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2020-03-11 03:21韩东林夏传伟
皖西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耦合文化产业服务业

韩东林,夏传伟,吴 瑞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随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享受,对文化娱乐活动消费不断增加,同时对文化产品多样性和质量提出了更高标准。为适应市场需求与时代变化,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继2016年5月和2017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后,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大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力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国际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人民消费观的改变,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在不断改变。但是由于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重视较晚,文化产业在供求结构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对称情况,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如何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事。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两者之间产业互动与协调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阅读相关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投入产出表研究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关联效应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鲜有学者对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但对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分析,对于制定文化产业优化发展措施,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3—2017年中国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程度,通过详细分析两个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及耦合协调度,以期加强制定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协调发展措施,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

一、文献综述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和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文化产业发展质量较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大量学者开始着手对文化产业子行业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提高子行业的发展来间接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文化产业子行业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以及二者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文化制造业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省域和行业创新效率方面分析,韩东林等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文化制造业科技创新效率分析后发现,中部地区六省创新效率存在差异且整体综合效率较低,为缩小省际差异及提高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整体效率提出了相关建议[1]。郭淑芬和郭金花通过对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子行业效率分析发现,文化制造业综合效率区域发展不协调,表现为东部发展水平较西部发展水平高[2]。对文化服务业的研究主要从影响因素和融合发展新途径两方面着手,付小颖通过对影响河南省文化服务业发展因素探讨后得出,加强科技文化水平投入力度有利于河南省文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3]。王青峰通过研究文化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融合发展新途径,力图提高山西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4]。对两个产业的关联效应分析,国内学者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二者关联效应强度。张亚丽等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两大产业的关联效应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拉动了经济增长[5]。严皓等通过对四川省文化产业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两者关联效应大小与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成正相关[6]。王志标通过研究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对文化产业增加值及总产出影响表明要想实现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的最大效用、净效应最大化,应加强两个产业联合发展,优势互补[7]。

回顾以往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多数是从文化工作和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分析,代表性成果主要有:Valentine分析了政策、租金对组织和企业层面文化产业工作的影响[8]。Kim和Sangwook通过分析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工作和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发现,相比文化产业,文化工作更容易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9]。Liu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中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组织学习是连接社会资本和知识转移关系的纽带[10]。Roberta和Andrea通过对食物和文化融入旅游体验新模式的研究发现,新的融合方式不仅增加了旅游吸引力,还产生了其他好处,如提高品牌知名度和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关系[11]。

对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两行业间耦合发展的角度分析(翁钢民和李凌雁,2016;南宇等,2017;方忠和张华荣,2018)[12-14]。目前少有学者对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过程及机制进行研究,对两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3—2017年中国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程度,详细分析两个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及耦合协调度,以期加强制定两个产业协调发展措施,进而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子系统相互融通特点为两者耦合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文化制造业价值链中,文化服务业对其整条生产线运作给予各种生产要素的支持。在上游产业链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技术研发设计人才和资金,而文化服务业相关企业可以为其提供专业性知识人才和贷款融资等服务;在中游产业链产品生产过程中,文化服务业相关企业为其提供专业的管理咨询、设备储藏场地等;在下游产业链产品销售、运输中,文化服务业相关企业为其提供售后服务、物流服务等;文化服务业相关企业为文化制造业生产、运输、售后服务方面提供的便利对降低文化制造业生产交易成本、增加产业竞争优势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制造业部门规模的不断壮大,增强了对文化服务业需求力度,为满足文化制造业需求,文化服务业的规模也相应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提高了服务质量,提高了经济效益,而文化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又加快了文化制造业对其先进技术和服务的需求。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市场就业率,使得两个产业的结构更趋于合理化。如此循环往复,两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程度逐渐提高,两个产业互动发展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发展机理图

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支付能力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文化娱乐等消费服务,与此同时,对文化产品的种类和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顾客对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促使文化制造业企业通过向顾客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的市场服务来满足顾客需求。而这些服务的差异是文化服务业本身具有的,它通过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差异,为文化制造业生产差异化产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看出,文化服务业不仅在技术、生产方面为文化制造业提供支撑,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更提供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如此循环往复,两个产业的耦合发展程度逐渐提高。

三、模型构建与指标数据选取

(一)模型构建

设M和S分别表示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C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1],则建立耦合度模型为:

(1)

其中M、S是通过熵值法确定各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后计算所得,但在M、S相近且较低时计算出的耦合度仍然会很高,而实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并不高,这种情况下计算出的耦合度是伪评价结果。因此,为准确地反映两个产业的互动发展水平,需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如下:

(2)

其中,D为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个产业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α+β=1)。为避免主观人为因素影响,借鉴陈华友做法用加权系数法确定待定系数α和β的值[17]。关于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见表1所示。

