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党、社会主义者同盟与中国共产党“胚胎”
——对《密勒氏评论报》一则新闻报道的解读

王建军 张新民

《密勒氏评论报》（下文简称《密报》）是由托马斯·F·密勒于1917 年6 月在上海创办的新闻周报，总计在华出版发行33 年（中间1941 年12 月到1945 年10 月因日美战争而中断4 年）。《密报》始终遵循“密苏里新闻帮”独立、客观、真实的办报风格，并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其创办后到新中国成立间发生的重大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新闻事件。《密报》先后报道了红色中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在驻华外国媒体中影响力较大。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该报成为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1953 年7 月，《密报》因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而被美国中断国外发行渠道，最终因失去国内外经济来源而被迫终刊。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密报》专门研究的文章不多，由于《密报》为英文刊物，大部分内容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因定位高端、发行范围及发刊数量所限，英语不精的普通读者难以阅读这些英文材料，更别说进行深入研究。在2014 年之前，《密报》除在国外图书馆有藏外，国内仅上海徐家汇图书馆和上海社科院及北大图书馆有藏，其余各地还未曾发现。故近半个多世纪来因资料稀缺和翻译理解之难，国内外对《密报》的研究者不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也不算多。尽管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密报》（2014 年）和《密报》续编（2015 年），但目前国内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尚为数不多。中国知网所载录的关于《密报》研究的期刊论文①相关研究成果有胡勤、周航：《〈密勒氏评论报〉抗战报道立场的两个重大转变》，《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 期；马学强：《从密勒氏评论报看中共抗战》，《兰台内外》2015 年第5 期；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效用》，《现代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 年第4 期；伍静：《小鲍威尔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及其“左翼”朋友圈》，《新闻记者》2017年11 期；刘姿驿：《从观望到调适：〈密勒氏评论报〉在1949 年的抉择》，《东岳论丛》2016 年第1 期；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来华专业报人的进与退》，《国际新闻界》2015 年第8 期；朱江：《〈密勒氏评论报〉中的张謇》，《档案与建设》2014 年第5 期；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 年第3 期；陈其钦：《评〈密勒氏评论报〉》，《图书馆杂志》1991 年第6 期；陈依群：《〈密勒氏评论报〉与上海问题》，《社会科学》1991 年第12 期等。知网上可查总计20 余篇。与硕博学位论文②相关研究成果有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周航：《密勒氏评论报（1937—1941）抗战报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孙宝琴：《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重大事件报道分析（1936—1941）》，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周虹婷：《密勒氏评论报》中的浙籍名人群体研究（1918—1948），杭州师大硕士论文，2018 年；等等。另还有1993 年北大历史系王洪田的硕士论文《〈密勒氏评论报〉与中国抗战（1931—1941）》，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对《密勒氏评论报》对于中国抗战报道作了介绍；2005 年中山大学杨凡周的硕士论文《〈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关注（1928—1929）》；2013 年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袁丽红的硕士论文《日本侵华的外援之声——〈密勒氏评论报〉社论研究（1931—1941）》主要研究社论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再有就是民国时期曾在其他报纸杂志中翻译引用过的评论文章，如《汪精卫之对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纽约论坛报论中国共产党》等少数几篇。均为数不多。截至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密报》的既有成果中，尚没有与中共建党活动相关的文章。

一、《密报》头版头条的一则新闻

1920 年5 月15 日，《密报》在头版头条发布重大时事新闻，英文原文翻译如下：

中国政府有些惊慌，因为最近收到淞沪护军使、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将军提供的一份报告，大意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朝鲜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领袖们每天都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并且正在设计密谋推翻中国政府的手段。根据卢将军的报告，这种实质性的第一次会议已于4 月11 日在永乐里（Yung Lu Li）举行，审议苏联政府提出的归还中国东部铁路、取消庚子赔款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提议。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提议，不与苏联政府建立公开的官方正式关系，他们将在上海组织一个“中、日、俄、朝联合代表委员会”，首先团结这四国人民，然后推翻中国和日本军政府，以便人民能够享受平等和自由。据报道许多曾在日本学习的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自愿前往各省，目的是让人民接受他们的施政原则。卢将军的报告还提到了某位前内务部长级人物，作为整个运动的精神领袖，他曾被提到过。由于这位前官员在华北或华南与人都相处的不和好，他已被迫加入布尔什维克；并且他打算计划雇佣一些学生来推翻中国南北政府。

