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归侨叶季龙

林曙朝

山西长治二中退休高级教师、越南归侨叶季龙，祖籍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七星岭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七星岭村仅有四五十户人家，以农为主，人多地少，平民百姓难得温饱，男人们只好离家打工，去越南、泰国等地谋生。叶季龙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因穷而赴越南谋生的华侨。

叶季龙的父亲叶用辉，生于1872年。从小聪慧好学，20岁参加州府科举，考中贡生，受聘于当地“溪北书院”当先生，执教20年。结婚后生一子一女，后因生活所迫放下教鞭离开家乡去越南法资企业丝茧公司当劳工，成为叶家的第三代华侨。

叶用辉人穷志不穷，刚到越南就发誓：“不混出个样子来，不回故乡。”当时到越南谋生的人很多，在法国人统治的地盘上，单靠拼体力很难熬出头。他想要了解和掌握法国人经营的门道，当务之急是学会法文。但对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来说谈何容易，唯一的“诀窍”就是刻苦、勤奋。上班时间工作紧张，老板不让学，叶用辉就找借口到卫生间里查阅、背诵法文课本;下班时间别人去逛马路、喝咖啡，他在家中争分夺秒地学习。叶用辉說：“一天学5个新单词，复习5个旧单词，一年300多天就能掌握1800多个。常用的单词就差不多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叶用辉在短时间内竟完成了初级法语课程，同时学会了越南语。父亲这种刻苦、坚韧的精神，对叶季龙后来的成长影响甚大。

经过几年当劳工的煎熬，叶用辉学会了抽丝技术。他决然辞去法资丝茧公司的工作，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由于经营有方，技术上精益求精，产品质量得到保证，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1931年11月，叶季龙出生于越南中部顺化市的会安，成为叶家的第四代华侨。如今会安已成为越南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并不繁荣的小镇。

叶季龙的母亲叫黄来英，是云南省回族人，8岁时父母双亡，以卖身钱替父母办理丧事，后来被卖给叶用辉。俩人年龄相差28岁，但相亲相爱，配合默契，一起在越南经商生活。

在越南经商获得一定成就的叶用辉并没有“落地生根”的观念，他依然恪守“落叶归根”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携带妻儿回家乡定居。他说：“祖宗的根子在海南，我老了还是要在海南叶落归根嘛。”按海南人的传统习俗，祖先的牌位传给老大，叶用辉排行老大，就有供奉祖先牌位的责任。于是，叶季龙在幼年时，就由父母带回家乡定居，成为归国华侨。

比起其他归国华侨，叶季龙的经历似乎更加曲折，甚至颇有传奇色彩。

遭美机误炸

抗日战争期间，继东北沦陷之后，又有东南沿海大片国土被踩在日军的铁蹄之下。叶季龙一家在海南无法生活，父亲携家人乘船离开海南岛，躲过日军巡逻艇，经过数天海上漂泊，历尽艰险到达广州湾。当时这里属法国殖民地，日本人尚不敢染指。难民村附近有一所华侨难民小学，叶季龙就在这里念书。父亲则和姐夫黄德良合伙做货栈生意，勉强维持生活。

一天，难民小学的师生正在上课，突然空中飞来几架飞机，对准学校办公大楼和教室猛烈扫射。学生冲出教室向山坡下逃命。又有两架飞机一前一后向着逃命的学生俯冲扫射。跑在叶季龙前面的一个同学中弹倒下，鲜血和肠子从腹部流出。老师大喊：“卧倒！”叶季龙立马滚进一个低洼小坑，紧缩成一团。

飞机飞走后，有人在石头边拾起一个灼热烫手的子弹头，足有五寸长，可见飞机用的是重型机枪。大家都被突如其来的屠杀场面惊呆了，没有人哭泣，只是十分疑惑纳闷：是哪个国家的飞机扫射学校，屠杀教师学生呢？有个同学说：“好像机身上有五角星标志，可能是美国飞机。”后来传来消息，证实是美国飞机误炸。

叶季龙讲述自己的经历

半个小时后，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除留下部分人员护校外，全体师生回家避难。当天下午学校租来几十辆汽车，把师生送回家去。同学们见到亲人，压抑在胸口的悲愤感情突然迸发出来，相互拥抱抽泣落泪。

在战乱中颠沛流离

真是祸不单行。1943年，叶季龙的父亲患上了中毒性痢疾，在医院抢救20多天无效去世;姐夫又被土匪绑架勒索赎金。叶季龙一家在广州湾难以生活了，于是在母亲的带领下，于1944年春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当时叶季龙的二哥叶能树在大西南昆明。母亲和他们几兄弟就启程奔往昆明寻找叶能树。有时步行，有时乘船，每天行程100里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广西柳州。日军飞机前堵后截，轮番扫射轰炸，平民死伤无数。行船时沿江江面常有浮尸漂流而下，惨不忍睹。途中还遭遇一波又一波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军的残兵败将，像潮水般涌向西南大后方。脚夫和船主乘机提高运价，难民叫苦不迭。

