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馆学系副教授到重点大学图书馆馆长*
——沈继武口述访谈

●沈继武 口述 宋登汉 访谈 宋登汉 鄢珞青 张 淼 周燕妮 整理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2015年12月，国家图书馆发起中国记忆项目“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其目标是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学家，以及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士进行口述史访谈，并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形成影像型专题资源，为相关领域历史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让中国图书馆界“讲述图书馆人自己的故事”。

武汉大学图书馆作为该项目第一批参建单位，第一时间积极响应，成立了项目工作组，2017年顺利完成第一期申报项目——彭斐章和谢灼华两位先生的口述史访谈，2018年完成了第二期项目——沈继武和詹德优两位先生的口述史访谈、拍摄与后期制作。因篇幅所限,本文节选沈继武先生口述部分，主要内容以先生口述部分为主，一些内容包括提问根据编排需要进行整合。

1 访谈意义

沈继武，1937年生人，经历过旧中国的战火动乱，随父母颠沛流离，从小品学兼优，爱好广泛，青年时代立志从戎，向往蓝天英姿，却最终在图书馆领域奋斗50余年。从第一届(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毕业，1960年留校任教，在图书馆学理论、藏书建设、读者工作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在教学科研的黄金年龄，在副教授的岗位上直接被任命为重点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在全国高校也是绝无仅有，后又成为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图书馆界多个社会团体的重要职务，经历学者到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而武汉大学图书馆也从此进入图书馆学专家治理的时代，开展一系列的变革，推动武汉大学图书馆向规范化、科学化、自动化方面快速迈进，对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访谈正文

2.1 早年经历

问: 沈馆长，您好，能介绍一下您小时候的情况和早年的学习经历吗?

答：好的，我是沈继武，1937年11月1日(农历9月29日)生于湖北襄阳一个小手工业缝纫店家庭。我的父亲沈康华，1895年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从小父母双亡，8岁起就跟着他的姐姐以放牛为生。12岁那年离开家外出去谋生，跟着一个裁缝当童工，当了三年童工，三年学徒，学成以后又帮工三年，然后独立到外面谋生。到二、三十岁的时候，自己开了一个小缝纫店，叫沈康华服装店。

30多岁我的父亲才和我母亲成家。我母亲叫亢国清，1910年出生在襄阳樊城的近郊，是农家女儿。父母相伴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共同走过了80多个春秋。我父亲1983年去世，我的母亲1996年去世。我的父亲一生为人忠厚本分、正直坦诚，做事勤勉细致，坚韧奋进，凭借出色的手工技艺、忠厚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辛勤劳作了几十年，为家人的生活奔波一生。父母亲勤勉奋斗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9年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了武汉，攻打枣阳，逼近了襄阳。我们举家逃难到谷城。在谷城县居住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才离开谷城。可以这样说，我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谷城度过的。当时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日本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我们成为了难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躲空袭到防空洞去，躲鬼子进深山老林。抗战时期人民的苦难生活，我亲身经历，难以忘怀。我在谷城读了一年私塾，上了一年半的小学，这都是在兵荒马乱时期断断续续进行的。这样从1946年到1956年，我在襄阳度过了十年的青少年时期，虽然我们家境贫寒，姊妹众多，但是还是供养我和我的兄长两个人上学。我的兄长小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所以家里全力以赴地供我读书上学，我在襄阳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又初中三年毕业。1953年我考上了襄阳中学的高中，就是现在的襄阳五中。在青少年时期我学习是比较努力的，爱好也很广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乐观向上。我对语文、对文学艺术、对音乐、体育都比较喜欢。我当时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下功夫学习。记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全校政治时事测验我名列前茅，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非常好，我的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本在课堂上宣读。

问：青少年时代的那些学习，特别是您对一些文史方面的爱好，对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0年代您就到武汉大学来读书。当时是什么原因使您选择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呢？因为图书馆学系好像还不能说很出名或者说不被大家所了解。对图书馆那个时候有所认识的人也都不多，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选择了图书馆学系这个方向？我们想了解一下。