卢将军已要求上海外事专员与法国公董局一道，着手控制在法租界内密谋的这些扰乱治安的分子。他敦促关闭租界内的所有学生组织和布尔什维克或社会主义组织，驱逐他们的成员，并雇用侦探防止他们搬进其他房屋。但卢将军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法国公董局并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处理动乱分子。北京内阁收到卢将军的电报后，立即向各省发出电文，援引卢将军所说的话，指示各省当局对信件和电报进行审查，并密切监视在其管辖范围内可能发现的可疑人员，防止他们在中国群众中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据卢将军的报告说，上海正迅速成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中心。另据北京的中国官员提供的信息，上海当局正在采取措施“封锁”上海，防止布尔什维克宣传人员从上海进入中国其它省份。

这段材料原文虽为英文，但其中却保留着当时这次会议活动的一些新闻要素：从时间上看，正好处于五四后、中共一大召开前，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早期在上海活动的关键时间节点；从地点来看，法租界永乐里，距离老渔阳里、中共一大会址都很近；从参与人员来看，有布尔什维克分子、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从会议性质和活动内容来看，明显有“布尔什维克”“颠覆南北政府”等革命性质。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来研究这则新闻，它所有要素都暗示：这次活动很可能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萌芽（或胚胎、诞生）有较大关系。

二、对这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判断

在上海的其他中文媒体也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印证了这则新闻的真实性。1920 年5 月5 日的上海《新闻报》报道，“《新闻报》：据淞沪护军使署探报，4 月11 日，工学界的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等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开会讨论，征求对苏俄通告的同意。到会者还有‘俄激党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等，韩国党人金翰、安定根等，日本社会党人喜平次郎、平井等。’会上表决一致接受俄电，如中央政府拒不接受，‘则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其宗旨先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为目的。’与会者至少有姚作宾和波塔波夫是大同党人，还有从俄国归来与波塔波夫和其他大同党人联系的‘归国华工同人会’代表夏奇峰。另据黄介民回忆，沪上各团体商量致电答谢苏俄通告的联合大会，是以全国学联名义发起，由龚德柏为临时主席主持召开的，黄介民也代表中华工业协会出席。龚德柏是大同党中积极的反日分子。由此可知，沪上一些社团率先致电答谢苏俄通告，有大同党人的努力，也有苏俄人员的背后支持。”①李丹阳：《“慷慨悲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晋阳学刊》2019 年第2 期。李丹阳文中引文出处：《过激派在沪活动之查禁》，《新闻报》，1920-05-05，第3 张，第1 版。

1920 年4 月17 日的《密报》也报道过全国学联在上海的活动，“4 月11 日，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向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叙述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如二十一条要求的割让胶州济南铁路，关于唐山、胶州、满洲和蒙古铁路的协议，损害中国主权的贷款合同，派驻军队和警察，秘密中日军事协议，控制中国军队、武器、弹药等等。该最后通牒要求北京在四天内放弃中日军事合约。四天后，另一份通知于4 月14 日被送往北京，宣布罢工开始。中国政府几周前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学生组织使用电报，但报纸上刊登的通知和最后通牒同样有效。”

既然《密报》已在4 月17 日报道过这次全国学联的活动，为何还要在5 月15 日再次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呢？那只能说明1920 年4 月11 日这次布尔什维克性质的会议有更加“特殊”的含义，即这次“过激派”的“阴谋叛乱”“颠覆南北政府”的预谋活动很可能就是“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