表1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二)指标数据选取

本文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8)》对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制定的分类标准,结合两个产业自身特点,本着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兼顾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评价指标对应匹配性关系,并借鉴唐晓华的做法[17],最终从规模、结构、成长、效益这4个方面构建了两个产业的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具体选取我国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5年(2013—2017)的相应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四、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实证分析

(一)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各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测算后,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进一步计算得出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标M、S和耦合协调度D,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3—2017年,我国文化制造业总体发展不稳定,2013—2014年间文化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下降,到2015年发展水平得以提高,2016—2017年总体发展较稳定。究其原因,我们了解到近几年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在探索新路径的过程中发现,将文化元素融入制造业中,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文化制造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应运而生。而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在2013—2014年间,是文化产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过程,是文化制造业发展起步阶段。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规模指标中资产总额(0.3435)、结构指标中固定资产原值占文化产业固定资产原值比重(0.7725)、成长指标中就业人数增长率(0.4295)、效益指标中税收增长率(0.5484)这四项指标在各一级指标中所占比重最高,表明这四项指标对文化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起主要贡献作用,而文化制造业在起步发展阶段由于规模结构较小,未到达规模经济状态,因此,在这两年中文化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在降低。经过两年的发展,文化制造业发展规模在不断壮大,结构更加优化,综合发展水平得以提高,到2016年,我国文化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达到0.6633,比2015年增长40.065%,2016之后在高质量稳定性增长的政策指导下,文化制造业以平稳步伐向前发展。

表2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协调的指标评价体系

表3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总体耦合协调水平及类型

2013—2017年,我国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2013—2015年增速较平稳,2016—2017年增速较快,连续两年增速分别为38.90%、55.77%,表明我国文化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熟,发展越来越好。研究表明由于2015年11月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去产能、调结构、注入发展新动能的一系列举措使企业内部结构更加优化,使得文化服务业发展越来越好。从表2中可以看出,规模指标中就业人数(0.2634)所占比重最高、结构指标中固定资产原值占文化产业固定资产原值比重(0.6005)最高、成长指标中营业收入增长率(0.3570)最高、效益指标中劳动生产率(0.8519)所占比重最高,表明这四项指标在文化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起主要贡献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若要提高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应主要从这四个指标方面考虑。若有维持文化服务业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这四项指标,还要在这四个指标基础上进行创新,引入新动能,创造多样化的文化服务种类,提高文化服务发展质量。

(二)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2013—2017年间,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从2013—2015年的初级协调,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D=0.7678),2017年耦合协调度进一步上升(D=0.8485),有向优质协调耦合阶段迈进的趋势,表明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两个产业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作用逐渐增强。

借鉴舒小林、高应蓓等人的做法[18],根据M和S的关系,将每种耦合协调度分为文化制造业发展滞后型(S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子系统指标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2013—2017年我国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对数据深入分析后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我国文化制造业总体发展不平稳,但文化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以优良的态势逐年提高。主要原因是,文化制造业作为后起新兴产业,产业发展规模小、人力、资本不足,各种技术尚不成熟,仍处在不断摸索前进状态,使得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而文化服务业作为一个发展成熟的产业,人力、资本雄厚,技术成熟,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因此综合发展水平在逐年提高,但若要保持持续增长状态,需在文化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注入新动能,创新新服务。

2)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但两个产业发展步伐不一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及相互支撑使得两个产业的合作更加密切,进而提高了二个产业耦合协调度,但两个产业发展历程不同,相比文化服务业,文化制造业起步晚,发展不稳定,因此二者发展步伐不一致。

(二)对策建议

1.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健全综合型人才机制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严格,从业人员必须熟悉两个产业的技术和服务,能够熟练地在两个产业间自由切换角色。产业融合发展在加剧行业竞争的同时,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要求从业人员不断更新既有知识,提高自己综合素质。为此,政府可以加大对文化企业投资力度,鼓励文化企业不定期对内部从业人员进行综合培训,提高内部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或者激励文化企业引入高素质综合技术人才,对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2.搭建文化服务平台,促进要素间自由流动

各文化企业可以联合创办文化服务平台,定期举办交流会,通过在文化服务平台上交流探讨,加强不同企业间合作、优势互补,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的相互利用。通过文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业可以为文化制造业直接提供专业性知识人才、贷款融资和售后服务等优质服务,文化制造业可以通过创造新产品为文化服务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种类。文化服务平台的建立可以为两个产业生产要素的相互利用提供更便利的渠道。

3.强化服务创新能力,优化产业对接

与文化制造业相同,推动文化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产业创新,同时,产业创新也是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对接的必要条件。为此,政府可以激励文化企业和高校合作,企业可以对高校进行投资,为那些具有创新想法的大学生提高资金支持,鼓励其创新,将其新颖的想法应用到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在对文化服务业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加大与高技术以及中高技术文化制造业的联系。针对文化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区域给予政策支持,成立专项基金加大对其创新发展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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