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组建和远征

侯震

摘 要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吉东领导组建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党组织以反日同盟军为基础，联合并团结吉东地区义勇军，结合吉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形势，成立反日联合军第五军。面对穷凶极恶的日伪“讨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固守绥宁根据地的同时，派出两支部队分进合击，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壮大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实力。

关键词 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义勇军 周保中 远征

Abstract The fifth army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Coalition Army is an anti-Japanese army organiz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east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the anti-Japanese allied forc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CCP in east Jilin province united with the volunteer army in east Jilin and founded the fifth army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Coalition Army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all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in east Jilin province. Facing the punitive action of vicious military force of Japanese puppet regime， the fifth army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Coalition Army adopted flexible tactic， protected the Suining base and dispatched two armies to attack the enemy， which not only expanded the anti-Japanese base，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fifth army itself.

Keyword the fifth army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Coalition Army; volunteer army; Zhou Baozhong; expedition

中共吉東党组织根据宁安地区抗日武装众多的实际情况，为促进宁安地区抗日武装的大联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基础上，逐步吸收宁安附近的原吉林救国军余部、反日山林队，根据吉东地区抗日形势的具体环境，“采取一个单纯的抗日同盟军的名义”[1]326，因地制宜地组建并扩大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日伪军重兵“讨伐”下，除继续留守吉东抗日根据地外，派出部队远征东满额穆、吉东穆棱，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扩大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影响。

一、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组建

绥宁反日同盟军在联合义勇军、山林队抗日的过程中不断壮大。1934年、1935年的反“讨伐”斗争中，在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努力下，“各种收编的义勇军与山林队（李荆璞、柴司令、傅显明、姜振荣、‘青山、‘六占等等），不只是在口头上同意了统一战线，而且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是真正赞成统一战线，一致杀敌”[2]，树立了党领导宁安地区抗日的核心地位。1935年初，中共宁安中心县委根据吉东局的指示，“按照扩大会议决议案着手建立第五军。以游击队、工农义务队及同盟军所属各部作基础，号召一切的反日军队（救国军、义勇军、山林队等）来参加”[3]，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以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基础，结合宁安周边各抗日武装情况，“在参加同盟军各部队中以及各反日山林队中进行反日统一战线的广泛宣传与解释，并揭示以往反日军队内部及同盟军对统一战线结合之错误与缺点，提出军队改组意见，首先得到同盟军内部柴、傅之一致拥护。西南山王汝起团张祥队等均愿参加，西北山八大队残余之青山大队（于载江）向来拥护同盟军，此次改组该部表示参加”[1]65，宁安的同盟军各部、山林队在周保中的组织下，以及汪清救国军余部在柴世荣的倡议下共同达成一致，“均在我军纲领下行动，东满柴司令世荣对于新编制甚满意，第二师已宣告成立”[1]445，成立与南满、东满、北满相对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二、三军并列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下辖两个师、两个待编团（军部直属）、警卫连，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副师长姜振荣、政治部主任李光林，全军共896人，活动在宁安、汪清一带。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组建，汇集了宁安、汪清一带的主要抗日武装，是在绥宁反日同盟军基础上的再次发展。中国共产党吉东党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各部队的性质特点，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这次我们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与珠河延寿的三军，密山一带的第四军是一个系统，并且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的第二军，订结密切联系。这样办，就是要更容易反抗日本强盗，统一反日力量，扩展救国运动。”[1]397在党的领导下，以反日联合军的名义整合义勇军、山林队，使其接受党的领导。第五军组建后，军党委根据部队合编后的实际情况，“第五军的创立即不同一、二两军有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比较第三军的群众基础亦甚薄弱，因此今后必须巩固军队组织，特别是基干队第一、二、四各团——改良成分，大批吸收工农分子，渐及于第三、五团的转变，务使阶级成分的绝大多数转移于农村农民。而逐渐除去以往的社会游离性，同时努力增强工人成分的领导作用”[1]77-88，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反日联合军的领导，切实地提高了反日联合军的战斗力，先后在二道河子、卧龙屯、官地南沟、宁敦铁路线、上马莲河、葡萄沟、六道河子车站、石门子、庙岭等地接连重创日军，在打击日伪军中壮大自身实力。它的成立在吉东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与原先的反日同盟军不同，同盟军是各抗日军、各义勇军联盟性质的武装组织，还具有一定的松散性，而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则是统一建制、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军队系统，各抗日军、各义勇军统一编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4]，使吉东宁安、东满汪清的抗日武装联合作战，最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远征

