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报人

2020-03-17 09:00丁伯刚
星火 2020年2期
关键词:九江赵老师报纸

○丁伯刚

一九八七年某一天,我到修水文化馆找朋友冷克明聊天,赵青老师正好找过冷克明从文化馆出来,与我在大门前的台阶上相遇。赵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异常精干而精明的那种,衣着整齐得体,头发梳得更整齐更得体,简直有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味道。边与我讲话,我看他手上还捏着一柄小小木梳,时不时在整齐得不能再整齐的头发上梳那么几下。

我不习惯同陌生人打交道,何况是如此精明的陌生人,更让我感觉几分畏惧。在冷克明介绍下,我与赵老师不知聊过几句什么,便分开了。修水教书的那些年,我一心只关在房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却从不看报,杂志也只看文史哲理论性的那一类。我甚至弄不清我们九江也有一张报纸,因此对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赵青便全无概念。大约几个月之后吧,赵老师又一次来到修水,并且是专程来学校找我的,同行的还有我师专读书时的同学万松生及江西画报社记者周传荣,三个人好像都有些神情亢奋,话语颠颠倒倒。从这些对话里我了解到,赵老师和周传荣是一对老搭档,一个写文字,一个拍照片,两人志趣相投,常邀在一起专门钻那种穷乡僻壤搞采风,合作出许多独特作品,有次因行迹过于鬼祟可疑,险些让武宁县某个深山里的农民当坏人围起来。这次万松生参加九江文联在炼油厂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并且在会上发言,效果不错,三个人的兴奋正是来源于此。周传荣的意思,似乎是准备给万松生搞一个人物访谈,刊登到《江西画报》上去。周传荣后来让我们称作“周疯子”,平日相机不离手,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当然也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他拍照片的过程基本就是个发疯的过程,仰着拍、蹲着拍、趴在地上拍、扭过身子拍、从裤裆里倒转身子拍,甚至以翻跟斗的姿势两腿朝上给你拍,从房里一直拍到河滩。我实在不习惯这种表演式,又不好拒绝,只能像木偶一样尴尬着随他摆布。在后来的日子里,周疯子还这样给我们拍了无数照片,却从来没有洗出来一张给我看过,因此我怀疑他的相机里面根本没放胶卷,每次都是空对空假拍,逗我们开心。

此后赵青老师每次到修水出差,都会打电话让我过去找他聊天。这中间我读到他发表在外面杂志上的一些长篇散文,可能就是写他和周疯子在各地的一些采风所历吧,神奇、劲厉、怪异、深邃,又诗意盎然,不由喜欢之至,两人谈起话来也就随意得多。有次他住在县委招待所,夜里让小偷从窗户把衣服钩出去,将里面的钱和证件偷光了。他只得找我要了十块钱,买了张回程的车票。那年我在外面发表了一篇小说,赵老师正好在他编的《花径》副刊搞一个叫“浔阳文学录”的栏目,他让我也写了一篇参与。此后他还约我写一个读书方面的专栏,接连刊登过好几篇文章。某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可能有些不恰当,送审时让领导删了。赵老师却觉得那句话有质感,不能删,否则文章会大受影响。他先不做声,在付印前又偷偷恢复过来。一九九二年赵老师着手创刊《周末世界》,向社会各界招聘记者编辑,再三邀请我加入。而我的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当时同九江文联签了一年期限的创作合同,兴头正足呢,协助赵老师搞了一个试刊号后,很快又回了修水去写小说。赵老师不放弃,每期报纸的责任编辑一栏仍打着我的名字,同时打电报打电话,催我尽快来九江;有次出差,还专门找到我做工作。听说我谈恋爱女方家不怎么乐意,他又买了礼物,去看我女朋友的父母,替我讲了许多好话。

