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三平河东之乱

2020-03-24 11:43张勇耀

文史月刊 2020年11期

张勇耀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其父李吉甫曾官至宰相，所撰《元和郡县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地理总志，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李德裕又是唐代中晚期“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领袖，当时不少诗人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杜牧等的人生命运、诗文创作皆受党争的影响。李德裕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一度入朝为相，封卫国公。在任期间做过不少吏治改革，被后世评价为“唐中世第一人物”（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李德裕与今山西的关系，基本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于唐宪宗元和年间任太原掌书记，亦称河东节度使掌书记;二是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在相位上，解除了回纥对于大同、朔州、太原等地的侵扰，平定了泽潞军节度使刘稹，以及河东都将杨弁于太原的叛乱。用兵五年，其间筹谋决策，选用将帅，征调兵力，起草诏令，指挥调度，全都由李德裕独自决断。山西祀为名宦。

出任太原掌书记

海南五公祠李德裕塑像

李德裕任太原掌书记的时间，雍正《山西通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卷七十四“职官二”：“李德裕，大中十一年太原掌书记。”一种是卷八十三“名宦一”：“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吉甫子。元和十一年张弘靖（张嘉贞之孙，封高平县侯）镇太原，辟掌书记。”这也是《新唐书》《旧唐书》的说法。但据傅璇琮《李德裕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元和十二年（817年）较为确切。

李德裕任太原掌书记期间事，记载较详的是傅璇琮的《年谱》。年谱记其在任上，曾代张弘靖写有多篇文章，如《代高平公进书画状》《进玄宗马射图状》。据唐彦弘《历代名画记》：“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奉承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不能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李德裕的两篇代状见于《李卫公别集》卷五，除了说明画之珍贵，还得对皇帝搜集珍玩、保存祖宗旧迹的雅兴表示恭维，措词极为恰切。

李德裕曾隨张弘靖出游。张弘靖于山亭间作诗，写有《山亭书怀》：“丛石依古城，悬泉洒清池。高低袤丈内，衡霍相蔽亏。归田竟何因，为郡岂所宜。谁能辨人野，寄适聊在斯。”表达的是望晋地自然山川，所产生的对于“隐”与“仕”的思考，有聊仕以代隐的闲适情怀。李德裕写有《奉和山亭书怀》（《全唐诗》卷四七五载诗题作《奉和太原张尚书山亭书怀》）：“岩石在朱户，风泉当翠楼。始知岘亭赏，难与清晖留。余景淡将夕，凝岚轻欲收。东山有归志，方接赤松游。”归隐之志似更甚于张弘靖。然毕竟官身不由己，“出世”与“入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命题，很多时候仅限于在诗歌中抒发一下而已。

李德裕代武宗起草的《讨刘稹制》

李德裕《赐潞州军人敕书意》

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温庭筠（约812—866）七八岁的时候曾于太原谒见李德裕。温庭筠是祁县人，唐初宰相温彦博的后人。温庭筠后来有一首诗写到了这次谒见：“嵇绍垂髫日，山涛筮仕年。琴樽陈座上，纨绮拜床前。”（《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注者曰：“是数年中，德裕在太原，时年三十余。而飞卿籍隶太原，又为名公之后。温、李二族，定属通家。髫龄拜谒，或系记在太原之事。二人年龄相悬且三十岁，则嵇绍、山涛之谓，自甚切合。”（顾肇仓《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

有两则传说与李德裕任职太原掌书记期间相关。一则记在《太平广记》，说德裕早年得遇异人相面：“李卫公为并州从事，有王山人者请谒，自称善按冥公。备几案、纸笔、香水，与山人偕坐，以俟顷之，纸上书八字甚大，曰：‘位极人臣，年六十四。”此故事最早见于唐人李濬笔记小说《摭异记》：“及会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傅璇琮在《年谱》中认为：“按此荒诞迷信，不足为据。且德裕卒时年六十三，此云六十四，即得之传闻之讹，于此也可证其谬误。”另一则记在《通志·艺术》：“管涔隐者，隐于管涔山。李德裕掌记北门，隐者谓之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须值冲主。德裕闻之，愕然变色。隐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问何为，对曰：‘君有宿缘。其年秋登朝，至明年穆宗缵绪，召入禁苑。”既是传闻，则列此姑供一笑而已，皆不必当真。