从相关新闻报道中，笔者尝试对此次会议的重点进行提炼总结：

第一，从时间与地点来看，1920 年4 月11 日的这次（或同时存在的几次，报道说他们每天开会）会议是真实发生过的，地点也在永乐里。

第二，从会议议题来看，关于组织答谢苏俄苏联对华宣言的讨论，以及成立中日俄韩四国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先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目的是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

第三，从参会人员来看，有工学界的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俄激党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等；韩国党人金翰、安定根等；日本社会党人喜平次郎、平井等。

把上面英文报道的材料与同时段中文媒体的新闻对照，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多处报道的事实都是相同甚至一致的。既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作为独立的美国人主办的媒体来说，《密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更加追求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更加敢于报道一些中国国内媒体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媒体所不敢报道，或者说故意隐藏的事实真相。

第四，《密报》新闻中提到的这个“精神领袖”是谁？如果他是后来的某位中共早期创建时的领导人，那么1920 年4 月11 日有可能就标志着中共建党活动于此日正式开始。

根据《密报》中这些真实的新闻史料，笔者大胆推测：陈独秀或李汉俊参加了1920 年4 月11 日在永乐里召开的这次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上或者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已初步孕育。

三、对1920 年4 月11 日这个时间节点的讨论

（一）4 月11 日是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的共同起点

1920 年5 月15 日的《密勒氏评论报》在头版头条报道4 月11 日已经发生过的学生罢工活动，很可能是报道者又发现同时存在的其他有组织有目的的秘密集会，而这次秘密集会极有可能是“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

1920 年4 月11 日，由共产国际主导的由俄、中、朝、日等四国共产主义者（甚至包含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的“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秘密召开。这次大会因轰动的学联活动的掩盖而未被发现。但一个月后却被特别关注俄共活动的美国媒体发现，然后在《密报》重点突出地以头版头条报道出来。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朝鲜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领袖们每天都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并且正在设计密谋推翻中国政府的手段。根据卢将军的报告，这种实质性的第一次会议已于4月11日在永乐里举行。”

这次会议是四个远东国家一起参与的旨在颠覆北京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根据后来的史料来看，这非常可能是前文所提及的“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初步孕育。

李丹阳也认同中共最初的“胚胎”与社会主义者同盟之间有密切关系。“根据1927 年张作霖的部队从苏联大使馆中查抄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1920 年初，中共的‘胚胎’就在上海存在了。……中共最初的‘胚胎’实际上蕴含在1920 年5 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里，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形式从事活动。”①李丹阳、刘健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 年7 月第3 期。笔者赞同李丹阳的观点，并且据《密报》关于此次报道的角度和重要程度来推断：这个中共的最初“胚胎”应该诞生于维经斯基（吴廷康）来上海之前，甚至是伯塔波夫4 月底5 月初赴粤会孙中山和陈炯明之前，也就是说在1920 年4 月11 日至4 月底之间。

1920 年4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前，中共早期的活动已经进行。“1920 年初春，霍多罗夫……在这一年曾经手向陈独秀转交若干苏俄经费，这些经费很可能是陈独秀用于建党的。”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12 期。

据威廉斯基在1920 年9 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在5 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所谓“已展开的工作”中实际上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此中，威廉斯基说，“在5 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那说明5 月东亚书记处已经存在。

另据李玉贞的文章，也能窥测出由苏俄“准代表”波塔波夫在法租界组织了许多次会议的概况，其中也有可能就包括这次4 月11日“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苏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于1920 年3 月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这时在上海的波塔波夫……组织了许多次会议，向中国朋友介绍十月革命。……据史料记载，波塔波夫与罗萨诺夫当时已经考虑在上海组织一个总机关，刊登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或许就因此诞生后来的《俄文生活报》，笔者注），以期使‘一般人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北京政府内务部探测到这个‘保的波夫’的活动，……（苏俄代表）并拟将领导机关和办事处设在上海。”③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百年潮》2001 年第7 期。这次活动尽管保密性做得非常好，但还是在一个月后被“极度关注”苏俄新政府的美国媒体《密报》探析并在一个月后在头版头条报道出来。

