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告急：“防疫模范城市”的难题

曹然　邱宇

2月29日，韓国大邱，防疫人员对交通枢纽东大邱站进行消毒。图/美联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截至3月10日零时，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1例，累计确诊病例7513例，共出现54例死亡病例。

在3月9日下午举行的防疫工作会议上，文在寅指出，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病例已从2月28日的峰值916例已经下降到3月8日的248例，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如果新增确诊病例继续减少、疫情进入稳定阶段，韩国“将被视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模范”。但他同时强调，大邱地区仍有新增聚集性病例，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疫情，“万万不可放松。”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副本部长金刚立当天也指出，疫情形势严峻，目前难言好转。

“防疫模范城市”告急

2月18日大邱首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确诊前，和所有身边的人一样，市民金基焕“并不清楚什么是新冠病毒”。在这座有240万人口的韩国第四大城市，市民们聚餐、约会如常，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

“大邱市经历过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我们的应对措施是最具有模范意义的。当时，其他市、道甚至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也以我们发布的防疫措施为蓝本。”在2020年2月4日的一次公开活动中，大邱市市长权永进（音）对于疫情防控颇有信心。

五年前，MERS疫情在韩国暴发时，朴槿惠政府没有公开确诊病例的收治医院名单，也未能有效控制“零号病人”。这名患者先后四次自行转院，直接、间接导致186人感染，使韩国成为中东之外MERS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当时，大邱较早启动的防疫机制有效抑制了二次传播，全市到疫情结束时一共只出现1个病例。

2月18日，这名市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成为“新天地教会一号病人”。迄今为止，依然不清楚她的发病来源。大邱市随即召开应急防控会议，除教育、交通、民政部门外，商会和军方代表也首次与会。同时，公共体育馆、游泳池等随即关闭，大邱农水产批发市场自1988年开业以来首次停业。

但是，“新天地教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停止集会。该教会由现年88岁的韩国人李万熙于1984年建立，总部位于韩国京畿道果川市。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教会拥有超过24.5万信徒和6.5万名准信徒。

据《纽约时报》报道，该教教会成员即使生病也会按要求来教堂。此外，集会禁止戴口罩，信徒们通常挤在一起，坐在地板上。《韩国先驱报》也报道称，礼拜会涉及身体亲密接触，比如用手臂抱住下一个人的肩膀。此外，李万熙曾对信徒们宣传称，该教会的信徒不害怕疾病，因为他们相信永生，“那些生病和死亡的人最终死于缺乏信仰”。

此后，随着教徒的不断聚会和流动，韩国全国确诊病例数迅速上升。2月18日“新天地教会”出现首例病患时，全国共31人确诊。约半个月后，3月3日， 4328名完成病毒检测的大邱市信徒中，结果呈阳性的比例达到62%。全国范围内，与“新天地教会”相关的确诊病例超过了总数的八成。

曾任青瓦台国政状况室局长的韩中友城协会会长权起植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这家教会成员中不乏政客、明星和政府官员，“政府在选举时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大邱市政府2月28日公布的新闻稿显示，疫情暴发后，市政府内就有“公务员隐瞒自己曾参加‘新天地教会聚会的事实，随后继续工作，结果确诊”。

直到大邱的聚集性疫情发生6天后，韩国政府才通过总理秘书室与“新天地教会”进行磋商，要求对方积极配合卫生部门检测工作，鼓励准信徒接受检测。文在寅同时强调，政府介入是“为确保社区安全采取的不可避免的举措，并非要限制宗教自由”。

“政府的难处在于，像韩国这样的社会存在很多宗教。如果你公开批评‘新天地教会，会影响到其他宗教的活动。”长期研究“新天地教会”的釜山长神大学校教授卓志一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3月1日，首尔市政府以违反《感染病预防法》、杀人、伤害等罪名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控告李万熙和该教会12名支会领导，理由是他们没有为防止疫情扩散积极采取措施。

“现在是政府进一步控制邪教团体反社会活动的适当时机。”卓志一认为，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宗教运动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他们发挥了消极的作用，政府、社会应该合作起来，避免他们造成危害。

3月4日，韩国大邱庆北大学医院，一名确诊患者接受治疗。摄影/李相浩

“决策应充分了解公共卫生和医学科学”

2月21日接到被征用为定点医院的通知后，启明大学大邱东山医院随即开始为在院的130余名其他病例患者办理出院或转院手续，当天下午就转移40余位病人。

“我们成立了非常对策本部，迅速改建隔离病房和医疗支援人员临时宿舍，同时对医院工作人员开展教育工作，随后开始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启明大学东山医院宣传组长朴文熙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2015年7月，吸取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国会修订《公共卫生管理法》。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暴发后，韩国政府首次援引基于该法律的公共卫生信息公开制度，第一时间公布全部收治医院的名单。

在2020年2月“新天地教会”聚集性疫情暴发后，大邱市指定并公布了15家医疗机构进行病毒检测，还特别提示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孕产妇可以到其中一家指定医院检测。

据朴文熙介绍，大邱市目前的收治流程是，如果有市民出现疑似症状，会先前往上述指定检测机构进行病毒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即移送政府指定的收治医院治疗。

检测试剂盒的研发机构、韩国Kogene生物科技公司经理李缤娜（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月，公司就投入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发，当月29日向疾病管理本部提交了样本和文件，2月4日获得紧急使用批准，次日即开始投放到50多家综合医院和民间医疗机构。

