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蕴含的底线思维

张伯瀚

[摘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底线思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用底线思维的科学方法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社会稳定为改革总体底线不动摇;必须深化底线思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实际运用。在推进改革中要避免急功近利、消极应对和画地为牢三种思想误区，正确理解和运用底线思维，实现改革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底线思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3-0004-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严密的理论逻辑、丰富的内涵论述、鲜明的问题导向，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其中，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是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均有体现。党的十八大后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将其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等一道列为全党必须提高的科学思维能力。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底线思维，正确理解和运用底线思维，是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备一课。

一、底线思维源于对改革风险的考量

改革本身不是某一个具体领域，而是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连接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乡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从实践到理论，这场全方位的伟大觉醒带来了对已有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乃至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改革能不断解放生产力、创造发展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受深刻调整可能引起的风险考验。规避改革风险、防止坏的结果发生成为各项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初期的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从较为容易的领域和环节入手逐步寻找出路，探索正确则效果显著，一旦出错则可及时叫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随着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联系日益密切，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显著增强，原有的从单一领域单一环节推进改革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改革实践。与此同时，处在加速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深层和浅层、旧有和新生的矛盾交织叠加，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也面临着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带来的多种风险挑战。在新时代，各领域的改革不能相互独立、各自为政，而风险也不会单独出现、孤立发生，很可能以风险综合体的形式集中爆发。新时代的改革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特点，更要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恶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重大判断，在充满风险的复杂环境下推进改革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应当慎重考量改革风险，学习和运用底线思维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我们对“底线”这一概念有多种表述，例如：确保粮食安全的“耕地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的“控制线”、反腐败斗争领域的“高压线”等等。从本质上讲，底线是一条边界，或是一个临界点，是事物保持自身状态不发生变质的最大限度。底线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最低要求，因为突破底线就意味着可能出现坏的结果。认识底线，就是认识事物保持自身状态的“度”。底线思维意味着要从事物的最坏处考虑，防止最坏结果的发生。运用底线思维就要充分考虑事物变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划定边界来防止事物向不好的方面转变，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好结果。改革要从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中凝聚共识，要革除体制机制多年的顽瘴痼疾，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势必会造成被改革对象自身状态的改变。但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质，掌握和运用底线思维对改革来说极为重要。当我们的改革控制在划定的边界范围内时，被改革的对象性质不会发生变化，会随着改革的有效推进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旦改革的进程超越我们划定的边界，事物就会变质。突破底线的改革活动最终必然导致事物彻底的质变，必然会引起风险的接连爆发，最后造成改革的全面崩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掌握和运用底线思维，认清底线、划定底线、严守底线绝不动摇。

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总体底线

第一，必须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新时代，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时代体现，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历史维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战乱之苦，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政治力量都曾为救亡图存探索出路，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旧有的“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以农村为基点带领人民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功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重任，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破除原有的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僵化认识，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学习，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开始实现由“学习世界”向“引领世界”的重大转变。我国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先进的政治力量选择了最符合由于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从现实维度看，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十四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东西南北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资源条件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既存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也同时存在以手工、畜力、自然力为代表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我国既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生活相对富裕的人群，也有文化程度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实现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复杂大国的有效治理;同样，也没有哪一种发展道路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让中国这样一个超复杂大国的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所谓“根本性问题”，就是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发生“颠覆性错误”，就是搞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鄧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2]14，他强调，“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56。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推进改革运用底线思维，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条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新论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属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否定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因失去领导核心而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假若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方向和理想信念，党就不能称为“共产党”。二者紧密联系互不可分，每一个都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个新论断的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实现了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再一次创新，更在新时代赋予四项基本原则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尤其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第二，必须牢牢坚持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市场化程度持续跃升，我国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必须应对人口加速流动和阶级阶层分化可能引起的不稳定因素。首先，从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来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基本阶级内部已经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服务业员工等新社会阶层也随经济发展持续涌现。社会阶层的多元化意味着思想观念和利益表达的多元化，不同群体会使用不同方式表达自身诉求，这增加了保持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其次，从社会总体需求状况来看，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新背景之下，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领域也产生了需要。在阶级阶层产生分化的基础上，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社会需要也不尽相同。在新时代，人民越来越需要活得有尊严、活得健康、活得有安全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新需要成为党和政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持续推进的重大任务。中国人民群众在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方面表现出的新特点增加了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伴随着近些年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社会上仇官、仇富、仇警等非理性情绪上涨，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在应对公共事件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些社会转型产生的新变化对保持社会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稳定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一条防线，邓小平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著名论断。稳定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实质上营造出一种全社会共同遵循的秩序。如果缺乏秩序，整个社会就无法组织生产，无法组织各项事业的建设。社会稳定是优良的公共产品，是饱尝战乱和动荡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4]改革的重点在于“破”和“立”，强调的是一种运动状态，是大量而深刻的;稳定的重点在于“缓”和“平”，强调的是一种相对静止状态，是持久且平稳的。“破”和“立”不等同于蛮干胡搞，要得到广泛认同;“缓”和“平”也不等同于因循守旧，要有所作为。“破”“立”“缓”“平”要做到恰到好处的结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底线思维，认识和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2]49，应当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要求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三对主要的利益关系，在需要取舍时寻求其中恰到好处的结合点，避免因过于偏重一方而在群众中造成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应当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妥善应对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通过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条件，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大局长期稳定。

三、底线思维在改革各领域的具体实践

底线思维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运用。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我国在不断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和思维模式中，向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靠拢，形成了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格局。在党的十四大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党的十五大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六大上，关系各种所有制经济地位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被提出。自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形成了改革方向、构筑了总体框架、明确了边界范围。中国的改革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那将会是极大的倒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2]33。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作为限定词，政府和市场要相互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针对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能相互排斥、互相抵消，“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3]481。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分配方式都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三者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再次深化。在经济建设中运用底线思维推进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底线。

