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意识的现代性诉求

摘  要：本文以铁凝的作品《玫瑰门》作为研究主体，通过分析《玫瑰门》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家庭、自我三个方面的挣扎求生中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表现了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以及对女性自我价值的确立，自我身份的认同所提出的诉求。

关键词：《玫瑰门》;主体意识;女性形象;现代性诉求

作者简介：孙一丹（1997.5-），女，汉族，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5-0-02

一、性别文化身份的本质质询

在《玫瑰门》中铁凝就以汲汲在男性社会中营求地位的司猗纹表达了对这一社会秩序的嘲讽。司猗纹终身都在寻求自己的地位，希求以纯粹女性的身份跻身于历史社会之中。司猗纹的一生与时代大环境紧密相连，她有着惊人的生命力，顽强地想要加入历史进程中，改变自身作为女人的命运。她永远不安于命运，一次又一次卷席入革命中，奋勇搏命，她是个与生俱来的反叛者。即使无法进入时代的历史之中，司猗纹也将自己旺盛的表演欲和过剩的精力投入了响勺胡同中段儿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之中，在一个微小的权利模型中编排出一幕幕滑稽取宠的喜剧，并从中获得隐秘的快感。因着她对自己命运的不可掌控性，她一直在试图干涉别人的命运走向，并对别人改变命运的努力发出嘲讽。

在历史舞台上，有冲进父权社会舞台的激进者，就有企图躲藏在父权社会中的逃离者，因而铁凝创造了姑爸这一人物形象。她企图反叛自己的原始性别以达到欺骗他人欺骗自我的效果，她改变自己的外貌特征，极力地从发型、衣着、行为上模仿男人，但是这些外表的伪装始终填补不了她内心的空虚。传统的文化观念始终以男性的审美塑造女性，将女性放在客体的位置，将自己的观念加诸其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审美模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隐藏于人们的审美观念之中，不仅男性认同它，女性也同样认同，姑爸就是在这种传统观念的认同下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反叛，这注定是失败的，既得不到她所希望的男性世界的认同也无法消解自我欲望。在文中姑爸与猫为伴，他把男猫大黄视为自己的心肝，这是一种畸形的欲望表达，以及母性的转移，同时她喜欢给别人掏耳朵，这种模仿生殖活动的行为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心理满足和权利欲的获得。这都是内心欲望的不到消解的表现。最终姑爸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认同，并最终死于自己最想脱离的女性身份。

二、母性神话的湮灭

《玫瑰门》的一个重要作品内涵便是对女性人生好似无可逃避的角色标签“母亲”的逃避。讴歌母爱的伟大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实则在男权文化中，处于崇高的地位的母亲，只是一个被神圣外衣包裹的牺牲品，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役和异化归根结底来源于对掌控繁衍的欲望，他们为女性塑造了一个极为圣洁的母亲形象，套在了女性意识之上，从而培养出“母性神话”的“集体无意识”。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流入，作家们对女性母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她们认识到女人是由社会所定义的名词，而“母亲”则是被家庭禁锢的称谓。

女人自始是在扮演男人心中的女人，从而获得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在旧社会，女人扮演柔软服从的女人，在新社会，女人扮演自强独立的女人，在同一个太阳之下，女性的遭遇被刻意抹杀和掩埋，文化革新的滞后，使得女性内在进阶的过程被不断拖延。铁凝在对原始母亲状态的迷恋中注入的实际是女性的内省，是在现代文明中彷徨流浪的现代女性的缅怀。走向现代的女性也走向了文明的放逐，解放妇女的文明思潮成为政治正确，社会活动的高涨带来了文化的缺失，缺少一次文化革新的现代女性始终缺少话语的表达权。

眉眉的舅妈宋竹西就自始至终遭遇着一场流浪，宋竹西與庄坦的结合来源于性的和谐，她对大旗和叶龙北的追逐，也是对性的满足，但她的心灵从未找到停靠的地方，她选择了与姑爸截然不同的道路，她通过放纵性来获得对现代性的诉求的完满。而文章的叙述主体眉眉通过对模特身体的直接欣赏与孕育下一代与自我达成了和解，但是她始终没有原谅自己的外婆司漪纹。在文章的最后有一系列暗示，小玮得到了一只德国纯种母狗，狗狗刚一进门便给她做了绝育，眉眉为女儿取名为狗狗，作者通过一系列绝育的意向表达来暗示，通过灭绝的方式来结束循环成为她能想到的唯一途径。文章以“她爱她吗？”结尾，这个结尾表达了女性对循环悲剧的厌弃，女性对生育的厌弃实际是一种象征，是对循环的恐惧，对家庭性别桎梏的挣扎，是对女性本质的确认，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现代性诉求。

三、镜像突围中的内外审视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主义文学写作渗入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内涵，女性开始寻求自建国起被阻隔的文化上的解放和变革，女性主义的文本创作也将“女性解放”放在了首位。铁凝的《玫瑰门》就是以叙事视角的杂糅变化以及弗洛伊德分析学说的深刻见解，鞭辟入里地将女性内在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展现出来，在自审与审他之中，达到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镜城突围中表达对女性自我确认，身份认同匮乏的现代性诉求。