李德裕于元和十四年五月（819年）随张弘靖入朝，拜监察御史，结束了在太原的任职生涯。但此番任职晋地，却使李德裕对晋地有了诸多的了解，也有了深厚的感情。这也为二十几年后他在宰相任上驾轻就熟处置晋地事件奠定了重要基础。

平定回纥边境之乱

李德裕后来又历多官，并成为“牛李党争”的核心人物，命运也几多沉浮，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浙西观察使、兵部侍郎、郑滑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淮南节度使等职。唐武宗继位，李德裕被召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进位司空。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回纥嗢没斯（后赐名李思忠）部内附唐朝，第二年，回纥乌介可汗要求唐朝执送嗢没斯，并索要粮食、牛羊，被拒绝后又提出借取天德城，并以唐朝的和亲公主相要挟。朝廷不许，乌介可汗便率军越过杷头峰（今内蒙古包头附近），“以略朔川，转战云州（今大同）”。李德裕详细分析了回纥的情况，建议唐武宗出兵征讨。唐武宗遂征调许州、蔡州、汴州、滑州等六镇兵马，任命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南面招讨使，并命三将在太原会师。刘沔，徐州彭城人。《通志·名宦》记其“会昌二年回纥掠太原，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进屯雁门关。虏寇云州，沔击之，斩七裨将，以还太和公主。寇残众走，诏沔追北。军还，次代州。归义军降虏三千，使隶食诸道，不受诏，据滹沱河叛，刘沔悉擒诛之。泽潞节度使刘稹拒命，诏刘沔南讨，屯榆社，以追幽州兵”。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中有李德裕关于此次战役向唐武宗上的多篇奏疏。如《请密诏塞上事宜状》，是李德裕得太原奏报，说有一支回纥军劫掠并杀戮百姓，认为这股军队并非可汗所派，“请密诏刘沔与仲武，计会先经略，此贼如可以讨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又如《请于太原添兵备状》，李德裕认为回纥此前曾来，太原不可无备，而“太原兵额虽存，皆被军将放却散诸处，缓急点集至难。臣等商量请发陈许步军三千人，郑滑步军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边有警，则大同军正当贼路，足应事机;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岚石（石州，今吕梁市离石区）路过河，至亦近便。况两道人心忠义，征发不难”。由此也可见李德裕对晋地兵备情况的熟悉。又有《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共有八条，详细列出太原、大同等处兵备的设置情况，其中也有对回纥兵能招抚则招抚的原则：“回鹘既乏粮食，又累年劳苦，人心易动，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许以优赏。如有降人，旋给粮食。”可谓心思缜密。又有《论振武以北事宜状》，其中有对大同边境问题的条陈：“回鹘犹在云州，颇扰边境。据二州踪迹，必无深远之谋。所虑边上奸人走投回鹘，为其设计，今在云朔等州断天德、振武驿路，切须有备，防患未萌。”李德裕担心的是边境内外勾结为患，一旦在今内蒙古境内的天德军、振武军驿路被切断，后果不可想象，须有备无患。

《驱逐回鹘事宜状》则说，当时太原三道各严兵守备，刘沔遣使告谕，说要待至来春回纥人马羸困之时再行驱逐，对此李德裕提出，当时幽州兵马也在屯集待命，“入太原界后即须供出界粮，未有用处，日费殊广，恐度支物力供馈不办。若虑冰合后回鹘更有驰突事，当及早驱逐，即须速为计”;况且“太原步兵钝弱，素为河朔所轻”，太原守备奏请“须于河朔侧近别征兵满取万人方可济事”，如此更须“令一两月内便见成功，如此即免费资财，得早安边境”。并附几条具体用兵之法。