底线思维在政治建设领域的运用。政治体制是更为敏感的改革领域，关乎权力的重新配置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慎之又慎。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向往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曲解为“西化”和“资本主义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改革，否则就是不改革。习近平多次指出政治制度“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5]，强调改革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况且，西方的月亮未必圆，近年来“西方之乱”的频发态势发人深省，政党相互倾轧，债务危机严重，暴恐案件频发，民粹主义高涨。美籍学者福山也提出“美国政治衰败论”，认为行政部门司法化、政治利益集团化、政治两极化正在造成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些拉美国家盲目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模式，不仅没有实现国家富强，反而造成了经济停滞、政府腐败、政局动荡，最终沦为“拉美陷阱”。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在改革中搬来政治制度的“飞来峰”会水土不服，“甚至会把国家的前途命运葬送掉”[3]127。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逐步探索中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七十年的实践历程证明，这条道路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创造了与“西方之乱”成鲜明对照的“中国之治”。在政治建设中运用底线思维推进改革，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

底线思维在文化建设领域的运用。文化是灵魂最深处的精神力量，先进优秀的文化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振奋精神、凝聚人心，落后腐朽的文化会扭曲一个人的灵魂、撼动一个国家的根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灿烂文化，在新时代倡导文化自信，并非说我们的文化已经完美无瑕、无可挑剔，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其斗争仍然很激烈。文化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侵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健康肌体，是无声的“软杀伤”。纵观人类社会中国家衰亡的历史，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以苏联为例，苏共进行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改革导致了党内思想严重混乱，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当前，“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错误观点在我国仍有空间，文化市场仍充斥着大量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作品，必须分清是非曲直，在关键时刻敢于向错误观点和导向举旗亮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论述中强调要“讲导向”“守阵地”。“讲导向”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讲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用先进的思想塑造人;“守阵地”就是要牢牢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阵地，守住革命文化阵地，守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用优秀的文化鼓舞人。在文化建设中运用底线思维推进改革，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效益优先为导向净化我国文化市场，牢牢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旗帜鲜明反对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错误思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底线思维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亿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中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理应是改革发展的受益者，社会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社会建设内容丰富、种类多样、覆盖面广，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从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到教育、从医疗到安全，每一件都反映着百姓对于民生问题的深刻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2]96可以看到，习近平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看作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一条标准，这也是底线思维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就难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但增进人民福祉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防止掉入西欧国家“高福利陷阱”，陷入寅吃卯粮的尴尬境地。习近平总书记用“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两句话概括出民生工作的主要方针，主要是为了防止“口头承诺”和“吊高胃口”两种不切实际的错误工作导向。他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社会政策要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为底线。针对收入分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总体而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既要坚持发展来逐步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逐步把“蛋糕”分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建设中运用底线思维推进改革，必须坚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动摇。

底线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运用。邓小平同志曾讲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发展起来以后问题”的典型代表。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推行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在用较短的时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所积累的矛盾也开始显露。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告诫我们不要因征服自然界而感到洋洋得意，他说：“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6]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生态退化严重，资源利用粗放，污染形势严峻，浪费现象惊人。恶化的生态环境形势不仅发展造成屏障，更给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103。攫取资源、破坏生态在有意无意之间，而改善生态环境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形势的发展把改善生态环境問题推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告别“竭泽而渔”的旧有模式。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红线”等生态红线，强调“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107“不以GDP论英雄”等等。这些新理念、新论断的提出，既是对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问责了一大批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不利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得到有效控制并明显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运用底线思维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红线不动摇。

四、正确理解和运用底线思维

划定底线、严守底线是理解和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依据，但划定底线、严守底线绝不能等同于掌握了底线思维。当前的改革实践中主要存在几种认识误区：一种误区是漠视底线思维，地方在改革过程中急功近利、冒失推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未征求各方意见、未形成改革共识的情况下仓促推进，最终难以形成改革合力;另一种是把底线思维看作是“降低标准”，把“底线”简单理解为“低线”，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打了折扣，消极应付、明哲保身、无所作为;还有一种误区是对底线思维认识的极端化，一部分干部面对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风险挑战诚惶诚恐，对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过于谨慎，以至画地为牢、自缚手脚，最终错失改革良机。以上三种认识误区既降低了底线思维的行动意图，更亵渎了底线思维的价值追求，给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造成了不小的阻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对底线思维做出过精辟定义：“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7]从根本上讲，底线思维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综合思维能力，贯穿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有所作为才是底线思维的核心要义。运用底线思维就是要从可能发生的风险处出发，未雨绸缪准备好各种应对方案。运用底线思维不是坐以待毙，而要在面对风险时积极进取、主动出击，掌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在划定底线、严守底线的基础上有所作为以规避风险，最终实现较好结果。

底线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积极的改革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改革进程中“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有停顿就会连续，有倒退就会有前进，所以有绝路才能找到出路。运用底线思维就是要充分考虑改革发展可能走上的各种“绝路”，在坚守底线、避开绝路中开辟出路，高标准完成改革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人可以给出现成的教科书;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纷繁复杂的，没有人是无所不知的预言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还是需要一以贯之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与风险相伴所以不可能四平八稳，更不会一劳永逸，但不能因为头脑发热就冒失改革，不能因为安于现状而不想改革，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不敢改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3]43。有风险才会有机遇，坚持底线才会不断靠近高线，“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正确理解和运用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工作，预判风险，坚守底线，牢牢掌握改革发展主动权，广泛凝聚各方改革共识，在持之以恒推进改革中实现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47.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8.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