在柳州市，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山顶上挂起两颗红色警报球，难民们争先恐后地往防空洞里钻。空袭不定时来临，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叶季龙一家在柳州等了一个多月，二哥叶能树从昆明赶来柳州和家人相会。二哥说，他在云南蒙自碧色寨火车站当站长，每月工资还不够自己生活，没有能力供养两个弟弟读书，劝说大家返回广州湾。于是，1944年冬，母亲带领全家折回广州湾。坚强的母亲毅然把全家人的生活和子女教育的重担放在了自己柔弱的肩膀上。

叶季龙读书了，在当地大富豪出资兴办的益智中学上学。然而，校园空气凝固沉闷，没有灿烂的阳光，没有嘹亮的歌声，老师上完课后就回家，同学之间也很少有交往。

不久，叶季龙发现一个秘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十来个同学偷偷在小卖部仓库的小角落里聚会，谈论日军在各自家乡的暴行，以及如何巧妙和日军周旋斗争的故事。对日军深恶痛绝的叶季龙，自然与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一个同学介绍他们村报复日军抢粮的“妙招”：村里的大人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捉来许多老鼠，集中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拿到日军兵营厨房后的下水道里放生，让老鼠沿着下水道进入厨房和仓库去吃日军抢来的粮食。大家听了这些故事，觉得过瘾解恨，同时也觉得全国老百姓只要想办法和日军斗，总有一天会把他们撵出中国。有一次，几个小孩子在河里捞鱼，见十来个日军即将从木桥上经过。于是，一个大孩子心生一计：把木桥下的一根吃力的支柱推倒，单个村民在桥上行走安然无事，但是日军一队十几个人一上桥，人多压力重，失去支柱的桥板突然塌陷，日军顿时一起跌入水中。“小孩子智斗日军”的故事迅速传播开，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后来，叶季龙又参加年龄大些的同学在校外的一间破庙里的秘密抗日聚会，跟大家小声唱《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听游击队派来的人员讲话，参与抗议当局镇压抗日进步学生的学潮。

先后就读多所高校

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由于种种机缘，叶季龙自高中毕业以后，曾先后就读过4所高校。

1946年，叶季龙返回海南，就读于琼海中学高中。1948年，他考入海南大学。在海南期间，此时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认定国民党反动腐败，经济上崩溃，军事上兵败如山倒，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有志年轻人纷纷走出黑暗，谋求新生，而要求得新生，就必须到北方去。有一次图书馆何馆长悄悄对叶季龙说：“1946年，毛泽东到重庆时发表了一首诗词《沁园春·雪》，震撼朝野上下，蒋介石的‘智囊团中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比试高低。”何馆长赞扬说：“毛泽东文武双全，真是伟人也！必然领导人民夺取天下。”当时海南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下，没有人敢说共产党一句好话，更不必说赞扬毛泽东了，而何馆长竟敢逐字逐句教叶季龙理解《沁园春·雪》的内容，叶季龙心中颇为震撼，心灵得到陶冶。

叶季龙周围的同学表面上依然很平静，实际上内心都是在思索自己的去向：亲蒋的，留心着去台湾的信息;有钱的，盘算着到国外留学的费用;向往光明拥护共产党的，悄悄计划着去北京的路线和时机。叶季龙属于第三种人。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全，彼此都没有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

越南会安

当时奔赴北京最保险的渠道，是先逃到香港，再寻找机会由香港去往北京。于是，陆陆续续有一大批青年人在海南岛“失踪”而在香港出现了，当中就包括叶季龙在内。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追求光明的革命洪流。

在港滞留期间，他一时半会找不到去北京的机会，于是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并在课余时间学习英文打字和汽车驾驶，放学后到健身室锻炼身体。他整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为日后上学和工作做好准备，同时，筹措北上的旅途盘缠及生活费用。接着，又于1950年报考山东齐鲁大学，作为赴京的过渡。

1951年暑假，叶季龙如愿以偿来到北京，并考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北京，他見到许多来自海南岛的热血青年，粗略估计竟有一百三四十人之多。这样，叶季龙先后就读过4所高校，有幸受过几十位教授的教诲。

参加“土改”被敌人列入暗杀对象

1951年7月，北大校方决定法学院学生与北京其他几所院校的学生，联合组成工作队，南下广西，下乡参加“土改”。对于没有赶上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这一代热血青年来说，都认为这是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是“千载难逢、永不再现”的良机，于是大都踊跃报名参加“土改”。

叶季龙有幸成为“土改”工作队的一员。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广西某些地方敌特和土匪活动还相当猖獗，因而工作队还允许持枪。