答：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正逢湖北招收空军，我在襄阳通过体检以后，把各种表格、信息送到省里，然而最后因为有沙眼落选了。所以我就匆匆忙忙地准备高考(本来是不准备高考的)，高考还算顺利，老师知道我爱好文学，建议我选择要广泛一点，除了文学，他了解到还有一门新的学科——图书馆学，也可以填报。所以我当时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二志愿就是图书馆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后来就录取了我。

2.2 大学的学习生活

问：我们采访过几个老师，都在报考图书馆学方面都有一些小的故事。都有这种机缘。当时来到武汉大学学习应该是蛮新奇的，毕竟武汉大学当时还是湖北省最高的学府。作为新生来武大，来了这么大一个城市，各方面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那能说说您当时报到后的一些情况，以及大学学习的情境吗？

答：1956年8月，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就奔赴武汉，当时从襄阳到武汉还没通火车，是坐长途客车，用了两天时间。到武汉以后，从汉口坐船来武昌，学校有车接。到学校准备报到时，我发现忘记带录取通知书了，系里核查了一下我是沈继武，没让我回去拿通知书，就报到了。到武汉以后，觉得各方面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校舍、新环境、新同学、新生活，加上武汉大学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振奋、很高兴，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1956年的武汉大学是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学校的设置主要是系，还没有院。共设置了十个系，文科有六个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图书馆学系；理科有四个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

当时图书馆学系的课程除了文科专业共有的基础课程，像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外文有俄语、英语，还有古代汉语之外，大概还有这样一些：图书馆学概要、图书采访、图书典藏、读者服务、中文图书编目、外文图书编目、图书分类学、目录学、中国书史、中国图书馆史、世界图书馆史、中文工具书、古籍整理等等。当时很多课程的内容体系还是初创阶段，还需要充实改善和完善。

问：大学期间您都听过哪些教授的课呢？

答：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图书馆学系的老教授。讲授“图书馆概论”的是徐家麟教授，他是留美学生，常常拿着一个火柴盒可以讲很久：因为他是系主任，经常参加学校会议，也会传达会议内容，他就记在火柴盒上。讲授“图书分类学”的是皮高品老师，他准备很充分，讲得很开阔，因为他很懂哲学，也很懂图书馆分类法，在图书馆当过馆长，所以理论和实践都很厉害，很有风度。孙德安老师讲授“中文编目”，他把著录格式讲得很详细，大家说他讲课的这个方法像对着小学生讲一样，很严谨，也很有意思。

此外，吕绍虞教授讲目录学和世界图书馆史，黄元福教授讲“中文工具书”，陈颂老师讲“图书馆引论”，孙冰炎老师讲“读者工作”，傅春徽老师讲“俄文编目”。还有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一个馆长桂质柏，他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作为客座教授来讲授“外国图书馆介绍”……他们的讲课风格都不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所以我们很尊敬和怀念。

问：大学期间的生活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答：我们住在樱园老斋舍，一年级住“宇字斋”，第二年住“宙字斋”，第三年住“黄字斋”。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有几年是比较平静的，我们可以在教室里倾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博览群书，在自修室静静地自习思考，在操场锻炼身体，在东湖游泳池游泳，每个星期六在小操场看电影，在樱花树下围坐着进行政治学习。

在大跃进期间，我们曾经为炼钢炉在体育馆砸观音土，在东西湖大坝上挑土，在汉丹铁路工地上运送碎石，在图书馆的地下室汗流浃背地改编图书。当时大办民兵师，我们在汉口步兵学校军训了一个月，射击、打靶。1958年9月12日，毛主席到武汉大学，视察了学生校办工厂，最后在大操场接见我们，向我们招手。那一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见到了毛主席。

四年大学生活经历了酸甜苦辣，丰富多彩也变化万千，我们的知识、智慧、阅历、思想和体魄得到了全面锻炼。大学是一段人生的历程，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2.3 毕业留校任教

问：您毕业之后就直接留校了，能跟我们谈一谈当时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吗？为什么就是选择你们几个人留校这种情况，毕业留校任教后主要承担了哪些教学和科研任务？

答：1960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我们是武汉大学第一届图书馆系本科毕业生，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学校为了加强教学师资力量，就提前预留了一些毕业生，我们那一届图书馆系预留了六位。我们留校之后做助教，我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参加“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编写，还有教学活动和学生辅导工作。当时“图书馆学基础”由黄宗忠老师讲课，他1955年进校，1958年毕业，这门课的政治思想性比较强，政策性强，所以由年轻教师讲授。