石川桢浩也提及波塔波夫向苏俄提供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如1920 年5 月1 日上海盛大集会的情况就是通过波塔波夫传达转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波塔波夫与上海学生运动领袖的接触；同莫斯科正式或非正式使者的接触；受维经斯基资助在上海开展活动以及波塔波夫对前者的间接帮助。1920年5 月，“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其中，中国支部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①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百年潮》2001 年第7 期。此处说明中共支部已成立。

据李丹阳考证，“1920 年5 月开始在上海形成的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高丽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高丽共产党能成立，也极有可能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两个共产党都有可能在1920 年4 月11 日左右受苏俄鼓励同时成立。不过由于这些成立活动都属于秘密的，外界无关人士一概不知。而当主要媒体获知信息时已经是5 月初了，这也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直到1920 年5 月15 日才在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次“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活动——该活动早已于1920 年4 月11日进行过了的原因。

现在通行的关于中共早期发起组织的说法也基本认为是在1920 年5 月，但却缺乏具体的日期以及实证材料。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5 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已是较为齐备的组织了，中共的“胚胎”应该有一段早期酝酿和前期准备。

但4 月11 日这次活动可能是在保密基础上讨论并完成的，参加者极少。中共早期活动人员也只是到了5 月初可能才知道其中部分信息，所以留下5 月份成立的记忆。

（二）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人员没留下“4月11 日”的任何信息

1.施存统较早地来到上海并结识陈独秀，但他却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时间没有具体记录，而只记录了5 月的事项。

2.陈公培回忆时，谈到维经斯基与不少上海激进分子座谈过，并明确说时间是“五一前”。因为“五一”这个时间的特殊性和特别意义，陈公培的记忆应该还是值得信赖。

3.俞秀松也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回忆及记录。“1920 年3 月，我到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②《俞秀松自传（1930 年1 月1 日）》，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0 页。

4.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的时间较早，也一直在上海活动，并与朝日社会主义者联系密切，有可能参加了此次活动，但目前缺乏相关文献支持。“据韩国学者考证，1919 年3 月至1920年2 月，在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③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史学月刊》2012 年第7 期。另见王建宏：《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当代韩国》2019 年第2 期。无论从时间还是活动范围来看，李汉俊应该是参与过此次会议，但仍需史料支撑。

5.陈望道没有记录共产党早期活动，可能是因为他来到上海时，这次会议已经结束了。1920 年4 月，陈望道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同月，陈望道应邀到《星期评论》。但他对此次会议全无记录，盖因他来之前已经开过了。那就是说，此次共产党早期的活动会议早于陈到沪时间。

6.张国焘参加了大同党的不少会议，也与黄介民接触较多，但他也说：“这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他写的《我的回忆》中从来没有提及4 月11 日这件事，因为他或许没来得及参加此次活动。

7.毛泽东是1920 年4 月离开北京的，一路游览山东泰安、江苏南京等地，概于5 月5日到达上海。依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熟悉和交往情况，如果是在5 月初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陈独秀应该邀请毛泽东参加，即使未参加毛泽东也应该知晓此事，但毛泽东却没有提到他在回湖南之前参加过任何相关的共产党早期活动。黄爱军等也曾提出质疑：“1920 年5月初至7 月初，陈独秀等正在上海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之际，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正身处上海，这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曾有过多次接触。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流行的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等方面情况来分析，陈独秀完全可以直接吸收毛泽东入党，再委托毛泽东返湘后组党，没有必要等毛泽东返湘后再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流行的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的说法，似不太符合常理。”①黄爱军、胡可可：《陈独秀及中共创建有关问题》，《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8 年第3 期。

也就是说，从5 月5 日到7 月初，毛泽东一直在上海却没有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早期活动，但却承担了发起组所要负责的到外省市发展组织的任务，这似乎不合常理。“毛泽东是1920 年7 月离开上海的，但至今没有资料说明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酝酿工作。”②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72 页。那么，最合理的一种解释就是：在毛泽东到达上海之前，此发起组的酝酿工作已经结束了。

