学著作名满天下。在文化子系统中，郝懿行是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他的治农著作中有明显的治经痕迹。他既注重综合前人的说法，而后根据音韵、训诂的考证或“耳闻目验”得出自己的结论。郝懿行在《海错》中对其产品名称的考究音义上重视引用前代典籍，他每考证一物种名称，都征引古籍，颇下一番功夫。同时他以实际观察结果来验证古人之说，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两两结合，相得益彰。在环境子系统中，郝懿行之“农缘”与其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父亲郝培元对其影响非常大，郝培元重视教育，家教有方，尤其是他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驾轻就熟，郝懿行也必能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生活中增添对农业生产的认识。再者，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学者们热衷于训诂考订，郝懿行也就终身与治经、治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精神子系统中，他有一定的突破性，郝懿行打破思维定势，克服群体惯性约束，以新的眼光，科学严谨的态度看待不同问题，摒弃迷信思想。史书中有关祥瑞的记载由来已久，郝懿行是第一个主张把《宋书》中福瑞记载删除的人。他还指出《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述海参有三十足生于背是错误的，认为海参背上形成行列的钉状突起，是海参背上的肉刺，这些观点都是颇有见地的。

郝懿行有关农业的贡献不仅局限于以上提及的四种农书，在其它著作中，如《尔雅义疏》、《春秋比》、《晒书堂笔录》等都蕴含了丰富的农学、生物学知识，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的方法创新紧密相连。郝懿行的治农之法，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