问：“图书馆学基础”是有一定的政治指导意义，有一定的把关性。所以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学课程，那个时候好像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包括北京的文化学院，一起联合编了一些教材，好像您也参加了编写，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吗？

答：图书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教材建设任务任重道远，特别是建国以后要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来建设课程。“图书馆学基础”这个课既是理论性的，又是概论性、引论性、启蒙性的，理论性、思想性、政策性都比较强，而且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60年代初，这门课在北大、武大都没有成熟的教材。1961年，系里向学校申报要建设这个教材，教育部批文同意了，建议武大、北大、文化学院(文化学院有一个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了两年，1962年撤销)三个学校联合编“图书馆学基础”这门课。当时系里派了黄宗忠老师和我参与编写。我分配到的是第四章，叫做各类型图书馆。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还请教了一些老专家，还到文化部、教育部的政教司，请他们把关政策性比较强的内容。为了了解各类型图书馆，我们也到北京地区的各类图书馆主管部门去调研，这样教材就能够符合国家政策，也能够反映现实。

问：您觉得这次统编教材的意义在哪些方面呢？因为这个教材是跟以前的教材完全不一样的，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了统编教材。

答：60年代初，理论性、专业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些课程，像图书馆学基础、分类、目录学，如果组织专家力量经过调研，经过讨论，经过论证编出来以后，再由国家认可以后，就可以带动其他一些教材提高教学质量。有些教材说实话那个水平还没达到教学本科的水平。所以通过统编教材，无论是政治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大。另外通过这样编写教材也把图书馆的教学和当时图书馆的工作实际发展结合起来了。这样的话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要进修，他们要提高专业知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所以无论对教学研究或者实际工作的发展指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另外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发展分支学科，所以当时建立统编教材，在一定时期它都需要这样，包括文革以后，就是80年代也重新修订教材，它就有这样的意义。这等于是解放以后，国家形势稳定了，教材也必须要拿出范本来。

问：对对。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指导意义，对于建构整个的学科就有一个基础了。因为开始编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教材，既是对理论的夯实，也是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比如说分类学、目录学，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实践意义。

问：毕业任教到襄阳分校开办，您这期间的经历？

答：到分校是这样，因为1969年那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一个号召，就是文科也可以在下面办，不一定在大城市办。所以当时武汉大学文科系师生到湖北襄阳野营拉练，参加当地工农业劳动。学校就决定在襄阳建立文科分校，有中文、历史、哲学、经济，还增加了一个政治系。办系就要搞图书馆，所以襄阳分校图书馆就把我留下来搞业务工作，搞负责人。在办分校的期间，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是一个中小型。那些图书资料是从当地购买的新的，也从总校运了一部分老的。但是我们很多书是买新书。我们当时买书主要是到襄阳市的市书店和县书店那儿去买书。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回走三十里路运输，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在分校图书馆主要是搞图书采购，当时手工编目，搞目录卡片、典藏，搞这个工作，流通阅览的就请别人来搞，我搞协调工作，依托总校图书馆的技术支撑和业务保障，开展工作。在分校图书馆那几年呢，在负责图书馆专业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文艺宣传队长的工作，组织宣传队搞文艺演出，排练宣传这些工作，排练一些样板戏，像《红灯记》我演李玉和，文革的后期我过的还是比较愉快。从70年一直到78年，毕竟远离了斗争。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重新回到系里面的呢？

答：1978年，从襄阳分校回来之后，我就投入到系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主要承担藏书建设、读者工作等课程。藏书建设原来叫做图书采访，但它的内容体系真正建设得比较全面，从图书馆学基础里面独立出来是从1978年开始的。藏书建设把采访学、典藏学结合起来，既有理论，同时实践性也非常强。它独立出来以后，图书馆的一些基础工作就理论化、系统化了。这对教学是个提高，对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个提高。