以上分析也间接证明：中共早期建党初次活动已经在5 月5 日之前完成了。而且这次活动几乎与1920 年的4 月11 日的工协、学联活动同时进行，并且保密性也做得非常好，媒体也只是在一个月后才知晓此事——普通媒体只是将这件事与工协、学联等运动混杂起来——《密勒氏评论报》却在1920 年5 月15 日头版头条报道1920 年4 月11 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密谋颠覆政府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而且这次会议是中、俄、日、朝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一次会议。同时，这次会议上各国均成立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也似乎合乎常理。

亲历4 月11 日的会议者除了当事人陈独秀（可能有李汉俊）外，其他人均未参与，所以他们也很难说出此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四、《密报》报道中提到的重要人物是否为陈独秀

报道中提到：“这位前内政部长，作为整个运动的精神领袖，他曾被提到过。由于这位前官员在华北或华南都与人相处的不和好，他已被迫加入布尔什维克”。这位精神领袖到底是谁呢？笔者认为，应该是陈独秀。

其一，陈独秀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魏金斯基在1920 年8 月17 日的信中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 人组成，4 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原俄文编者在注释中说：‘革命局的人员组成不详，在4 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③本文中涉及的魏金斯基与维经斯基为同一人，因译者有异，而出现不同的译名。此处遵循引文原文写为魏金斯基。任武雄：《再谈关于上海革命局的成员问题》，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5 页。另外，任武雄考证后提出：“除魏金斯基外，陈独秀自然是主要的人员。魏金斯基刚到上海时，首先主要联络的人就是陈独秀，他在一封信中说陈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其他3 位革命局成员是谁呢？我认为是负责出版部的李汉俊、负责宣传报道部的杨明斋和负责组织部的俞秀松。”④任武雄：《再谈关于上海革命局的成员问题》，《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 辑），第355 页。

其二，陈独秀早期还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合作。蔡和森曾提及，“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谁是他们的同盟者呢? 有两派人是他的‘暂时的’同盟者。一派是无政府主义派，一派是李汉俊和戴季陶。”这与施存统在日本被捕后陈述的口供中记录的情况相同。蔡和森说：“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即陈独秀)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①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6、77 页；任武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年第3 期。

其三，陈独秀参加了1920 年4 月2 日的工人活动，也参加了4 月18 日的劳工组织活动，说明陈独秀从4 月2 日开始就参与工人工会的组织活动，那么从时间上、逻辑上、背景上、陈独秀的性格特点等来推断，陈独秀还是极有可能参加了这次4 月11 日的会议（除非有生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陈独秀参加了4 月2 日的活动，还发表演说，并把演讲稿发表在1920 年《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同年（1920 年）4 月2 日，上海船栈联合会正式成立，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参加成立大会，首次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中亮相。陈独秀在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第一步是谋求改善工人待遇，第二步要取得管理统治权的演说。”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12 期。

陈独秀也参加了4 月18 日的大会筹备事宜，并被推举为顾问。“18 日，任筹备会主席的黄介民说：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汤松被推举为筹备会顾问。会上，黄介民还请陈独秀讲劳工要旨。”③李丹阳：《“慷慨悲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晋阳学刊》2019 年第2 期。

既然4 月2 日和4 月18 日的劳工会议，陈独秀都参加了，中间4 月11 日的会议陈独秀如无特殊原因，这种由学联和工协举办的重要会议他是没有理由不参加的。“4 月11 日，在协会全体职员大会上，黄介民宣布协会新章，并提议在5 月1 日协会应发起召开劳动纪念大会。”④《上海各界联合会两大会议纪》，《申报》，1920年03 月18 日，第10 版，转引自李丹阳：《“慷慨悲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晋阳学刊》2019 年第2 期。这样重要的场合，黄介民应该会继续邀请陈独秀参加的，以扩大工协社会影响力，而陈独秀思想开始转向工人阶级，无其他理由应也参加了4 月11 日会议及活动。