1952年1月18日，叶季龙完成下陶乡“土改”扫尾工作后，正在大埔镇休整。同一个工作组的北大女同学余文渊找到他们，以悲痛欲绝的声调告诉大家一个噩耗：“晏铸、程明洳、张昆刚3个战友被韦家弭谋杀了！”晏铸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程明洳、张昆刚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在工作中大家感情密切，亲如兄弟。得知3个战友不幸遇害，叶季龙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大家都疑惑不解：同为工作队员的韦家弭，为什么要杀死和他素无恩怨的3位工作队员呢？

公安局将此案侦破以后，给出了答案：原来，韦家弭本来就是一个仇恨共产党仇恨新政权的不法之徒。他的叔叔韦铁担任过国民党的镇长，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镇压。韦家弭从小由韦铁抚养，是韦铁的养子，被灌输了许多反动思想。韦铁被镇压前指示他要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土改”工作，他言听计从。韦家弭初中毕业后，即伪装成积极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一直伺机作案。参加“土改”工作队后，便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公安局还查清：韦家弭在这次行凶之前已做了充分准备。他列出一份必杀名单，共有5人，第一名就是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的叶季龙。他所持手枪有6颗子弹，阴谋杀死前边5个人之后，留下最后一颗饮弹自尽。因为“土改”面临结束，队员工作临时有些变动，结果工作队的3个队员——晏铸、程明洳、张昆刚在集训时被韦家弭开枪杀害。

案情大白以后，人们庆幸“不幸中有两件幸事”。第一件是韦家弭先后向队员吴塘开了两枪，均为臭弹，吴塘免遭毒手。看到韦家弭丧心病狂杀红了眼，吴塘立即赤手空拳猛扑上去与之搏斗，终于在战友的援助下把凶手擒获。第二件是韦家弭进村不久就把头号谋杀目标对准了叶季龙，队部本来安排晏铸留下完成“土改”扫尾工作，临出发前又临时更改让叶季龙留下完成扫尾工作，结果晏铸领队来大埔集训遭此不测，叶季龙侥幸捡了一条命。

叶季龙说：这事已过去60多年了，3位遇难战友的亲切音容，与杀人凶手搏斗的战友英姿至今仍历历在目，宛如昨天。

参与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

叶季龙自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曾参与遣送山西4万日本侨民回国的工作。1953年5月，他调至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从事对河本大作等日本战犯罪行的侦讯工作。

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兵库县人。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从军以后，一贯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国。1926年至1929年，他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1927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武滕信义的随员列席会议，提出“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主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河本大作还勾结伪山西省公署日本顾问辅导官城野宏、山西派遣军第一军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连战败的日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日本”而“残留”下来。1947年夏，“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2600多名“残留”日军有500余人战死，700余人被俘，其余的投降。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最终难逃与阎锡山政权一起覆灭的命运。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直在太原关押。

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以后，检察机关就将河本大作作为侦查、起诉的重点对象。河本大作是所谓的“中国通”，侵略经历长，资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他还爱耍小聪明，放“烟幕弹”，反侦讯经验多，使得侦讯方对他过去的高层次的幕后阴谋策划活动取证非常艰难。

于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和初出茅庐的中国大学生叶季龙展开了一场场较量。叶季龙不敢掉以轻心，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与分析案情，做出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审判评议会议上做好笔记，特别注意重点审判员、庭长的意见和总结发言，随后和自己事先的判断相比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虚心请教。另外注意总结学习心得，一月做一次大的总结。这样，很快缩短了和老同志业务上的差距。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有关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总体上对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侦讯河本大作案犯的总体计划。领导批准了他提出的侦讯计划。

侦讯开始时，河本大作低垂着头，但时时都在窥视对方，寻找挣扎、逃脱的机会。他看到叶季龙是一个年轻人，以为他阅历浅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华罪行时，竟然大放厥词：“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军阀蹂躏了。”“日本在大陆的经营全被搞垮了。”

面对他的这一套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关系的强盗逻辑言论，叶季龙当场严正指出：“你不要站在当年侵略中国的立场上说话，这里不是你在‘东方会议上陈述侵略主张的场所！如今你必须认清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你必须从侵略失败中醒悟过来，要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反省与忏悔，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侦讯交锋中，我方先给河本大作定位为“失败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气。

在后来的侦讯交锋中，河本大作供认：他从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对中国采取主动攻击的侵略政策。他主张的具体策略是：趁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进而控制“满洲”。河本大作对形势的估计与策略获得关东军司令武滕信义的认可与支持，武滕信义根据河本大作拟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在“东方会议”上作了发言。“东方会议”按这个思路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武装侵占的基本方针。河本大作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详细的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后来因为天皇敕命迟迟未下达，只好放弃原计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本大作又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当问到为什么要把矛头直指张作霖、非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时，河本大作说：“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后来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叶季龙当面加以驳斥：“这绝不是朋友间的‘忘恩负义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你们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屡次逼迫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你们苛刻无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绝。这才是你们杀害他的主要原因。张作霖是中国人，他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气节。他曾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父母祖宗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你们的侵略要求，你们就可以在他的国家的领土上，在他的家门口将他炸死吗？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样做符合国际法的哪一条？”