实际上回到修水,我也根本没能写成什么小说。因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写作的心思随之涣散。过了春节,我只得一心一意,跑到赵老师这里上班了。略一接触不免大为惊讶,赵青老师非但没有我印象中的什么精明练达、油头粉面,恰恰相反,这人与世俗生活中流行的那套简直太格格不入了,许多方面连我这样十足的书呆子也觉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报纸改版扩版风劲吹,特别是这种叫某某“周末”的报纸专刊,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们这个《周末世界》,正是为顺应潮流匆促凑起的一个草台班子,十来个毛人,都是经赵青老师“病梅馆”式的鬼祟目光挑出来的,数来数去,就数不出一个正常点、让人看着顺眼点合规矩点的。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语,叫打鸡血。如果我们说当时的赵老师可能被谁打了鸡血,那是最恰当不过了。成天处于颠颠倒倒的激情状态,开口闭口都是若干年前流行的那种新鲜时髦话语,什么现代后现代,什么原始生命力什么生命意识,什么精神家园机械文明,什么节奏与速度、大俗和大雅、蜕变与转型,还有叙事语言、造型语言等等。说到后来,赵老师往往会归结到这么一句话:“占领九江制高点!”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这个周末版报纸就是九江的制高点吧,或者他想把报纸办成九江的制高点?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当然更是新闻焦点上的。有时说到忘情处,一不留心赵老师嘴头上竟然会拖出又长又亮的一线口水,颤巍巍半天收不回去,弄得我们暗暗讪笑不已。听得多了,我们这些身边的人也不由大受感染,上班下班会下意识做个俯身下视的姿势,朝脚底什么深处小心探望,好像自己真站在虚无缥缈的云端,担心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每次报社开员工大会,只要有赵老师的发言,比如评报、业务汇报等,特别是出谋划策提意见,那会场上可就热闹了。一股一股按压不住的骚动像气流,凭空吱吱朝外冒。听众们满怀期待,满怀热望,一心要等好戏开场,精彩一刻到来。别人不会说不敢说的,就赵老师敢说,别人说不出的就他能说出。同时夹杂无数新名词新观点新鲜见闻,见解独到,新意迭出,话语结实铿锵,就同寂静的池塘里不停地给扔进大块石头,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浪。大家无疑都听得非常开心,欢声笑语满堂。这边越开心,赵老师就越加讲得痛快。领导自然有些尴尬了,后来似乎就渐渐减少让他发言的机会。

在《周末世界》这张报纸上,赵青老师无疑倾注了全部精力全部爱意,用流行的话说,他是把这报当自己全部事业在做的。有时我清楚感到,这张报纸在赵青老师心中,绝不只是一张简简单单什么报纸,准确点说这是他的信仰,他人生的乌托邦。一大把年纪,天真烂漫一片,唯其如此,才会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办报理念,以为报纸作为一种大众读物,面对读者,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功能,甚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文化的社会的知识教化各方面的。以为自己比读者站得高,拥有某个制高点,至少对一个地方如此。至少至少,用赵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平台,可以尽情展现个人的才华,实现个人人生意义什么的。当然所有这些,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一种隐约猜测而已。没事的时候,赵老师也会讲起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他说他这一生,是有过大起大落的。现在搞什么报纸搞什么文学,纯粹是被逼无奈,此前他一直在政府部门上班。十几岁师范毕业,直接给下放到武宁县箬溪公社做农民,在水库工地挑土方。后来凭着一手漂亮文章被领导赏识,先调县委,再调地委,成为领导秘书,九江地区屈指可数的笔杆子之一。人生高峰刚刚展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跌落,再次下放到湖口的石钟山上搞摄影,一待五年。又是一番艰辛努力,慢慢重新爬起来,调进报社与文字打交道。可在单位,他仍不能得到承认,多次想报个科级副科级,都不能如愿。现在他谁都不求,趁着办这个《周末世界》,总算解决了正科待遇。“自搭台自唱戏,自己买马自己骑。”他这么自我调侃着,有无奈,竟也有着几分掩饰不住的得意。

波折多,起伏大,心气自然不同一般,赵老师大概把以前的所有人生不平与郁积,都集中到这次办报上了吧。工作起来特别狂热,身上所蕴含的天赋才能也整个调动起来。观念新,眼界高,感觉好,下笔快,才气充沛,水淋淋的文字,每一句好像都是刚从他老家都昌芗溪的大树枝头摘下,由他操着满口都昌土话的舅母用竹篮装好坐班车送过来的。尤其是对社会热点的整体把握与深入思考,的确同我们这种书呆子完全不同,任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的。这些都让我们敬佩羡慕不已。当然我们可不会过于廉价地表达内心的敬慕之情,要表扬也得先损他嘲弄他几句。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那都是相当地好。我们说他写文章这不就像打开一只水龙头,或干脆就是拉尿么,随手那么一拧,嘎嘎咕咕直响,水呀尿呀溅得四处都是。于是每当提到他写文章,我们便说是拉尿,甚至按乡下说法,把他叫成拉匠或尿匠。有时我们看着他,故意惊叫起来,问他眼神怎么不对了,是不是又想拉尿?于是大家装腔作势,手忙脚乱给他张罗厕所。我们的种种夸张其实也不算夸张,赵老师写文章不假思索,是真到了想拉就拉的程度,整个人也格外显得尿意浓烈。赵老师的许多文章就是这么当着我们的面,在办公室随手划拉出来的。我们叽叽喳喳聊天,他坐在角落沙发上念念有词写字,写到得意处会忍不住念给我们听。我们多半听不懂什么,或者没心思没兴趣听,只用半恭维半逗趣的口气对着他指指点点,就像化工厂几位炉前工在讨论某一包待出炉的尿素成色。

