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翻译背后的译者行为探究

姚霞

摘    要： “译者行为”作为新兴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翻译行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作为研究翻译规律和译者默认翻译策略及翻译评估等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旨在通过国学经典的一个具体文本分析译者行为，通过分析比较两个译本寻求更加灵活、客观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关键词： 译者行为    《论语》    英译    理雅各    辜鸿铭

一、 引言

周领顺教授所著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是译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的学术专著，从术语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到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构建，再到该理论丰富的现实价值，皆特色鲜明。它革新了翻译批评范式，实现了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新突破。

如许钧教授所言：“任何译文的诞生，都不可能发生于真空，而译者的意志性始终左右着译文的生成并反见于译者的行为中。各个译者虽有意志个性，但各类译者在相似的意志性支配下，其行为却有着共性的规律可循。摸透译者行为的规律，对于透彻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意义非同寻常。译者行为研究是在对译者行为规律进行描写的基础上展开的，研究成果为理性规约未来译者的行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践上的预验证，更为翻译研究开展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资深化的主题。”译者行为的探究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从各个领域描写和规定译者行为同样需要重视。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因内容涵盖人类生活诸多方面，对当代人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其中包含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孔子核心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家喻户晓的《论语》深刻地在我们脑海里烙下了印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对《论语》的英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进一步传播儒家思想，有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发展。所以若干年来不仅受到国人的尊崇，还成为许多国外学者感兴趣的重要课题。

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61年在香港出版的英译本当之无愧为首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译本，开了《论语》译本的先河。自理雅各以来，很多中西学者锲而不舍地投入《论语》的英译实践中。据统计，目前英译本或节译本数量已达50个。对一个文本的多个译本的比较分析是对这些译本的一个评估，也是甄选好译本的一个过程。运用所学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学界出现的不同译本进行分析是对自己学科知识把握程度的评估。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科学性使其在翻译界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目前对其的研究及对其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检验的文章不胜枚举。因该理论的适应性较广，故对其研究大多集中于现代各种文本中。作为较冷门的国学经典这一块，用该理论分析的相对较少。目前大概有数篇以典籍英译为契机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小文章，多数是从《中庸》的多种译本分析的。笔者将从家喻户晓的《论语》译本入手分析翻译行为背后的译者行为。

二、译者行为在翻译中的支配地位及对两个译者的具体分析

（一）“译者行为”的地位

译者行为批评“视具有主观意志的人译者为研究的对象，从两个方面：翻译内和翻译外探索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两个层面：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译者行为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现象”。

“译者行为”不同于“译者的行为”：“译者行为”中的“译者”指的是意志体的译者“人”，而“行为”是指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行动;“译者行为”是对具体的“译者的行为”的抽象和概括。为了进一步清楚界定“译者行为”，作者将其与“翻译行为”相比较，指出“翻译行为”乃再现原文意义的语言转换行为，即“译者”这一身份和角色进行翻译的行为。并借助“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新概念，明辨“译者行为”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前者广义上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即译内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翻译行为（即译外行为），狭义上仅指译者身份和译者角色上的翻译行为，即狭义上的“译者行为”是“翻译行为”。正是基于对“译者行为”及其研究范围的充分论证，作者确立了“译者行为批评”的基本出发点：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具体的执行者，而行为是有规律的;交际意义上的译者是意志体的人，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译者行为及行为下的译文可以通过评价模式的重构得到评价，应用效果可随实践而得到不断增强。如此，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基本思路、三个重点、两个难点等随之形成，整个过程丝丝入扣，层层推进，为下一步科学而合理地构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供充分的理据。事实上，为了夯实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基础，书中还对一系列相关重要概念加以梳理、考辨和界定，确保术语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凸显了该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二）对《论语》英译的两个译者的分析

辜鴻铭（1857—1928）作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其所译的儒经《论语》和《中庸》，以译文自然流畅、特色鲜明而得到大家的关注。“西学东渐”潮流兴起，国人纷纷向西方学习，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东西，辜鸿铭却致力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儒家经典传播到西方。因为其有较好的双语文化家庭氛围及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在翻译时遵循自己的心理，力求把孔子及其与弟子的谈话翻译得得体、地道。而且在翻译中大量运用注释以使其更易于理解。可以说他的生长环境和自身的文化视野影响着他的思想，思想又制约着他的翻译实践。所以他，作为一个独立的译者有着自己的行为，该译本有其合理性。

同样，理雅各的翻译行为深受所处的时代及接受的教育的影响。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和翻译古代经典的人。除数次因故短暂在英国稍作停留外，基本生活在香港。他对中国经典的关注，最初大约来源于身为传教士的使命。这种生活经历一方面使他对中国经典的英译产生了很大乐趣，另一方面因为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理解欠缺，在翻译中难免显现这样的译者行为。

三、实例分析（两个译本分析、无意识的机器翻译）

（一）人名的翻译

1.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白话解：孔子说：“一个人不要总是关心别人是否理解自己，而应该关心自己是否能理解别人。”

英译：Confucius remarked， “One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not to be understood of men; one should be concerned not to understand men.”【辜译】

英译：The Master said， “I will not be afflicted at mens not knowing me; I will be afflicted that I do not know men.”【理译】