关于“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谋划与实施的，河本大作开始时交代得较肤浅。后来侦讯人员通过管教人员和日籍战犯城野宏等的接触、交谈，获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嘘的全部内容，又经过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侦讯过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对由他主谋并亲自实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代。

当审问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机场最后一班飞机起飞，河本大作为什么不逃跑的原因时，他开始时极力狡辩，最后只好承认：没有逃离山西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被美军关入牢房”。

经过一次次的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绪越来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国在山西犯下的种种罪行。他说：“通过学习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过头，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我們军国主义分子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获得了短暂的军事胜利。但在枪口下生活的中国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赶到共产党那边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我曾为之欢呼，后来才知道它产生了帮助敌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国人民，推动了美国参战，使日本变成众矢之的。武力征服的结果是引来毁灭性的武力报复。”“事情做过头了，后果适得其反，这是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取得的教训。”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行后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圣战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未及接受公开审判就因年迈体弱病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在同河本大作一次次的较量中，叶季龙手持正义之剑，始终抱着必胜的信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斗勇斗智，坚韧不拔，终于制服了穷凶极恶的战犯。他深感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特别是一名司法干部的自豪。

開发“可再生能源”荣获表彰

1956年，叶季龙偕妻子自愿离开省城，双双来到长治工作。叶季龙先到长治师范学校工作，后调到长治二中任教。妻子申怡分配到长治市妇幼保健院（后改建为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当地民风民俗淳朴忠厚，在马路上学生碰见老师都立正鞠躬。群众得知他俩都是从“大单位来的有本事的人”，态度相当尊重和欢迎。

1958年冬，叶季龙带领学生参加沁县水库拦河坝的建设。工地上有党、政、军、工、农、学各行各业的上万名建设大军，人山人海，气势磅礴，感人肺腑。大年初一依然坚持开工。生产大队招待大家吃一顿年饭，是正宗的“沁州黄”小米稠饭，香喷喷的。每人都吃3大碗。其情其境，令他久久难忘。

在那号召“攀登科学高峰”热火朝天的日子里，叶季龙率先带领学生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研究与钻研，终于研制成功几件综合利用太阳能、综合利用沼气的产品，并向领导和群众进行现场演示。当时，中共晋东南地委文教部部长苏寒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光能做饭、能发电，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前来实地参观考察。叶季龙亲自演示。第一件是用太阳能热水器煮鸡蛋。他在铝合金锅里放入1斤水、10个鸡蛋，然后用太阳能热水器进行加热，并请苏部长看表计时。5分钟后锅里发出响声，8分钟后水就开了，不一会儿就将鸡蛋煮熟了。第二件是利用太阳能发电。他安装好高低温差发电器，立刻产生直流电输入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苏寒部长高兴地说：“这太阳光还能用来煮食品，还能发电，真神了！”

苏寒部长又问：“再去看看你利用沼气能干些啥？”叶季龙欣然答应。他用沼气分别做了烧水、点灯、切割三个项目的演示。苏寒部长非常高兴，频频点头称赞道：“沼气也变成宝了。这些本领在农村可派上大用场了。”

经过学校和上级各有关单位的审核、报道，叶季龙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1958年7月28日，叶季龙出席山西省第一届科学工作者、技术革新者代表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获省政府授予的奖旗一面。个人先进事迹则以“叶季龙闹科学”为题，登载于1958年8月3日《山西日报》第3版。后来，叶季龙带领学生研制的产品，其中一部分作品送北京展出，获全国科技革新三等奖。

在20世纪50年代，叶季龙带领学生研究开发“可再生能源”，可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有发展前途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叶季龙科技创新重视不够，没有推广普及开。

改革开放以后，叶家所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后来都得以纠正，彻底还给老归侨一个公道。1980年，叶季龙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大风大浪、出生入死的磨炼和考验，已使他变得更加豁达、宏放。他说：“恩怨随风去，和谐创未来。作为一个老归侨，能够和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奋斗拼搏，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出一份力，尽一份责，深感幸运和光荣。”

退休以后，叶季龙有时候居山西长治，有时候居海南老家。如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生活过得幸福美满。他依然保持着多年养成的习惯，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新闻。他记忆力很强，颇善为文，下笔流畅，文采飞扬。前几年，山西省侨联出书，约他写一篇回忆录。他挥笔撰写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恩怨随风去，和谐创未来”，洋洋洒洒五六万字。他说：“我的经历，也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