李德裕不但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的周密方案，而且推荐猛将石雄为晋、绛行营诸军副使。唐武宗将李德裕的奇计告诉了刘沔，刘沔命石雄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在夜晚利用地道奇袭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身受重伤，仓皇而逃，刘沔也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纥军。《通志·名宦》之朔平府“石雄”条：“雄受命，即勒兵越乌岭，破贼五壁，斩获千计，贼大震。武宗喜曰：‘今将帅义而勇，罕雄比者。”

由于李德裕用人得当，指挥有方，大破回纥军，安定了边防，救回了被乌介可汗挟持的和亲公主，李德裕也因此进位司徒。

平定刘稹泽潞叛乱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驻于潞州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侄刘稹要求袭任节度使。刘稹提出这个要求不是没有依据，他参照的是河朔三镇的情况。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范阳节度使（又称幽州节度使、卢龙军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的合称。唐德宗年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其侄田悦袭任;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死，朱希彩、朱泚、朱滔相继袭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任节度使，唐德宗不允，结果还引发了一场战乱。其后李抱真、马燧等人征讨魏博、范阳、成德等处，唐德宗又下罪己诏，战乱才算结束，但其后河朔三镇节度使袭任就成了朝廷与三镇之间的一种默契，近百年来一直沿袭。

对于刘稹的这个要求，李德裕认为不妥，他认为“泽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术大臣守之”，而“李抱真始建昭义军，最有功，德宗尚不许其子继”，直到唐敬宗时，泽潞节度使刘悟死，敬宗因荒怠于政，所以让刘悟之子刘从谏继任节度使。刘从谏任节度使时已怀不轨之心，“太和时，擅兵长子，阴连训、注（当时宰相李训、宦官郑注），外托效忠，请除君侧”（《新唐书·李德裕传》），刘从谏“自谓雄豪，及寝疾弥留，罔思臣节，又令纪纲旧校，诱动军情，树置童，再图兵柄”（李德裕《论昭义三军请刘稹勾当军务状》），若让刘稹继任，泽潞必不宁静，所以，“舍而不讨，无以示四方”。

唐武宗对此有些担心，问如果征讨，是否有胜算。李德裕说，河朔三镇是刘稹所依之唇齿，可晓谕三镇，“三镇世嗣，列圣许之”，而泽潞不可与三镇同。如今朝廷将出兵征讨，请三镇各自出兵。讨伐刘稹之议初起，朝廷其他宰相纷纷反对，有人认为既然刘从谏袭自刘悟，刘稹袭任也无不可。有人认为刘悟功高，应当存其后嗣。李德裕上《论昭义三军请刘稹勾当军务状》，打消武宗疑虑，指出武宗的顾虑，还在于一是“陛下以泽潞玄宗历试旧地，有上党故风，风俗和平，人心忠义”，二是刘悟功高，“刘悟以师道之逆，亲自枭夷，诚合示一军大顺之源，置子孙于无过之地”。然如今“继师道覆车之轨，袭怙乱之风，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必得讨伐，否则朝廷永无宁日。

唐武宗听取了李德裕的建议，下达了征讨刘稹的命令，令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诏到之后，速抵邢州，但得缀力精兵不合并力西向……齐心攻讨，破此残寇，决在今秋”（李德裕起草，以武宗名义所下发《赐王元逵何弘敬诏意》）。诏到，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果然奉诏出兵。李德裕又令忠武军节度使王宰率陈州、许州精兵，讨伐昭义节度使所管辖的磁州（今河北邯郸）军队。《新唐书·何弘敬传》：“帝討刘稹，加（弘敬）东面招讨使。弘敬倚稹相唇齿，无深入意……及王宰逾乾河攻泽州，天子虑稹起山东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诏。王元逵克邢州，攻上党，弘敬不得已，乃出师。未几，宰统陈、许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惧，乃进战。”《通志·山川》之凤台县（今晋城）：“乾河，在县东南八里，白水至此伏流。唐李德裕请令陈、许兵过乾河立寨，即此。”