英译：The master said， “if you do not have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you will not know who you are.”【有道詞典译】

2.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白话解：孔子的一位学生（曾参）说：“有涵养的绅士不能没有刚强坚毅的性格。他一生责任重大，路途遥远。他将过上道德高尚的生活视为己任，这难道不是一种重大的责任吗？他一定会持之以恒，至死不渝，这难道不是路途遥远吗？”

英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An educated gentleman may not be without strength and resoluteness of character. His responsibility in life is a heavy one， and the way is long. He is responsible to himself for living a moral life; Is that not a heavy responsibility？ He must continue in it until he dies; Is the way then not a long one？ ”【辜译】

英译：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The officer may not be without breadth of mind and vigorous endurance. His burden is heavy and his course is long.” 【理译】

英译：Zeng Zi said， “The scholar cannot be unkind， he has a long way to go. Is it not too heavy for you？ After death， is it far from？” 【有道词典译】

在对人名翻译的处理上，无意识的机器翻译明显是死译，只是语码之间的转换。辜鸿铭全篇把“孔子”译为“Confucius”，而理雅各译为“The Master”; 有道译为“The master”。作为有意识的人考虑到的是文化因素，所以不会仅仅像无意识的机器翻译一样，仅仅音译。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法的不同在于辜鸿铭一个从传播中国文化出发，一个从具体语境意义出发。所以对“子”及“曾子”的不同翻译体现出译者行为背后的心理作用。

（二）翻译策略的不同

1. 子曰：“君子不器。”

白话解：孔子说：“聪明人不会把自己变成仅仅适合做一种工作的机器。”

英译：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辜译】

英译：The Master said，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 【理译】

理雅各的译文因其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翻译策略多为“死译”。该句译文利用隐喻的修辞手段进行巧妙翻译。在西方人看来，“utensil”有“单一”的含义，所以自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而辜鸿铭的译文则采用意译法补充说明，倾向于解释性，使译文浅显易懂。“君子不会将自己塑造成只适合做一种事的机器”，这种翻译结果一方面是因为辜鸿铭最初因不满理雅各的译文，认为他的翻译使西方人误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厚的双语功底，使他们的译者行为有所不同。

2.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白话解：孔子说：“就算过最贫困的生活，喝着凉水，枕着双臂做枕头，我也能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乐趣;通过牺牲正义而得到的荣华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不真实。”

英译：Confucius remarked， “Living upon the poorest fare with cold water for drink， and with my bended arms for a pillow， —I could yet find pleasure in such a life， whereas riches and honours acquired through the sacrifice of what is right， would be to me as unreal as a mirage.”【辜译】

英译：The Master said，“With coarse rice to eat， with wa-ter to drink， and my bended arm for a pillow; —I have still joy in the midst of the three things. Riches and honours acquired by unrighteousness are to me as a floating cloud.”【理译】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二者的翻译风格和选择的翻译策略都是不同的。辜鸿铭在翻译的时候重在理解，以意译为主，译文通顺易懂，贴合英语国家表达模式。理雅各的译文多是直译，甚至达到字对字翻译的效果，尽可能还原原文的风格。

（三）正文以外的注释差异

以《中国经典》卷一为例，理雅各《论语》译本不仅每章都附有详尽的脚注，而且脚注的篇幅甚至超过译文本身，为其译文以“厚翻译”而著称，译本学术价值可谓极高。正文以外的脚注主要包括每篇的篇章主题及经典文中的一些生僻词语的重点解释。为了准确把握词义，不惜劳苦，查阅多种参考书去求证，甚至引经据典，从词源学的角度探求。此外，注释部分还包括许多背景知识。

辜鸿铭注释以多引用西方思想家、作家的话解释相关经文为特色。比如，在英译《论语》时，其副标题宣称这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翻译中多从西方角度阐释儒家经典。这些都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和翻译标准不同，导致不同的译者行为，因此产生不同的译本。

四、结语

以《论语》为代表的国学经典的翻译不仅是民族文化广泛传播的一个很好途径，而且提高了大家对儒家典籍的进一步认识，无疑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理雅各的严谨、细腻风格及对原文忠实的态度使其多采用直译、异化翻译策略。在形式上力求一致，在达意的基础上追求形似，而且对重点词的注释很到位，呈现了论语的原汁原味风采。曾经被林语堂先生称赞为“严谨的学者的风格著作”。而辜鸿铭别出心裁的译法以理解为主，多采用意译、归化的翻译策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尊重读者（多引用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进行解释说明），注重英文的形合特点，多运用英语句式。但存在过分意译和忽视专有名词的弊病。

且不說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如何，他们都是由各自的“译者行为”决定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国学经典的英译不同于其他体裁的译本，本身较难懂。理解透彻和表达清楚是做好翻译的两大重要条件。译者首先需要先揣摩好原文，对原文有较为透彻的理解之后，才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到位。所以译者的双语功底及理解和表达能力都是很关键的因素，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形成译者行为的潜在原因。总之，二者的译本各有所长，对国学经典的传播仍需大家努力，需要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选择更加灵活、客观、创新的翻译方式，以此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经典，使中国经典走出国门。当然，因为笔者学识浅陋，跨学科意识较弱，以及收集资料欠缺等，本文如有所不妥，望斧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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