2015年MERS疫情期间，该公司就是韩国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商，在那次疫情中承担了6万多次检测的试剂盒生产。

“我们的试剂盒检测时间需4到6个小时，一个试剂盒可做50次检测。”李缤娜说。目前韩国检测试剂盒供应充足，截至3月8日，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已对约20万人进行了病毒检测。

韩联社报道称， 2月底，大邱曾出现确诊后在家等待住院过程中死亡的病例。

朴文熙指出，虽然不缺床位，但医院的医用口罩、手套和防护服却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从长期来看，由于患者数量一直在增长，再加上这些（口罩、手套、防护服）都是一次性消耗品，肯定还需要更多。”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在韩国另一处疫情重灾区庆尚北道的清道大南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在2月初投入救治时“连防护服都没有，仅仅戴着口罩”。此后，该医院出现聚集性疫情。

3月3日，人们在韩国首尔的百货商店外排队购买口罩，每人可以购买五只口罩。图/新华

截至3月3日，大邱市有30余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数百名医护人员被隔离。此外，因为家人担心和要求，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辞职的现象。

早在2月22日，包括首尔大学医院院长金研修（音）在内的多位专家就在韩国医学会、医院协会等组织召开的对策座谈会上指出，政府应考虑安排指定医院仅收治20%的重症患者，而让80%左右的轻症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医院之外的地方隔离治疗，以缓解物资、人员、床位的紧张。

但在次日的工作会议上，文在寅并未改变大邱轻症、重症全部收治的方案。他指出，将争取民间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作参与抗疫，此后又调动韩国军医参与救治工作。

然而，作為韩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医疗机构，首尔峨山医院和三星首尔医院直到2月27日才开始接收新冠病毒患者，而更多民营医院仍处于与政府磋商的状态。此外，截至3月2日，韩国军方先后调集14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一线，占到军医系统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据权永进当天介绍，大邱仍缺少至少3000个能提供给轻症患者的床位。

“当防疫工作决策是由行政首脑而非专业机构作出时，决策应充分了解公共卫生和医学科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梅什·阿达利亚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阿达利亚认同韩国专家们的观点，“那些有轻微症状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照顾。”他还表示，现在对局势更有利的是创建一个救治体系来治疗那些有严重症状的人，比如让那些在重症医学领域有经验的医疗机构专门负责治疗重症病人。

3月2日，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发布了新版治疗管理方案，新增确诊患者将被分为轻症患者、中症患者、重症患者、最重症患者。中症以上患者迅速安排在负压病房或是国家定点医院接受治疗，轻症患者则到设于公营设施等地的“生活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当天，由当地一所校区临时改建的“大邱第一生活治疗中心”投入运营。庆北大学医院的17名医护人员入驻，当天即收治160余名轻症患者。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介绍，此后一周时间里，中心将收治超过1000名大邱地区轻症患者。

难以落地的“最大程度封锁”

早在2月22日政府和学界就文在寅政府拟推行的“最大程度封锁”措施进行共同探讨时，韩国流行病学学会就指出，考虑到防疫范围之外的患者人数骤增，仅通过追踪确诊患者来隔离接触者的防疫战略已经不可行。

2月25日政府通过针对大邱的“最大程度封锁”方案，当天，“新天地教会”应政府要求开始提供各地信徒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和住址。但在权起植看来，由于该教会的机密性，他们可能在提交名单时隐藏了一些特殊的信徒，例如政客、娱乐明星、官员等。

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大邱市政府承认“新天地教会”提供给市政府的名单“修改了好多次”。同日，这家教会内部人士向韩国媒体公布《新天地伪装教会名单原件》，显示有约25个未公开的“新天地教会”分支机构至今没有纳入教会提交给政府的名单。

韩国现行《传染病防治管理法》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权对出现传染病例或被病毒污染的区域实行封锁管制、限制交通、全面消毒等措施。此外，中央政府有权基于这项法规调动韩国国军，对疫区采取“有必要的措施”。

但《传染病防治法》同时规定，各道、市行政长官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防疫措施，也有权自行命令本级防疫机关采取任何有必要的防疫措施。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的防疫措施遭到地方政府和政党的抵制，将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韩国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总统在预算和立法方面需要反对党的支持，文在寅需要政治伙伴来分担应对新冠疫情的责任。”权起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大程度封锁”措施实施后，大邱市政府发布公告称，部分公共场所被关闭。3月5日，大邱市政府在疫情发生后首次对公共交通运营进行调整。目前，该市公共交通用户已经相较于往年约减少了60%至70%。

但据金基焕介绍，截至3月6日，他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行政指令，市政府网站仅提示市民“自我克制，减少出门”。在与防疫无关的建筑行业工作的金基焕，每日仍需照常上班。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对大邱实施“封锁”措施的同时，韩国教育部两次行使“命令休课权”，决定将全国幼儿园、中小学等各级学校2020学年的开学日期从3月2日推迟至3月9日和23日。此外，首尔还推行市公务员“错锋上下班制”，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全面暂停开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梅什·阿达利亚认为，文在寅政府希望采取的“追踪—隔离”模式其实是一种比封城更具建设性的方案，“既可以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又可以降低民众恐慌，避免涉及侵犯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