问：是的，我还注意到就是说从文华图专(它原来是深受美国图书馆学的思想的影响)，然后到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后，苏联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学科。因为以前文华图专时期，大量留美的老师、教授。后来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跟美国那边的学术交流就间隔了，但是跟苏联的图书馆学交流那就很深了，包括您在编写“藏书建设”这个教材的时候也参考了很多苏联图书馆学家这方面的一些思想。

答：也受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彭斐章教授，他从苏联留学四年以后，获得了副博士回武大时正好我们在北京。他是61年回来的，我们在北京编教材碰到他，然后他就将从苏联带回来一些资料，图书馆学的一些教学思想和资料分享给我们。实际上我们教材很多部分也是学习了苏联的一些东西。所以图书馆系就跟你讲的一样，它开创时是美国的，包括我们系主任徐家麟他是留美的学生。文华图专也是“庚子赔款”建立的一个教会学校。所以它的内容都应当还是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那些东西搞进来了。搞进来以后，后来又向苏联学习这些体系，所以慢慢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武大图书馆学的发展可能比北大发展得要好一点。北大完全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

问：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本身因为这种需求渊源，所以像美国的，它可能更重视实用，技术性方面、操作性是非常好的，而苏联一开始就是高屋建瓴的体系，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思想。所以觉得我们所谓珞珈学派，可能就是跟这些密切相关的，因为有这种需求渊源在这里。藏书建设、读者工作这些课程，对于当时图书馆学科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可能没有把它单独作为一个课程来讲，可能只是在图书馆学基础，或者引论方面做一个简单介绍，后来到您这里就单独作为一个主打课程，然后有单独的教材，有单独的课，有单独的学分等等。在整个学科建设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建设过程。

答：好的，藏书建设和读者工作这门课程，它实际上是有一定基础的，原来叫做图书采访。典藏过去也讲过，但是它的内容体系真正是在图书馆学基础里面建得比较全，从图书馆学基础里面分出来，独立出来这是从78年开始的。为什么要独立出来？因为搞藏书建设这样一个概念应当说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也吸收了英美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所以藏书建设就把图书的采访，采访学、典藏学结合起来了。作为一种图书馆资源，藏书资源，从收购到排列到典藏到调拨、评估这样一个系统，既有理论性，实验性也非常强。它有它的系统，这样独立出来以后，把图书馆的一些基础工作就理论化，系统化了。这对教学是个提高，对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个提高。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读者工作，读者服务。过去虽然也有这个课，但是过去内容很单调，现在的读者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对于读者从他的阅读需要到阅读心理这些东西，我们说当时也是受了苏联一些影响，包括把心理学、用户研究纳入读者服务里面去。服务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一系列的层次。所以读者工作也有理论、也有实践，也需要总结新的一些经验，把它逐渐发展起来。过去也没有成熟的教材，所以长时间读者工作慢慢开始是做一门课，搞长点时间这门课独立出来，慢慢到现在分开；藏书建设叫文献资源建设、文献信息建设、文献信息资源，那么读者工作它也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这也减轻了图书馆学基础对这方面内容的描述和讲解。否则的话你就重复了，这样就细化了、系统化了，更充实了。所以开始我讲了两年以后，就把“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的讲稿，整理出来编辑成一个教材，教材首先在我们湖北高校图书馆刊物上发表，叫《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作为内部教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向国家教委申报正式编教材，获得了同意。之后正好中央电视大学要求把这门课程作为它的主要课程来开，就聘任我作为主讲教师。当时是1985年下半年，我已经调到图书馆去了，中央电大发了聘书，教育部的“七五”规划把“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列入教材建设，系里面把这个工作安排给了我。所以我在进入图书馆以后把这个工作完成了，1987年《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正式出版。

问：我还注意到您当时还担任过图书馆学教研室的副主任，还有图书情报研究所的副所长，有担任这些职务，当时系里面是怎么考虑的？他们主要是从事哪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以及组织教师开展研究活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1980年，我开始担任图书馆学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是谢灼华老师。担任副主任实际上有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图书馆学基础课、图书馆藏书与建设这些本科生课程以外，我们系办了很多培训班，在全国还办了很多函授班。全省的培训班办得比较多，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大多是非专业出身，没有专业知识很难评职称。虽然图书馆也需要其他学科的馆员，但是必须同时具备图书馆学知识。所以图书馆学学会、协会在武汉地区，包括全省办了很多培训班，我几乎每周要去省、市图书馆讲课。函授生以各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馆员为主，他们不可能来脱产上学，所以平时自学，到了复习考试阶段，我们教师集中到那些地方，如西安、贵州、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等等，集中辅导一个星期，给他们系统地上课。这样他们就准备考试，考试合格就可以拿到文凭了。还有一些其他学科毕业的馆员，不需要通过培训获得文凭，但他们需要专业知识。这个对他们职称评定是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正规专业培训。