在遥控指挥讨伐刘稹的战役中，李德裕主要有以下五方面成功的战略部署：

一是令只攻州郡，不取县邑。原因是以往诸道出兵，往往以此作为向朝廷申请度支的理由，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度支经费，“多迁延以困国力。或与贼约，令懈守备，得一县一屯以报天子，故师无大功”。而只取州郡，也可使其速胜。武宗许之。

二是换将。当时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行动迟缓，并请求朝廷增援，李德裕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之意，并建议由石雄取代李彦佐。

三是明奖惩。王元逵进击尧山，击败叛军援兵，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王元逵同平章事，以激励众将。

四是招降将。昭义大将李丕投降官军，很多人都认为李丕是在诈降。李德裕认为，用兵已有半年，一直无人来降。现在李丕来降，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给予优厚的赏赐，以鼓励再来投降的将士，只要不把他安排到重要的地方即可。李丕归降后，先授忻州刺史，后授汾州、晋州刺史。《通志·名宦》之忻州：“李丕与刘从谏善，署昭义大将。及刘稹阻命，军中疾其才，丕惧，乞为游奕。深入，遂自归。武宗召见，擢忻州刺史……迁汾、晋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卒。”

五是听良策。李德裕听取降将高文端的建议，筑夹城围困潞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并招降洺州守将王钊。《通志·山川》之凤台县（今晋城）：“昭义腹心将高文端降，言泽州兵大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大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则四集救之。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李德裕奏请，诏示王宰。”《通志·关隘》之沁水县“固镇”条：“固镇，西三十里。唐泽潞高文端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南约一里许。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东十五里则沁城。李德裕奏请诏示王逢。”信任并听取降将意见，也使这一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山西翼城县有王逢寨，《通志·古迹》之翼城县：“王逢寨，县东南隅，唐会昌四年，刘稹叛，李德裕议遣王逢屯翼城。”

八月，唐军先后收复邢州、磁州。王宰攻取潞州附近的陵川（今陵川县），并由陵川攻取泽州，刘稹部内乱，昭义军将领郭谊、王协遂杀死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泽潞叛乱平。《通志·关隘》之陵川县“永和隘”条，记载了李德裕指挥的这次战役中王宰攻取陵川最终引起刘稹部内乱的经过：

唐讨刘稹，诏忠武节度使王宰以兵出魏博趋磁州，何弘敬即引军济漳水。宰相李德裕言：“河阳兵寡，以忠武为援，既以捍洛，则并制魏博。”遂诏宰以兵五千推锋，兼绕河阳行营，进取天井关贼党离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势不遂取泽州，以其子晏实守磁为顾望计，诏切责，宰惧，急攻陵川，破贼石防关，进攻泽州，其将郭谊杀稹降。按，此石防即永和隘也。

由此也可见李德裕对战事中细节甚至战将心理的了解，以及其战事决策的准确有效。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有关于此战役的奏疏、论状多篇。除《授王元逵平章事制》《授石雄晋绛行营节度使制》《赐王宰诏意》《赐李石诏意》等奉旨而写的授官、下达指令的公文外，还有向唐武宗所写的讨论用兵情况的多项内容。如《论刘稹状》，分析了进军泽潞后的各种情况，先令师出奇兵，“掩其无备。兼许三军，倘立殊勋，必比诸军倍加赏赐”;若刘稹已出潞府，可捉拿并缚其全家及其重要部将;若刘稹自来投降，可令送回，只是不得再授官职。还建议密谕石雄建立奇功：“奉官至晋、绛行营，密谕石雄，若王宰已纳刘稹，即石雄无功，可纪累经大阵，自当矢石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