1935年下半年，日伪当局制定针对东北抗日武装的治安肃正计划，吉东地区亦是日伪“讨伐”的重点，“以岩越部队为基干之部队，担任绥滨线沿线地区以北至大松花江间之地区的‘讨伐”[5]，而第五军主力所在地宁安也成为日伪重点打击区域。第五军仅活动于宁安易于被日伪军合围，而且宁安一地不足以供给日益壮大的第五军。中共吉东特委、第五军党委根据日伪重兵压境的实际情况，“第五军发展的前途当然不能限于宁安县，他们发展前途应该是成为整个吉东抗日反‘满运动中主要骨干之一。希望我党要动员军事政治干部向这一方向前进”[6]，决定将第五军分成宁安留守部队、东部派遣队、西部派遣队三部分，坚持游击宁安的同时，将部分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日伪军，既能解决给养生存问题，又能起到调敌回援解宁安游击区之围的效果。

1935年4月末，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领第五军东部派遣队从宁安出发开始东进，5月中旬深入到穆棱腹地，在此期间历经数次战斗重创日伪军，并整合收编了穆棱附近的义勇军、山林队武装。“在各山林队中，经我（胡仁）和徐司令、九彪、明山、合好等二十余队接过几次头，开过二次会议，和他们活动了一个时期，得到很好的结果”[1]，在东部派遣队党委的积极沟通下，以及与义勇军联合作战中的相互认同，“兹改编天龙、访友为第八团，人数26名，枪全，并尚埋有机枪一架。小金山十三队参加警卫连，队长任连长，不抽大烟，成分很好，表现很好，該队仅来队员一名，并有三名伤兵归我派遣队负责疗治”，第五军增加了第八团、扩充了东部派遣队警卫连。而针对一些组织纪律较差、短期内难以改造的山林队则采取灵活的策略，“只有在行动上去影响他们，并不‘一律改编，‘无条件的联合”[1]，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扩大了东部派遣队、第五军的抗日统一战线范围。

1935年7月，在柴世荣和李荆璞的领导下，第五军西部派遣队200余人从宁安出发，于7月末8月初到达额穆县。尽管因原东满救国军顽固分子的反面宣传，许多山林队不敢接近我军，因东满救国军余部的迟疑，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对他们看法不好，以及西部派遣队对东满统战形势欠缺了解，未能全盘地收编东满救国军余部，但西部派遣队依然在联合义勇军抗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统一战线其他庞杂队伍，亦与以相当的影响和正确领导”[1]，整合收编了东满部分义勇军、山林队武装，“第一团一连一排扩大一连人。第二团一连人扩大到两个连。其他各连人数也大有增加，出现枪少人多的现象”[6]，扩大并充实了西部派遣队以及第五军的实力。

东北反日联合军在先后派出东部派遣队和西部派遣队的同时，周保中率领第五军其余部队留守宁安，留守宁安的第五军部队均为原义勇军、山林队武装。周保中在领导留守部队反“讨伐”战斗的同时，积极改造留守的义勇军、山林队武装，巩固第五军部队基础，坚定留守部队的抗日决心。

三、余论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整合改编宁安和汪清等地义勇军、山林队武装中不断扩大，并结合当地抗日武装“旧东北军系统和土匪出身的比率最高”[8]220的实际特点，在整合各义勇军、山林队加入第五军时，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未采用南满、东满、北满人民革命军的称号，而以反日联合军的名称整合各抗日武装。尽管由于第五军因其成分复杂，整合后存在“阶级观念薄弱，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军事力量劣势”的一些问题，在具体斗争中受“拥护祖国苏联”[7]243的“左倾”影响，限制了第五军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依然起到了巩固以绥宁为中心的吉东地区抗日武装联合重要作用，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4]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M].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1987.

[2]刘晶芳.杨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9.

[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M].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1987：297.

[4]赵俊清.周保中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0.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大讨伐[M].中华书局，1991：14.

[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M].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1987.

[7]李铸.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1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