其四，陈独秀个性较强，与人不好相处，比较符合 《密报》 1920 年5 月15 日报道中所提到“4 月11 日会议”的那位“精神领袖”的特点。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这在当时确定无疑。而且陈独秀确实也不受北京政府欢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因散发传单被捕，1919 年9 月中被保释，1920 年1 月下旬离京到沪。”陈独秀在以湖广为主的南方也做过演讲，受到军阀的排挤。“同年2 月4 日离沪抵达武汉，他在武汉举行演讲，震动社会各界。”⑤任武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年第3 期。当时的南北政府都不欢迎他，而报道说陈独秀被迫加入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难以理解之事。

其五，虽然当时上海也有孙中山这样影响力强的革命领袖，但孙中山可不是内政部长（或秘书长）之类的小官。而且孙中山的名字和行程经常现于报端，也勿需避讳。至于戴季陶和张东荪，其影响力和口碑绝不能同陈独秀相比，更谈不上精神领袖。

陈独秀最初还想把中国共产党命名为“社会共产党”，或许也是受黄介民及此次4 月11日会议影响，后来听从李大钊的建议才改为“中国共产党”。

五、从文献角度来看《密报》中这次会议的价值

首先，根据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对《新青年》中的《俄罗斯研究》与美国人办的英文杂志《苏维埃俄罗斯》翻译对照表中27 篇译文可知：1920 年11 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8 卷第3 号中署名震瀛（袁振英）翻译的第一篇文章——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著的《列宁：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Lenin：Best Hated and Best Loved），就选自英文杂志《苏维埃俄罗斯》的1920 年4 月10 日的第2 卷第15 号。同期《新青年》选的第二篇文章也是来自《苏维埃俄罗斯》1920 年6 月12 日的第2 卷24 期的托洛斯基（L.Trotsky）的《我们从哪里做起？》（What should We Beging With?）。①〔日〕石川桢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44 页间，表1。乔治·兰斯伯里即后来英国工党的领导人，当时是英国记者，他曾去过苏联并受到列宁的接见。中国共产党特别翻译第三国记者乔治·兰斯伯里的感受来描绘列宁，应该暗示苏维埃劳工革命成功对中国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新青年》在第8 卷第3 号翻译介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文章，反映出当时苏维埃取得政权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当时苏俄的地位是同等高的。托洛茨基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富裕农民家庭，在俄国革命中曾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 年，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赢得了与列宁同列的不朽的领导人地位。十月革命后到列宁病逝前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而且，托洛茨基在欧美共运中有极高威望。

而 《新青年》1920 年11 月出版《俄罗斯研究》翻译《苏维埃俄罗斯》大量作品，是从介绍列宁形象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开始，这是有意为之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也是从宣传并介绍共产主义者领导人及其社会思想及革命经历开始的。

其次，石川桢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述：1920 年11 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一期翻译并刊登 《苏维埃俄罗斯》（第2 卷15 号）的相关文章也始自1920 年4 月10 日。这些文章中就包括振寰翻译的《为列宁》（For Lenin）和《列宁的著作一览表》，振寰翻译的《共产党第九次大会》选自1920 年6 月12 日的《苏维埃俄罗斯》第2 卷24 号，还有振寰翻译的列宁演说《俄罗斯的新问题》选自1920 年8月21 日的《苏维埃俄罗斯》第3 卷8 号；振雷译的《俄罗斯的共产党》选自1920 年8 月28 日的《苏维埃俄罗斯》第3 卷9 号。②〔日〕石川桢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46～47 页间，表2。

再次，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标志的《新青年》和党刊《共产党》都是从翻译1920 年4 月10 日以后的《俄罗斯苏维埃》开始，这不是无心之举，而是对1920 年4 月11 日开始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种实质性的呼应。而且从《俄罗斯苏维埃》来看，1920 年4月10 日之前也应该有第1 卷，也应有很多号，但这两刊却不约而同都从1920 年4 月10 日之后的《苏维埃俄罗斯》第2 卷15 号文章开始选取并翻译，介绍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恰恰说明1920 年4 月11 日的这个第一次实质性大会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或许就是李丹阳所说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早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或“上海（中国）革命局”“朝鲜革命局”的成立大会。“关于东亚书记处，根据俄国学者H.H.索特尼科娃的介绍，它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之前存在的、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本部的一个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后来，俄共和共产国际决定整顿并集中远东工作，于1920 年7 至8 月设立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东方民族部。该部除了下设各国别科和宣传出版、联络、情报等职能科外，还在远东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如在中国设立了4 到5 人组成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局。同年9 月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在远东成立共产国际书记处，远东书记处经筹建于1921 年3 月正式成立。”①李丹阳、刘健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 年7 月第3 期。

