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崩解的自反性写作

《池鱼屋》是青年作家索耳近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整部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主观视角，以意识流的方式叙述了她与另一位具有共同经历的女性的遭遇，而所谓的共同经历则是她们与同一位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这部小说仍旧延续和发展了索耳强烈的个人化写作风格，由此同索耳其他的小说包括《所有的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南方侦探》《飞铁首乘纪闻》以及新近创作的小说《乡村博物馆》《非亲非故》《皮套女演员之死》等共同构成了其在形式层面上的作者标志。

《池鱼屋》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杨惠纯是一个性工作者。小说从她的主观叙述出发，讲述了她一天之中的经历。她怀揣着一封信，准备把它寄给自己喜欢的一位男性，这位男性曾经作为她的客户与她发生过多次性关系。在她去寄信的过程中，她偶遇了同样接待过这位男性的另一位性工作者庞小蒙，庞小蒙还同这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小说以一种含蓄而简练的方式呈现了杨惠纯对庞小蒙尤其是对她的孩子的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变化。男孩彬彬成为他的爸爸之外又一位将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维系在一起的中间物。彬彬的天真烂漫、单纯无邪始终在唤起杨惠纯身上美好的情愫，也在不断升华她和庞小蒙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篇小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形式的层面上，作者索耳并没有给予这些情感以显要的位置，也没有赋予其清晰的轮廓，相反，索耳始终以含蓄的笔法和高度抽象叙述使得这些情感隐而不彰，因而在巨大的情感潜流之上是极其有限的外在表达。由此看来，只有通过对小说形式内涵的分析才能抵达其幽微的意义深处。

首先，这部小说以高度凝练、简洁、白描式的语言风格塑造了鲜明的、基础性的文体特征。如下面这一段描绘女主人公同另一位女性初次相遇的场景：

“她在等车，等了有十来分钟，跟其他人一块在等。其他人上车了，又有另外一批人走过来。除了她，还有一个女人，一直站在原地。女人穿着卡其色棉袄，灰色牛仔裤，黑色皮靴。本来她没注意这个女人的，但是后来她发现女人有点面熟，至少见过一两面。肯定不是自己那片单元的，不然她就能准确叫出女人的名字。”

人物间的对话发展到后来甚至直接省略了说话者主体：

“傅秋来住的地方，在郊区，又穷又破，保证你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是吗，比我們住的那小区还破？破得多！你见了他，就跟他说，让他搬回来住，你们俩住一块，多好，一块儿养彬彬。真的吗，你说他会愿意吗？有什么愿不愿意的，自己的孩子，难道还不管了？他见了彬彬肯定会吓一跳。为什么？他肯定会以为是我随便找个孩子骗他来的。他要是敢这么想，这么说，咱俩就把他家房子给烧了。”

通过“有意义”的省略，人物之间急速、短促、快节奏的应答对话模式被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同时人物内心急切、焦灼的心理状态也得以展示。

除此之外，作者通过蒙太奇式的省略和剪辑的手法构造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拼贴，在场景的转化、画面的衔接过渡之处，作者创造出了通过断裂来进行接合、通过空白来制造意义的张力结构，如在下面这一段叙述中：

“起风了。斜的雨滴，以轻盈的姿态钻进伞底。褐色的公路在爬升。另一个方向上，车辆驶过留下的残光散裂成千万缕，褶皱，然后笔直向前逃逸，生成一个多彩的线性世界。一切都在变慢、变快、再变慢、再变快。公交车驶过来，变慢，停止，启动，加速离开。”

蒙太奇的叙事不仅体现在场景的描绘中，还体现在人物心理的转折、跳跃、突奔之处：

“孩子们的年纪从一岁到五岁不等，但彼此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社会，天真的热烈的直率的气泡从心底冒出。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童真会传染。”

作者在此处描写的是女主人公见到孩子们的心理活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结构同人物的意识结构达成了一致。在连续的意识之流中并不存在有规律性的情感的强弱变化、思想的渐次更替，毋宁说意识之流是一种朝向任何方向逃逸的散发和奔涌，故而超越了逻辑因果的规约，而作者正是在叙述的突然中止和起始中达成与意识结构的同构。

然而在这部小说中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在利用大量的省略、空白、断裂、跳跃创造出文本节制凝缩的文体特征的同时又出其不意地加入一段繁复冗长的描写，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文体风格进行戏谑式的解构，例如下面这一段描写：

“从那一瞬间开始。西斯廷圣母。圣母的婚礼。坐着的圣母。卡尔代利诺的圣母。金丝雀圣母。带金莺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福利尼奥的圣母。椅中圣母。阿尔巴圣母。一群圣母和圣子的黏合体。从草坪滚到山上，从山上跳到云端，从云端坠入大海，从海面潜入海沟。”

在这一段描述中，作者虽然同样通过省略句子之间的结构性词汇形成非逻辑化的句法形式，但是他同时通过罗列和堆砌意象制造出过剩、冗余的表述。作者在此以一种游戏和荒诞的态度完成对自我风格的自反性、解构性指涉，形成了文本的复杂多样、歧义多元的面貌。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与审美共存”（索耳：《我所追求的是异质之美与审美共存》）。小说在一种明晰统一的风格追求之中又通过异质性元素的介入去除文本形态的单一化和整饬性，在确立一种风格样貌的同时又突兀地植入另类的描写实现对这一风格完整性的消解，从而整个文本形成了通过局部让整体走向崩解、通过对立让统一朝向分裂的辩证叙事。