问：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对业务的指导也可以上一个台阶。当时您还在图书馆学系的时候，正好是84年，那时候就出现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成立这么一件大事，对于整个武汉大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请从您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当时所经历、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答:说实话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教学任务非常重。成立图书情报学院，我们是想以图书馆学这个专业在武大它有深厚的基础，在国内有深厚的基础，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科技情报专业引进了一些人一些教师，后来慢慢经过教学锻炼，提高成为教授，情报系统实际上是科技信息系统慢慢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要得到发展，它在学校就要有影响，也就是说，它要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需要将学校各个理科的师资引进来才行，要引进这些人才，你不成立一个院，你就没有这个条件。在我们校内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进一些人才比较困难，另外培养一些人才，发挥它的作用。所以1984年那个时候从我们系来说具备了这个条件。无论是师资也好，还是教材也好，无论是学生也好，当时确实成了规模。因为在我们学校做情报的发展，比北大强。所以有了比较成熟的条件时，正好成立图书情报学院。也是全国第一家。在我们成立之后好象很长时间全国都没有哪个成立图书情报学院这个组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既然是一个学院，它有分工，我自己学的专业就是图书馆学方面，从我自己来讲就是在图书馆学这方面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当时成立院以后，我们的任务很重。我认为一方面应很高兴，另外一方面要发挥这个院的作用，发挥它的影响，包括到全国各地去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和人才交流。成立这个院肯定是需要情报方面的和图书馆学方面的，这两个专业都需要有带头人，需要有院长 、副院长。从图书馆学这个发展来说，当时从资历、学历来看，彭斐章应当是院长，第一他毕业得比较早，在文华图专他就毕业了；第二他在苏联学习了四年，拿了副博士学位，这个在全国还只有一个还是两个，所以很少，另外他在回武大以后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在目录学、书目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最后任命他为院长，大家也感觉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1984年，我们成立了图书情报学院，有图书馆学、科技情报、图书发行、档案这四个系。1985年成立了图书情报研究所，负责图书情报学院的科学研究，包括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组织审定。另外图书馆系办了一个刊物叫《图书情报知识》，就把《图书情报知识》纳入这个研究所，张琪玉老师做所长，我是图书馆学的代表，当副所长，还有一个副所长毛玉娇老师，她是情报方面的代表。我们两个副所长，再加上《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的杨元生，他是常务副主编，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班子。

1985年2月，我就正式到图书情报研究所去了，教学工作也继续开展。1984年以后，学校要求教育革命，就是在本科生里建立导师制，类似班主任。我和詹德优老师就是85级学生的导师。

2.4 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任馆长

问：从1985年之后，您像刚晋升为副教授，正是教学和科研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学校却对您有新的任命，让您到图书馆来当馆长，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的转折，也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想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访谈。当时似乎武汉大学图书馆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正馆长，能跟我们说一说这里面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吗？

答：1985年8月，15 000平米的新馆落成了(现在的E栋)，整个图书馆(除古籍之外)从樱顶老馆搬迁到新馆，阅览、流通等工作都扩大了规模，也设立了很多新部门。当时，图书馆的领导班子比较健全，总支书记、副书记、副馆长都配备齐全，但是一直没有正馆长。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过去都是由院系的知名教授兼任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是教务长兼任。图书馆馆长似乎是个名誉角色，主要对外，需要一定的资历，不负责实际工作。实际上，解放后武汉大学有几十年没有配置专职馆长来主持工作。新馆落成了以后，学校的教学、教育发展很快，广大师生对图书馆的要求也很多，学校就准备物色馆长。在这期间学校曾经向有些系，比如哲学、历史学系的老教授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兼任馆长，但这些教授不愿意，他们本身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教育领域，不可能专职负责图书馆，他们认为学校现在有图书情报学院的教师，更适合做这个。