《讨刘稹制（奉宣撰）》则先历数各藩镇以前诸多不轨之事，表明朝廷既往不咎：“尔等既有义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甄酬。”又令诸将在讨伐中勿伤民命：“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丘墓，擒执百姓以为俘囚，桑麻田苖皆许本户为主，罪止元恶，务安生灵。”

郭谊、王协杀死刘稹后，李德裕有《赐潞州军人敕书意》，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军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才是罪魁祸首：“刘稹乳臭童，未有所识，皆是郭谊、王協幸其昏弱，矫托军情，妄献表章，欲求继袭，志在肆行祸福。自擅兵权，称感从谏之恩，誓同生死。及见山东三郡皆已归降，事迫势穷，归恶刘稹，令其一门受戮，便欲自取宠荣，不义不忠，古无其比。”不诛不足以惩戒警示他镇，武宗赞同，“因诏石雄入潞，尽取谊等及尝为稹用者，悉诛之”（《新唐书·李德裕传》）。李德裕还嘱咐石雄等人不得侵扰军民，“已诏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扰军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军法，各宜勉思。”（《会昌一品集·赐潞州军人敕书意》）

李德裕另写有《代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请赐泽潞四面节度使状》《论石雄请添兵状》《请诸道进军状》《潞州事宜状》《论昭义军事宜状》等（俱见《会昌一品集》），皆其关于泽潞晓谕各军、处置军情、对上对下的文案。皆可看出其对战略情况的了然，对战事宏观、微观上的把握。

而不得不说，武宗对李德裕的倚重信任，是李德裕此次成功指挥平定泽潞叛乱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无此，一切都没有可能。这也是唐代中后期历史上的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泽潞之乱平定后，李德裕因功兼任太尉，进封卫国公，食邑三千户。

平定太原杨弁之乱

会昌三年，正在几路兵马会合泽潞，讨伐刘稹的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候，太原又发生了兵变。

当时河东节度使是李石。李石，陇西人，《通志·名宦》记其“太和五年令狐楚请为太原节度副使，会昌三年加检校司空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据《新唐书·李石传》，朝廷诏令太原出兵助屯于榆社的王逢军伐泽潞刘稹，“（李）石起横水戍千五百人，令别将杨弁领之”。按旧例，将士出征，每人赏绢二匹，作为置装资费，但河东库藏困乏，李石以私绢增给，每人仅得一匹。士卒本来就心怀不满，李石又屡次派人催促上路，“弁乘隙激众以乱，还兵逐石出之”。杨弁趁机激怒众人叛，又带兵还于太原，驱逐李石，而自奉为节度留后，欲结刘稹为叛。横水，今山西沁源县洪水镇。《通志·关隘》：“洪水镇，东七十里（旧名横水，土音讹为洪水），唐讨刘稹于昭义军防，横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帅李石，奉裨将杨弁主留后事，即此地也。”

刘稹未平，太原又乱，“朝廷益为忧”。当时朝议哗然，有人认为潞州、并州两地皆应罢兵，忠武节度使王宰亦请求招降刘稹。唐德宗派宦官马元贯到太原了解情况，“弁厚贿中人，帐饮三日”，马元贯回京后禀报说，杨弁军队实力强大，明光带甲者陈兵十五里。李德裕对此表示怀疑，责问说：“李石以太原无兵，故调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乱，渠能列卒如此多邪？”明显不符合事实。马元贯又说：“晋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李德裕再次驳斥：“募士当以财，李石以人欠一缣，故兵乱，石无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铠一戟，举送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乎？”杨弁既无兵力又无财力，就算想招兵也不可能。何况太原的铠甲兵器皆朝廷所发，有数量可查，哪里来的十五里铠甲明光？经此一问，“使者语塞”。李德裕第一不畏中官，第二明辨智问，打破了这个内外勾结的谎言。李德裕当即上奏：“弁贱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请舍稹而诛弁。”宁不伐刘稹，也要讨伐杨弁。