有时赵老师因为忙,或故意耍一下权威什么的,会布置我们写。我们便显得特别为难甚至恼火,说我们又没多少尿,哪拉得出来?只能拖。反正他整个就是一尿人,随时能出面救急。拖到后来交不了账,我们便蹭到赵老师面前,装作谦虚的样子向他讨教这文章该如何写。几句好话哄过,赵老师来了精神,舌头打过几个顿,很快进入思路。我们大喜,摸出笔默默速记,场面很快变成他口授,我们记录。“慢点慢点,讲那么快干吗!”我们不停嚷叫着责备他,笔舞龙蛇,也赶不上他的语速。等他讲累了,一篇文章的轮廓也大致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好了,可以了,不用再说了。”我们已有些不耐烦,轻松地这么示意他。有许多次赵老师拉我一起出去采访,或合作帮什么单位写那种人物稿。一般是找个宾馆住下来,我拉初稿,他改定。我同样因为有依靠,都是随便瞎扯一气,然后恭请主角上场。我一次次感受到他那种点石成金的手段,那一身非凡尿功。一篇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他七划八划,七捏八揉,很快见出形状眉目,又很快见出精气神,然后身子一挺,活泼泼跳到你面前。当然也有时候,因写文章或其他什么事给逼急了,我们会不顾一切同他吵起来。赵老师明显恼火得不得了,面孔都气歪了,鼻子和嘴巴及眉毛耳朵相互拖拉牵扯扭曲,口水又一次长长亮亮拖出来。他也意识到身体某一部分突然多出了东西,就似狐狸拖出了尾巴一样,手一伸赶忙去追,把口水悄悄捞在掌中,搓一搓。我们想笑已笑不出,也不由极是忐忑,想这下彻底翻脸了,大家无法相处了。暗下懊悔,但并不认错,心想要翻脸就翻脸,大不了明天打背包走人。可第二天一见,他竟什么事也没,继续又说又笑。吵得再凶闹得再凶,但吵过闹过就算,从不记仇,这是几十年相处中赵青老师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还有,赵老师从不在背后害人,甚至不讲任何人半句坏话,他如果要讲,也只是真实而客观的评价。特别有那么几次,平日同他有些矛盾甚至敌意的人倒霉了失意了,他听后不但见不出一丝幸灾乐祸,反而满脸都是荒凉悲戚。那种不由自主流露出的物伤其类之情,让一旁的我震颤不已。经历过大波折大起伏的人,内心某个地方一定有某种大忧伤大同情在,这点同样是我们这种平凡人生难以体察到的。还有一次是九几年吧,九江文艺界前辈毕必成老师去世,消息传来,当时赵老师正带着我们几个人在共青城采访。喝了些酒,赵老师边念叨着毕老师名字,边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不已,并且哭了又哭,不厌其烦,完全无法遏止,鼻涕口水流的,那是更不用说了。后来我们搀扶他回宾馆,他仍一路走一路哭,像个十足的娘们,弄得众人一片黯然。