最后，再从《苏联对华宣言》的情况来看，根据现有研究资料可知：“（《上海俄文生活报》）1920 年3 月31 日刊登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方政府的宣言》，成为在中国第一个刊登此宣言全文的报纸。”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12 期。由广东籍学生陈公博、谭鸣谦、谭植棠等人于1920 年3 月1 日创办的《政衡》月刊杂志就于次日（1920 年4月1 日）第1 卷第2 号转载了此宣言俄文全文，并刊登了陈宝光翻译的中译文《劳农政府对我国人民及南北方政府宣言书》。且此杂志也与迁沪的《新青年》同由群益书社发行。此说明来沪谋建党的陈独秀与《政衡》和《上海俄文生活报》或许有关系。另外在“1920 年5 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更是全文转载了对华宣言的译文”。③陈琨：《维经斯基来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 期。这说明5 月1 日前《新青年》编辑部已经与俄国代表建立联系，并正式开始宣传俄国对华立场。

“由于陈独秀到上海后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随着完全‘赤化’。（1920 年）5 月出版的第7 卷第6 号是‘劳动节专号’，第8 卷第1 号起又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④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81 页。期间有一个明显的风格转变，而且这种风格的转变甚至引起胡适的质疑。

而这些概都与1920 年4 月11 日的会议有关。“就这样，以6 期为一卷的《新青年》，自5 月1 日出满七卷后，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在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并由酝酿建立共产党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⑤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85 页。因为中共早期活动的经费由维经斯基代为解决了。

六、结论

1920 年这次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4 月11 日会议”，似乎与1922 年1 月21 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有较大关系。“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其宗旨先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为目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个英译过来的“宣言”与1922 年共产国际在远东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内容非常接近，共产国际在远东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和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宣言还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⑥刘明奎、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 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40 页。”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从这次会议中得到苏俄支持，并确定了成立共产党的决心，且马上付诸行动了。

“4 月11 日会议”也曾计划安排部分人员去参加苏联的远东劳工大会。后来这件事的确执行了（原本是计划在1921 年举行，后因故推迟到1922 年1 月）。可能也就是在4 月11日这次会议上，决定了赴苏参加远东大会的四个国家的代表人选。

姚作宾就曾于1920 年5 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还同俄共一起讨论过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等问题。大概他参加过“4 月11 日会议”或者会后从其他相关人员处得知此消息，并在会后马上就联系好赴苏考察。这大概也算是“4 月11 日会议”的成果之一。另外，张国焘赴苏参会也可能是受这次会议的影响。1920 年4 月，张国焘也在上海，并担任全国学联的一些领导工作。他虽不一定参加了“4 月11 日会议”，但却于1922 年1 月去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推断：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胚胎”或于1920 年4 月11 日诞生于上海；诞生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大同党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这次“东亚四国”的会议活动中。而陈独秀也极有可能参加了这次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东亚书记处”成立会议，并在与大同党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共同活动中实现思想转变，并酝酿出“颠覆南北政府”的共产主义政党“胚胎”，然后从此带领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之路。

由于陈独秀、李汉俊（可能参会）、张国焘（参与后续活动）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加入，让这次会议举行的时间“4 月11 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的标志性起点。

这个准确的标志性的时间点也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共开始发起、各地组织联络、筹备建党、发展党员、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等所有事件均有关联的唯一离上海建党发生地最近的、唯一由西方不持立场（中立）媒体真实公开准确报道的、明确标注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明确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参加的确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会议的重要时间节点。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启航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920 年4 月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