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经典(二十七)

□孙文韬

吉金瑞应

杨沂孙的篆书作品，既无刚扬之态，亦乏温婉之情；从容于典籍考释之学，慨叹于“斯冰”继起之世。邓石如对篆书有着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也通过对出土文物的探究考证，使得在千年文脉中占有肇始地位的篆书大放异彩。杨沂孙和当时读书人的选择无异，即“宦游一方，然后归隐林泉”。在苦于奔命的谋生路途中，能够时时停下步伐、诗酒笑傲一番，可谓文人的幸福了。

文人的情怀不只是叹息自身的境遇，而是在天人之际、古今圣王的学问遗迹中探寻文化的恒远。篆书便是有效的文化载体，既有先贤的语词，又有时人的笔迹。古人之石刻、鼎彝就如民族的纪念物，而时人的书写则成就了“纪念”的延展。既然篆书的书写如此充满“仪式感”，那么杨沂孙篆书线条如此的厚重凝练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欣赏其书作时，可在整齐划一的笔线形态中读到几分清奇、洒脱。作为观赏者，能和艺术作品相互感应、产生共鸣实属不易。只有与创作者“同频”，方能产生“共振”。

杨沂孙晚年的佳作《在昔篇》，记述了文字发展的历史，铭记了自身对金石气息的追寻轨迹，也让我们明了了杨沂孙的“底气”。这种底气是文人学养的底气，更是才华的底气。学问多承载思考，需要理性地对待历史传承的经典。才华则是在此基础上，发现人性的光辉并点亮“自己”。看他的作品，其字形的比例、点画的中和、大小篆的融通，让我们感知到杨沂孙在石刻与金文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话语。面对其作品充沛的文心，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吉金体势，瑞应情怀”。

《在昔篇》（局部）清·杨沂孙

龙骧虎步

《李公庙碑》（局部）清·吴大

在他的作品中，那龙骧虎步的气概，就像威严的战阵里勇士们保家卫国的雄姿。从其作品平稳的结构中，我们可循着笔迹，去感受那起笔的凝重、行笔的稳妥、收笔的峻急。当然，除却行笔之外，起笔与收笔皆有万千变化。在泰山斗母宫附近，有吴大以《汉镜铭》为内容的刻石。镜铭中有关泰山升仙的句子，令游人产生思古之幽情。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书风中对金文、刻石、器物铭文的广泛吸收和借鉴。从文物鉴赏的角度来说，吴大代表了其所属时代的最高水准。解官离任后，吴大回到江南，与文人的归宿——书画文玩为伴。其丰富的家藏文物，更是涵养了其孙——近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吴湖帆先生。

《汉镜铭》（局部）清·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