赵老师年纪恰好比我大一轮,比其他同事更是大太多,但他的精力却比谁都旺盛。饮食清淡,生活极有规律,睡眠好,有时我们在办公室吵吵嚷嚷,他坐旁边脑袋一歪,人便睡过去了。他说他睡觉就同拉电灯开关,啪一声立即能把意识拉熄,把自己拉到梦境里去。这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平,于是等下次他再闭目养神时,便故意吵他推他,不让他闭眼。但打过鸡血的人么,不睡觉一点影响也没有。“今天夜里争取搞个通宵。”这是他最喜欢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每周出报,我们基本都得加班,搞通宵也是常见的,何况他还会三天两头找些活动找些热闹来搞。我们怕死了这点,一夜没睡,几天也无法补上来。赵老师相反,加班或搞活动,对他来说无疑是过什么狂欢节,两眼大睁,像一只猫头鹰双目炯炯出现在我们面前。“神经吧!”哪有为加班而加班,为搞活动而搞活动,为搞通宵而搞通宵的?活得不耐烦了呀,受虐狂呀!我们无法理解,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恶狠狠腹诽。“变态!”我们继续嘀嘀咕咕腹诽不已。尽管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大家的腹诽之声已是半真半假。我说这个《周末世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纸页上的小小乌托邦,其意正在这里。大家辛辛苦苦聚在一起办报,似乎并不为着职业为着生活,而只是图个阿Q式精神快乐,为着占领什么臆想中的虚无缥缈制高点。有一次闲坐,赵老师认认真真显出一派迷茫的神情,似自语又似问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事,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拿一份工资呢?”我一听不由暗暗惭愧,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拿工资。不过不拿工资,那又该拿点什么?其实从一开始,周末编辑部的同仁们处境已经足够尴尬的了。大家完全不懂世俗社会操作的那一套,即便能懂,也无法做出诸多让自己看不上的下三滥行为。结果只能苦自己。在报社那边,完全把我们看作赵青老师的私人聘用人员,与报社的体制无关,也永远进入不了体制。就是出外采访,也手持着赵老师自己手写的那种临时证件,处处向人宣告,我们是一伙冒牌货。因此而受到的歧视和白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加上经营不好,待遇极低,工资时时发不出,有一段甚至拖了半年之久,对外稿费那更是拖得没法说。

我是唯一得到赵老师特殊照顾的人,每月工资能及时领取,并且没有一分钱广告任务,只负责在家编编稿,守守办公室。但大的环境人心思散,我也感受到异乎寻常的压力。总觉眼前这个周刊不是久留之地,并且对搞报纸,自思我真的全无兴趣,性格各方面也不适合。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文联,慢慢向专业创作的路上转。文联的领导也同意,创作室正好有编制。但调动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太难了,一番努力没效果,这时有同学和朋友牵线,介绍我进九江师专。师专的校系两级领导基本都是我同班或高一届的同学朋友,对我有一定了解,他们开会研究后,非常爽快同意接收。就这时问题出来了,说受某位朋友一封信的牵连,上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我不能进师专。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老师带着我,怀抱我在外面发表过的所谓作品,四处找人帮忙,甚至找到了那位作出批示的领导。一番交流,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他第二天就给师专打电话,让对方派人到有关方面再作点了解,如无特别情况,他同意我调入。师专再次开会研究,再次同意接收。但这时候,即便那位领导自己,也无法消除他此前那个批示的影响了,进师专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我开始做回修水的打算,同以前那样埋头写我的小说去,就像猪八戒时时准备着回高老庄一样。赵老师却不放,他对我的看重、欣赏与誉扬那是打心眼里出来的。也不知根据什么,赵老师一直称我为“白痴天才”,似乎是说在生活上我一无所知,是个白痴,但在另外的方面,与周围人不一样的某些地方,比如读书思考什么,又能有自己的独到处吧。赵老师打起精神带着我,重新一遍遍找人。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位领导的家,上台阶时,自行车后面夹的那叠杂志掉落下来,劈里啪啦撒了一地。我们浑水摸鱼那样在暗黑中乱摸一气,脑袋与脑袋撞在一起生痛。眼前狼狈的样子逗得两人弯腰跌足,面对着面笑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四周暗黑看不见,我仍能想象赵老师的口水一定会趁着眼前大好时机流得痛快淋漓,肆无忌惮,丝丝缕缕长长亮亮朝外迸溅,如开在夜空中的怪异大花。一九九八年,我的调动在九江文艺界老师一致呼吁下,才得到最后解决。赵老师高兴至极,抽出专门时间亲自帮我办好了一应手续。