所以学校就从图书情报学院现有的教师里面再物色人选。校党委来和我谈话，一方面提出了希望，另一方面征求我的意见。从教学单位转到工作单位是很大的一个转行，那个时候我四十七、八岁，正是教学、科研的黄金时期。我表示从资历、经历、水平方面来讲我不够格，另外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也不适合对外交往。后来，刘道玉校长亲自找我，谈得很诚恳，他说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在教学、科研方面有一定成绩，师生对图书馆有很大需求，党委需要你到图书馆去做专职馆长，去主持工作。我就同意了。

1985年12月22日，刘道玉校长到图书馆宣布我的任命。我当时想，从历史上来说，我任图书馆馆长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我刚晋升副教授才半年，刚刚晋升的副教授担任重点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个在国内没有，特别是学图书馆学的当馆长，这确实没有。这是刘道玉校长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创新逼得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把图书馆工作搞上去。另外，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做了多年的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心里还是有些底，把专业所学应用于图书馆实际，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升。

问：作为馆长，您刚一进来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吧，当时您最主要的突破口在哪里？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哪些？比如说校长要您来，把这一摊子全部都收起来，您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哪些？他不是提到武大图书馆一些读者或者学生不是很满意吗？当时主要不满意在哪些地方呢？

答：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不是太规范，各个层次读者的需求很难满足，特别是涉及科研和教学的一些针对性需求难以解决。经费也紧张，也缺乏专业人员。图书馆建设的时候还是秉承了传统心理：书库是书库，阅览是阅览，书库很封闭，读者不能进去，很多藏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藏书楼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逼着我们必须要改革。

到图书馆之后，我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到每一个部门去进行全面调研，了解整个图书馆的现状，存在什么问题，馆员有什么看法。我组织领导班子定期开会学习，制定了工作规划和要点，包括1986年的、1987年的，后来到1989年，每年我们都针对具体情况提出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比如1986年我们提了重点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团结奋斗，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优质服务。

团结奋斗主要指图书馆的领导班子、中层骨干、干部队伍必须要团结，不团结就没法领导全馆同志共同奋斗。第二是抓改革调整、改革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把封闭式的图书馆改为开放式的、开架式的，方便读者。过去图书馆怕丢书，我认为丢书是个好事情，说明这个书被读者利用了，如果书在那里没人用，没人拿，说明这个藏书质量不高，价值不高。所以我们就扩大开架，也采取了一些监测防范措施减少损失。我们还建立了复印室，读者需要的一些期刊的部分内容，可以通过复印来满足。除了校内图书馆资源扩大开架开放以外，我们还开展了馆际互借，只要您需要的文献，哪个图书馆有，我们帮您去借。在湖北省内高校图书馆，我们办理了馆际互借证，读者可以到别的图书馆去，这是初级形式的资源共享。

问：对机构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吗？

答：我们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原来的藏书建设部、读者服务部规模很大，不适宜工作开展，所以把两个部撤销了，建立了一个采访部、一个典藏部，另外组建了一个研究辅导部。研究辅导部是为我们的人员培训来服务的。建立这三个部门以后，我们根据馆里的情况和当时《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对高校图书馆机构的设置，总体设置了大概13个业务部门，从文献资源采访、编目、典藏，到利用流通、阅览、参考咨询，技术服务到古籍到期刊，根据图书馆工作的系列程序成立部门，再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部门成立之后进行人员的优化组合，将一些优秀的人才资源调整到重要岗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问：当时您提出“读者第一 服务至上”是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答：图书馆是为读者服务的，我当时提的口号叫做树立“读者第一 服务至上”的理念，一切工作从读者角度来考虑。我们狠抓优质服务，扩大开架服务，开放服务范围，延长开放时间。同时紧密配合学校的教学科研，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像定题服务、信息检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馆际文献资源的共享服务等也逐年开展。再一个我们积极向兄弟院校图书馆学习，武汉地区的高等院校，包括科学院武汉分院的图书馆，我们都去参观了。还到改革开放前沿——广州、深圳的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大开眼界。学习之后结合我们馆的情况，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学的，采取措施落到实处。