李德裕《论刘稹状》后有《附太原状》，可见李德裕对太原之事的处理意见。他认为：“太原只是贫虚犒赏不足，从前人心忠顺，况一千五百人，岂足为事？必不可姑息宽纵。况兵事未罢，深虑所在动心。望赐李石诏，且令身赴行营，于侧近征兵讨乱。兼遣义忠却赴太原，许罪其首恶，其余一切不问，若兵力可及，便须剪戮。”

于是朝廷令王逢率榆社军，诏王元逵趋土门（今河北石家庄西），二军会于太原。朝廷一发兵，事情立即有了进展，“河东监军吕义忠闻，即日召榆社卒入斩弁，献首京师”（《新唐书·李德裕传》）。《通志·武事》榆社县详记其事：

河东行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杨弁将之诣逢。四年正月，杨弁作乱，石奔汾州。会昌四年正月辛卯，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骑，宣武、兖海兵二千讨杨弁，又诏王元逵以步骑五千自土门入，应接逢军。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易定、汴、兖兵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擒杨弁，尽诛乱卒。

戍于榆社的太原军闻朝廷令易定、宣武等军攻取太原，恐妻子家小被屠灭，于是拥监军吕义忠攻取太原杨弁。不久生擒杨弁，尽诛乱卒。杨弁及其党羽54人押送京城，皆斩于狗脊岭（今陕西西安城东），杨弁之乱历四十日而平。

李德裕曾令降将李丕出兵攻打杨弁。《通志·名宦》李丕条：“太原杨弁乱，遣人诱丕，丕斩之。以兵扼走集，李德裕曰：‘度支户部物积代州，今丕塞其路，贼破矣。乃趣丕讨弁。兵未至，而弁已擒。”

杨弁之乱平定后，朝廷以河东节度使李石分司东都洛阳，而以河中（今永济西）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

旌贤表善遗响三晋

李德裕与闻喜名贤裴度（765—839）有着不解之缘。裴度历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数度出镇拜相，官至中书令。据《新唐书·李德裕传》：“（唐文宗）太和三年，召拜（李德裕）兵部侍郎，裴度荐材堪宰相。”裴度举荐李德裕任宰相，因牛李党争中牛党得势，未果。会昌元年，在裴度去世两年后，唐武宗诏令加赠裴度为太师，李德裕起草了《赠裴度太师制》，文中对裴度评价甚高：“良相裴度，始以谋策除害，佐烈祖之中兴;终以忠贞立朝，毗累圣之鸿业。经纬之志，华皓不衰;功勋烂然，图史辉焯。”这也成为后世对于裴度评价的基础。

文水人李源是在“安史之乱”中被杀害的礼部尚书李憕之子。李源因父死贼手，“常悲愤，不仕不娶，绝酒葷。惠林佛祠，憕旧墅也，源依祠居，阖户日一食，祠殿其先寝也，每过必趋，未始践阶，自营墓为终制，时偃卧埏中”。直到唐穆宗长庆（821—824）初年，李源年80岁，当时李德裕为御史中丞，上表向唐穆宗举荐李源，认为“（李）源天与至孝，绝心禄仕五十余年，常守沉黙，理契深要，一辞开析，百虑洗然。抱此真节，弃于清世，臣窃为陛下惜之”。于是唐穆宗下诏对李源进行褒奖，授李源为谏议大夫，赐绯鱼袋，又赐绢200匹，李源顿首受诏，附表谢恩，对所赠财物一无所受。（《通志·隐逸》之“李源”条）

应该说，唐武宗时代是李德裕最有作为的时代，而他之所以能有作为，全靠武宗对他的信任。其后武宗崩，唐宣宗继位，李德裕最终在“牛李党争”中败下阵来，被贬为崖州司户。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李德裕在崖州病逝。直到唐懿宗年间，才被追复官爵，加赠左仆射。《旧唐书》作者为李德裕所写赞词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葬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对其命运颇多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