赵青老师是二〇〇三年,五十四岁的时候退居二线的,我们这个周刊以《周末世界》的名义在他手上存活了十一年,再过半年刊名便改掉了。每提及这段生活,不知为什么我脑际总会不停地浮起一些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名词,都是些书名,《乌托邦》《太阳城》《愚人船》,甚至《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之类。是一个小说题材,有时间一定会写写,像我习惯所做的那样,表面写实,整体象征。当然只是一时的思绪,随后便忘了。赵老师从单位上退得干脆,我总以为他有非常具体而急迫的个人打算,那就是写作。赵老师多次给我谈过他的许多构思,那种电影电视故事,我觉得特别好。幼时所历,水边乡村,荒泽中的火光,火光那边浩大无际涯的湖水,水上影影绰绰起伏来去的船,经赵老师的静静描述,给人一派变幻迷离、金碧辉煌之感。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作品,是他一生蓄积茹含的结晶。以前太忙,太乱,没时间没心境写,现在就可以从从容容,用人生所剩下的最好一段时光来对付。可赵老师根本不写那些。赵老师的笔头功夫在九江及江西影响大,找的人多,他出的价格也高。每进一笔账,我们便眼红得不行,嗷嗷叫着要他请客,目的就是想尽可能更多地消耗他,以平民愤。我建议他干脆成立一个文字公司,我来帮他管账,做经纪人。赵老师过了几年的高价日子,后来不知是出价实在太高,九江庙小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或是其他什么,业务突然零落起来,竟至于没有了。赵老师便停笔不写了,赚钱的和不赚钱的,都不写。我不免奇怪之至,想一个写稿人怎么会这样?文学写作对一个人来说,应该终生贯注,不可能有停得下的时候。我甚至暗下嘀咕,赵老师写作一生,也许并不是一种自主性行为吧?问过,赵老师支吾,不作回答,或自己也回答不出。后来同我解释,说他实际上并不是那种纯粹的文学人写作人,他是半途从另一个地界转过来的。赵老师这谈的尽管只是写稿,但我听来,似乎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整个一生的清理和总结。

赵老师退休后,同我的交往反而更多,也更轻松随意,基本上每天相约着一起沿湖散步,用九江的话说是走湖。家里人甚至打趣,说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形影不离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赵老师住得远,从家里出来,顺长虹大道徒步几华里,到火车站前的湖畔给我电话,我便从家里出发,两人正好在新公园门前那块大石头前相遇。走湖一周,再回到新公园,我陪他在长虹大道走一会,然后分手,让他一人回去。几十年的老朋友,话题那可是多得没边。走一路说一路,没有半秒钟空歇。基本上都是他说我听,谈报纸,谈文学,谈人事,也谈家庭生活。在我眼里,赵老师算得上半个土豪,家境好收入高,许多年前就住进郊区别墅,生活美满。逢着什么朋友来了请客,全是他买单,以前上班时如此,现在同样如此,谁叫他曾经是领导呢,不吃白不吃。何况习惯一旦形成,改起来真的很难。有时我良心发现,好歹也想出次钱,谁知他坚决不让。他重复强调自己经济条件比我好,负担比我轻。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得忍痛割舍,把这表现大方的机会再次豪爽地让给他。这点牺牲精神不管怎样我还是该具备吧。赵老师喜欢讲他的练车经历,讲房子,讲他的正高职称。报社的正高指标少,得来不易。讲得多了,有时我会伤感起来,感觉不适应。想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如果讲起什么职称,赵老师会显得非常不屑,说那算个什么毛东西!现在怎么全变了,津津乐道成这样?还有几次赵老师隐约流露,希望我能够给他写一篇文章。我有些茫然,不知他讲的什么。想好好的为何要写文章,写什么,有什么可写的?没得到响应,于是有次赵老师相约,说我们两人以后谁先死了,后死的人一定帮前者写一篇文章做纪念。赵老师不是玩笑,他是极为认真的。越认真我便越惶恐。

一般来说,我们聊天时声音都大,但如果身前身后人太多,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云里雾里的话语,与周围实际人生相隔得实在太远,也就显出几分荒唐与滑稽。我极力把声音压低。赵老师却不顾这些,人多人少都一样。有次在南门口的厕所里,他仍在大讲什么文学大讲王安忆,我在一旁尴尬不已,只装作没听见,装作不是同他一伙的,随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还有不少时候,我正在讲点什么,赵老师却无法倾听,毫不犹豫地打断我,去讲他自己的。我只好忍住,去听他讲。后来我再想讲点什么,又让他打断。这么次数多了,就有些不快,甚而至于非常恼火。想你比我大,年尊辈长多讲几句,那也应该。但无论如何总不能没完没了,完全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利,也太不尊重人了,太伤人自尊了。这么日积月累,心里的不平简直把整个人压垮。直到有那么一天,当我的话头又一次给毫不客气打断,我几乎临近崩溃了,浑身气得直哆嗦。我想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自己的话讲完。今天绝不能屈服忍让退缩。于是我不但不停止,反而放高音量,不管不顾顺着自己的话头朝下说。赵老师也不管不顾,用更高的声音说。两人都有些气急败坏,不惜以命相搏,想最终压倒对方。这场面如果让旁边的人看去,一定惊为旷世奇观:一对沿湖散步,本应倾心交谈的老头,结果却是各讲各的话,各念各的经,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相互比赛着你追我赶,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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