作者对于文本风格的塑造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风格上，亦即以最低限度的修饰完成对事物的概括和描述，以跳跃和突兀的蒙太奇手法组接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叙事层面上，通过有意的省略和留白造成叙事的断裂和结构性空白，从而形成了召唤性的接受效果。这突出表现在对人物行为以及心理的描写当中，小说几乎对人物做出的某种行为或者生发的某种心理没做解释性的说明，而仅仅是呈现这种行为和心理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并不试图让读者去理解人物以及小说的情节，它所力图实现的是制造理解的难度同时扩充意义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这样的手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

“两个影子。两个影子在心里凸现。一对恋人在争吵，女人扇了男人一耳光，男人把女人打倒在地上。三个月！杨惠纯喊道。什么？庞小蒙没听清，回过了脸。我说——半年！杨惠纯说。什么半年？”

“杨惠纯看向庞小蒙，她睁大了眼睛，对方也看过来，对方的眼里隐藏着栗色的深渊。杨惠纯非常难过，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杨惠纯趁机把手放在庞小蒙的手上，刚一接触，她们马上收回手去。杨惠纯觉得庞小蒙心里有一点微小的愤怒，因为自己也是。她有些失望。”

在第一段当中，杨惠纯为什么在脑海当中会浮现这种画面，这一画面有什么意义？杨惠纯又为何突然说出“三个月”？又为何改口成“半年”？在第二段当中，杨惠纯为什么会感到“非常难过”？“栗色的深渊”又代表什么？第三段的描写更加具有代表性，杨惠纯把手放在庞小蒙手上暗示着什么？又为何“刚一接触”就又“马上收回手去”？她们对彼此的愤怒和失望又是来自何处？

作者执着于一种“平面化”的写作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单向度”的写作。这种写作将人物的行为以及心理本身作为书写的对象甚至是全部的对象，而不对行为、心理所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让行为和心理本身成为小说的主体，省略行为和心理背后的深层次的动因，将人物在环境中的绵延作为独立自足的陈述客体，有意克制通过潜在——表象、深度——表面这——立体的心理学模式将人物放置于生成—反应的因果机制当中，从而让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在一个单维的平面上自动地发生。这种叙述方式是小说的视角被严格限定在女主人公杨惠纯身上所必然要采取的策略。整篇小说都是杨惠纯的自我言说，是她自己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自动化呈现，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所产生的原因对于她自己而言已经完全被了解而無须再有意识地叙述出来，而只有在面对一个外在的他者之时，这种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原因才需要加以呈现。小说在这个层面上隔绝了自我（女主人公杨惠纯）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小说没有设置一个对其进行倾诉和叙述的他者。这是一个完全自我和封闭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杨惠纯本人在自说自话，这是一种比主观叙述更加自我也更加严格的限制性叙述。而这其实也是作者对于创作和阅读关系的一种思考，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将读者视为潜在的进行文本阅读的主体，视为是文本生产和流通当中的最后一环。换言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拒绝预设一个对文本进行阅读的读者，从而通过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通过稳定明晰的文本意义寻求与读者的共鸣，作者反而在制造理解的难度从而与读者之间形成紧张、冲突甚至对抗的局面。

索耳有另外一篇短篇小说，题目为“杀死观众”，这一题目似乎暗中表达出了索耳对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理解。所谓“杀死观众”当然不是其表面意义所传达出的对观众进行身体层面的清除和消灭，而是喻示着作者以一种同观众相隔绝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不仅意味着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自说自话进行叙述，放弃了与行为和心理相关的解释项的必要呈现，还意味着小说通过意义的崩解拒绝了读者对小说进行单一化、本质性解读的尝试。传统的小说读者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套稳定明晰的解读模式，而在《池鱼屋》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自反式的写作让意义本身在小说中被耗散，使得对小说的文本意义进行建构的意图走向崩解。就这篇小说而言，它既缺乏严格闭合的叙事结构从而将其置于开放和未完成的动态序列中，同时又在形式层面上掏空了统一的风格特征，笔法上的简练、抽象同冗沉、繁复的描写相互解构，由此彻底失去了对小说进行中心化解读和建构的可能性。作者索耳似乎以戏谑的方式完成一场后现代式的游戏，他通过自身的游移、漂浮、变幻、奔突在一个巨大的文本疆域中信马由缰。索耳拒绝被困缚于一个固定的点而是始终在各个方位之间来回扰袭，这同时也是他进行创作之时的文本哲学。

通过索耳的这篇《池鱼屋》，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努力构建自己话语、风格以及意义体系的小说创作者。他在艰难地尝试着用简省、平白、朴素的语言完成解构与建构的浩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小说在形式和内蕴上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也成为索耳带有个人色彩的风格化标识，但与此同时，如何突破这种风格化的作者标识对他的规约，持续地在创作中发展自我，也是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张登峰（1991-），男，湖北黄冈人，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