问：我注意到，您特别善于利用您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比如说您当时提出来的三线典藏制，在全国不多。成立典藏部来协调整个馆藏的布局、异动等等。在这方面他们说有些事情在全国都很少见。当时为什么要设立三线典藏？因为理论上是谈到过，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上很少有图书馆这么去做，可能就是最多两线，而且没有说要做得很扎实。

答：1987年，我们提出要强化基础工作，发挥两个职能——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基础工作是进行规范化，要求各个部门建立规章制度、工作条例、工作细则、操作规程，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可以按照规矩、章程办事。1986年到1989年，我们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和规范化，然后再深化改革，提高服务质量。当时我提出了三线典藏制。一线就是大多数读者需要的书，一般副本比较多，我们保留一本样本，其他的放在流通库里。二线是内容、价值更珍贵一些的，比较专深的一些书，放在各个阅览室里面，专门提供给读者阅读，原则上不外借。三线就是有一些需要长期保存的书，图书馆本身是收藏优秀的文化典籍，像有些很珍贵的图书资料它不是短期利用的，要给它很好的保存条件，作为珍藏来保存。

问：武汉大学图书馆率先开展了干部聘任的改革，这方面是如何进行人员评聘的？

答：当时图书馆也有它的困难。一个是经费方面的，经费问题是普遍的困难，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我们只有用好经费，充分发挥经费的价值。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图书馆队伍方面，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经历的人都在图书馆，人员结构不太合理。我们只好把现有的人员队伍重新加以组织，进行培训学习。

1989年，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除了职称评定和培训以外，我们在用人制度方面采取了新措施。一是要求各部门每年做工作总结、要进行述职。二是每新学年开始我们重新聘任部主任，竞争上岗。过去的中层干部都是馆里直接任命的，为了更好地用人和发扬民主，我们采取聘任制度，可以由群众选部主任，部主任也可以选你的属下，双向选择。每年做一次考核，一次述职，一次总结和选聘，这样图书馆的干部任用就活了，工作往前推进就更有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了。

问：在藏书建设方面，您是如何想到要建 “武汉大学师生著述文库”的？

答：在藏书建设方面，我们也花费了很多心思。当时有很多人捐赠图书，像香港邵逸夫给我们捐了很多珍贵的书，他本身就是香港著名的出版商，出版了大量好书，这些书一般很难买到，他全捐献给我们了。1988年，学校提出来要建立学校师生文库，把各个院系教师的著作做一个目录，征集他们的出版物在图书馆珍藏。我们就逐步建立了“武汉大学师生著述文库”，既保存师生的教学科研成果又可以为广大读者服务。

问：我们看到您1985年进馆，1998年退休。在这段时间武汉大学图书馆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也在全国树立了比较高的地位。比如说199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就被湖北省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授予“湖北省研究文献收藏单位”，然后1994年被评为“全省文献资源调研先进单位”，同一年又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级图书馆”，1997年建成华中地区第一个电子信息服务中心，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1998年6月就成为CALIS华中地区中心。虽然是1998年成立，但是所有的准备工作、评比工作之前做的每一件都是很重大的事情，请您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收藏单位和文献调研，CALIS中心、电子信息服务中心这四个方面。

答：我觉得值得说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湖北省高校开展评估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大概搞了一两年的时间。首先制定评估条例，因为评估是对图书馆工作全面进行评估，包括文献资源建设，服务的规范化达标，馆舍条件，经费等。按照国家工作条例，我们制订了一个评估指标，然后发到湖北省的各个院校，当然经过我们讨论以后，发到院校叫他们做准备，做半年到一年的准备，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些高校馆长，包括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武大这些重点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在秘书处组织下，分别在湖北各个地方，包括武汉地区，包括湖北的各个专线我们都去了，跑到这些图书馆，一个个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要给他一个评估性的总结，回来以后，把情况汇报了以后再进行评分，最后评出来哪个是一级哪个是二级，通过这样一个评估我觉得对我们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检验。要评比别人要看我们自己达到了没有，所以评比的过程，一方面是评比其他图书馆的一些做法，另外也是向别人学习。在评估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一些专县的大学图书馆也有做得非常好的，很有特色的，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我们自己也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这项工作我觉得定期在高校之间开展对工作有很大的促进，同时对学校、对当地的学校也是个很大的促进，学校也很重视，评比图书馆哪些做得不好，他们也很关心，所以这项工作我觉得做得很有意义，这也是作为湖北高校图工委的副主任，或者全国高校图工委常委应当做的工作。