故事采用双重叙事视角，从童年的眉眉眼中窥视着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在时代压迫中，艰难求生的不同女人的故事，而从成年苏眉眼中，则是与自我的不断对话，在一次又一次对内对外的质询中重获新生，获得和解。

故事无疑有着双重主人公，童年与成年的苏眉以及婆婆司猗纹。后者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她是铁凝笔下最为复杂的人物，拥有极为繁复的人生序列和性格合成，她的一生都在不断追寻与确认自己的身份，出演着无法言说的女性悲剧，她登上舞台，试图拓出一块容身之所，却成了舞台上的小丑，仅仅提供了一场引人遗忘的悲喜剧。她是童年眉眉和成年苏眉无法逃脱的人生桎梏，亦是一座镜像围城，与其说苏眉是在与童年的自己对话，不如说她在与司猗纹对话。眉眉对司猗纹的抗拒是对女性自我的抗拒，是想要剥离内心的怪物而不得的彷徨失措。而司猗纹对外孙女眉眉，更多的是塑造，她跟踪掌控眉眉，一直强调“能”与“不能”，眉眉的到来让她觉得“无论如何总要迫使她改变点什么的——虽然她首先要迫使眉眉改变。”司猗纹是想要眉眉成为一面镜子，一面映射她自己的镜子，从这镜中感受到生命的循环，从而获得自我的肯定与满足。

眉眉对女性命运循环的恐惧，来源于婆婆司猗纹的压迫，这种出自同性的压迫，更深层次加剧了苏眉有关成长的恐惧，而司猗纹所代表的正是女性本我的流露，实际上这是苏眉的自我对于扭曲的本我的逃离和恐惧。对司猗纹的塑造和书写，是铁凝在女性“本我”与“自我”之间的一次冒险。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司猗纹，在奔走于父权社会中营求位置的同时，实际上则成了父权社会的某种隐秘的同谋与依存关系。而苏眉则是她这一系列本我展现的见证者，她亲眼目睹了在长久的文化熏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互相倾轧，他们在长久的压迫下忘记了去对抗真正的敌人，转而向一切可接触到的倾泻自己的悲剧。女性生命力的内耗使得苏眉陷入了本我的表达与受到不正确引导所产生的自我的约束的矛盾之中，尽管她在与女性超我的直面之中，取得了与自我的和解，但其实这种对扭曲的本我的恐惧还是时时发作。

四、叙事表达的创造革新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性的规避。在这一时期，爱是崇高的，神圣的，爱情是在罪恶的两性关系中拯救女性的唯一途径。而性是丑恶的，卑劣的，讨论欲望好似是一种亵渎，是不被允许的。“女人在压抑自我中升华出一种高尚、神圣的自我图腾。相对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物化，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人格异化——神圣化。”

而1988年，在《玫瑰门》中，铁凝勇敢地迈出了女性自我欲望觉醒的第一步，首次完成了运用身体叙事的手法探求女性生存之路的尝试，“完成了将女性写作由控诉社会到解构自我的深化”。在中国传统理论中，女性的身体欲望长期受到男权思想的把控和压制，因此“纯洁的爱、精神的爱，为爱牺牲欲望，都是为伟大男性编造的神话，而女人的肉体需要并未成为主体的一种需求”。铁凝将女性欲望的书写作为冲击男性叙事的武器，对性爱的自由书写，也是对男性长期将女性置于附属地位的挑战，将女性从性爱的“物化”和“神圣化”中都解救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女性主义文本受“伤痕”、“反思”文学的影响，多数都在描写文革对人的青春肉体与心灵的伤害。但是这种对社会大环境的激烈控诉反而更加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内在的空虚，虽然通过书写不同的女性形象、女性命运悲剧来反思与警醒读者，但是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女性悲剧命运完全归罪于父权制与男性中心主义传统之下，她们始终还是把个人的悲剧钩缠在社会悲剧之下，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能采用过分“超越”的方式自我欺骗。

而在20世纪80、90年代，女性写作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传入，女性写作经验的丰富，思想理论的成熟都使得女性写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女性写作逐渐由为女性发声的叙事模式转变为对女性质询的叙事模式，《玫瑰门》将女性写作从“不自覺的女性呼唤”拉向了历史舞台，开始独立思考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不再把女性悲剧命运完全归结于社会政治，“将个人的悲剧隶属于社会政治的悲剧”，转而进入文化层面的思考。

《玫瑰门》之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意义在于作者开始自审女性自身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所应承担的责任，即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下女性对自身的贬低和深层次的依附心理。她对女性的批判远较对男性的批判深刻与激烈，她明确女性自身的性格特点在自己的命运悲剧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无力反抗的压迫使得女性困囚于自身的牢笼之中，铁凝在《玫瑰门》中着力展示的就是在与传统女性写作情境不同的直面内在的情境之中不同姿态的女性面对欲望与社会的矛盾时，所释放出的不同光芒，以此来深入探索女性觉醒的荆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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