1997年5月，武大图书馆建立了华中地区高校第一家电子信息服务中心，这在全国都是很超前的。当时计算机还不是很普及，但是从发展趋势来说，图书馆的电子化已经提上日程，我们图书馆的技术服务部经过上十年的锻炼和积累，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是有可能的，加上学校当时要办成研究性大学，研究生数量可能将来要超过本科生，那么我们在资源方面，除了纸本资源以外，必须要大力发展电子资源，所以我们就重点发展这块工作。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家正好有一个“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于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编者注)，这个时候整个学校向“211”迈进，图书馆也配合学校做了部门预审等很多相关工作。学校成功入选“211工程”之后，图书馆又努力申报“211工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这项工作是馆领导的主要工作，包括我、王玉华书记、燕今伟副馆长在负责，涉及到与兄弟院校的协调问题，再就是要与教育部、高教司联系沟通，经常向他们汇报学校的情况包括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情况，而且提供一些方案给他们。这项工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包括寒假、春节，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到北京，到教育部去找领导汇报，到北大图书馆进行沟通。最后，我们成功入选成为“CALIS华中地区中心”，在高校图工委里争取到一席之地，也为学校赢得了声誉，学校也加大了对图书馆的经费投入。

问：当时您还是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承担哪些工作？

答：1992年我晋升了研究馆员以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聘请我担任学术委员，学术委员就是参加全国图书馆学的一些研究活动比较多，没有具体的任务。再就是进行全省的职务评审和一些学术成果的鉴定，做了一些工作

问：同时您也是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这个是很高的级别，甚至比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还要重要一些。具体是哪些工作呢？

答：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是文科的，对文科的学科发展、规划进行参加讨论，再就是学校的整个职称评定，参加高级职称的评定。除了我们图书馆，整个学校的高级职称的评定都参加了。同时，经常参加一些学校科研部门组织的关于学校发展的科学规划讨论，各个方面和科学人才引进，讨论并征求(意见)。这对了解学校整个的学科建设、学校发展方向、现状有好处。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可以提供服务，我们也有发言权。

2.5 对当今图书馆、馆员以及大学生们的期待

问：请谈谈您对现在图书馆事业的期待和建议？

答：现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数字化、精细化、集约化、共建共享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就读者服务来说，资源非常丰富、方法多种多样、手段也非常先进，开辟了很多渠道，也搭建了很广阔的平台，能满足读者的学习、教学科研、文化生活的需要。武汉大学图书馆发展到今天新的历史阶段，我感到很振奋很喜悦。

与此同时我很有感触，我觉得图书馆事业建设改革发展，特别是这40年，是一代代图书馆人的传承接力、开拓创新、集体努力奋斗的结果。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集体智慧是无限的，集体的力量也是强大的。所以我们要把个人融入到集体里面去，成为图书馆人，发扬图书馆精神。

我曾经在一个刊物上提出图书馆精神，简略的概括就是要“团结进取，实干创新，服务奉献”，要不断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水平，不断开创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不断开创图书馆事业的新局面。因为我觉得图书馆工作包容性很强、服务性很强，这种服务不是简单的服务，它是层次比较高的服务，是文化教育服务，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服务。图书馆人要明确认识图书馆工作的服务性，在工作中真正树立服务意识，掌握服务技能，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成为让读者满意的图书馆员。这是我们终身努力的一个目标。现在图书馆的工作条件、工作手段比我们上一个世纪强了很多。所以，我们年轻的图书馆人要珍惜自己从事的职业，勇于担当，不断进取，同时还要有创新精神，把我们的工作和国家、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对于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说，现在图书馆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无论是资源、环境、设备或者服务都是一流的，要把我们的学习生活、成长进步和图书馆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更多地了解图书馆，更多地利用图书馆，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