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师爷说 “红灯”

康胜利

翁偶虹先生照

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舞台、荧屏还是广播，每当看到、听到京剧《红灯记》《锁麟囊》《将相和》等，我都不由自主想起这些经典的作者翁偶虹老人家。若有旁人，我还必会补上一句，这是我师爷翁偶虹的作品。听者无不瞪大了眼睛，问你是学京剧的？非也！说到这话，还要追根寻源，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大约是1967年，我在京西房山的一所小学读五年级。那是“文革”乍起、街面正乱的年月。说是读，其实读什么呀，净看红卫兵无法无天造反了。当时来了一位女教师，姓翁，听说是从另一所条件好的中学来的。她梳着那时常见的妇女头，穿着也很朴素，也就30多岁的年龄，可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眼里，已是很老了。

那时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是北京院校比如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的，水平比乡下土生土长的高出一大截。翁老师就是城里分下来的。不苟言笑，冬季总穿一双北京传统的骆驼鞍棉鞋。

翁老师名景昭，教我们语文课。那时文革风潮正紧，小学生受人鼓动教唆，到处找斗争对象。别说“地富反坏右”，连家庭历史上做过小生意的都被叫作“小业主”，使得有关老师受到牵连。这些家庭成分的老师，被挂牌批判斗争，更有甚者，有的被强迫站到凳子上，低头遭唾沫之辱。

到校不久，翁老师可能也被关注了，但没有受到政治冲击。像她这样的出身，家庭肯定是“反动文人”罪名。我想，可以肯定的是，乃父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编剧的挡箭牌救了她。翁景昭老师很低调，授课也认真。我们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又被极左思潮蛊惑的矿工子女，恐怕也没少叫她着急上火。小学六年后，又读了个“七年级”，我们才告别翁老师，直接上了中学读初二。

初中毕业进了城里工作，与翁老师断了联系。原因一是不懂人情世故，二是往山区打电话也不方便。1980年代初，我上电大在新华社班，每次去上课路过新文化街，便能想到翁老师。一打听，才知她已随先生驻外了。只是，师爷老人家还住在新文化街。

一日我去登门看望。这是坐北朝南的老旧平房，也不宽敞。头一回见到师爷，只见翁老长髯拂胸，双目炯炯，有不怒自威之态，酷似剧中人物。老人家听说我是女儿的学生，便对我的登门看望很高兴。他问了些我的情况，知道我在工作岗位上仍刻苦求学，初中文化底子薄，便鼓励我，只要努力刻苦，就一定能够心想事成。再后来，翁老因老院子拆迁搬家了，住在城北一个叫朗春园的小区。时隔久远，那次去看望翁老，我都忘了买没买东西孝敬老人家了。

1991年“五·一”节，我去看望师爷。前几年已电大毕业，学的是新闻，便想给师爷写点东西。那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我顶风披沙，找到了师爷的家。师爷很高兴，师奶和大女儿也在。屋里摆设简单，养了不少花，一个高的花架上，有一个鸟笼子，里边的鸟儿跳来跳去。看来师爷遛鸟儿的爱好，搬到楼房也带来了。墙上贺寿挂轴，“京剧圣手，德高望重”8个大字特别醒目，是文化部代部长高占祥写的。另外还有“同升十三和”人物横幅画。

报纸报道

赠送作者留念的书

作者当年写过的报道

我和翁老边聊天边记录，老人家兴致勃勃，谈了很久。我真跟记者似的，当时又拍照又录音。这些图片和录音，我现在还珍藏着。

师爷对我讲的一些往事，如今更加弥足珍贵。比如关于《红灯记》创作，我问最初剧本是您一手完成的，后来怎么又与阿甲先生共同署名了呢？师爷笑了笑说：阿甲是位非常好的导演，彼此心有灵犀，我们已经合作过多年。我擅长编写传统历史剧，古词古句多;他也编写历史剧，可对现代戏研究比我多，口语化、生活化语言丰富。因此在我写出剧本第一稿后，中國京剧院艺术室指定阿甲任导演。他接到我的剧本后，连夜看完，给予肯定，也提出了改进建议。在排练时，阿甲严谨精细，并时常根据自己的导演构思，有所改动。每次都要让场记任以双同志来向我说明。都是老搭档了，对他我也很佩服，如此客气倒让我局促不安，索性我就去现场，有改动当场研究。后来我又接其他任务，不能场场必到，就交代说改就行了，不必每次都来说明。场记却依然如故，回回遵命前来。后来，艺术室的同志来向我征求意见，说为了导演现场修改剧本的灵活性，能否让阿甲也参加编剧？听了这个建议我很高兴，当然同意啦。他参加后，每次修改还是要与我商量。字斟句酌也有好处，比如要增加一段“提篮小卖拾煤渣”，阿甲原写的是“飘什么云来落什么雨，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觉得“云”和“雨”的关系不够准确，便建议改成有必然关系的“树”与“果”，他沉思后欣然接受。这就是后来的“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们如此融洽地互相推敲，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听了师爷的一番话，让人敬佩有加。都说“文人相轻”，按常理，自己的东西一般都忌讳别人动手动脚。而像师爷这样一位从旧社会走来的大文人，不仅没有旧习气，还如此善解人意，怪不得阿甲先生那么敬重他。

1963年下半载，为迎接全国戏曲汇演，中国京剧院决定编写几出现代京剧。起初，分配给翁老的是与青年编剧齐致翔合作，写一出《抗洪峰》。这齐致翔20岁出头，刚从外语学院毕业就来京剧院，领导是让翁老带带他。说到齐致翔，巧的是后来还当过我业务对口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石油文联组联部，齐致翔时任中国文联组联部副主任，我们经常见面，不过都不知道彼此与翁老的关系，也就从未谈起。当年翁老正要带齐致翔去天津体验生活，突然上边改戏了，要他独自写《红灯记》。

纪念会场

对此，翁老还真有些为难。写古装戏他得心应手，对现代戏的大白话，倒有点力不从心。此剧进入排练阶段时，已是1964年1月份。大年三十那天，《红灯记》音乐设计师刘吉典兴致勃勃地来到翁老家，提议第二场李铁梅向李奶奶询问“表叔”时，应当有一段表现自己思想顿悟的唱，一边说一边还哼出有腔无字的“快二六”来。翁老听了觉得可采纳。二人当时就照腔填词，串下了“我家表叔”的后六句“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叫同志，奶奶叫亲人，这里边的奥妙我也能猜透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但开头一句“我家的表叔”后仨字和下一句，可把他俩难住了。直到天黑该吃年夜饭了，刘吉典才婉谢翁老共进晚餐的美意，回家过年去了。刘吉典走后，翁老的纠结仍挥之不去。按往年，阖家团聚的年夜就是一场晚会，来段京剧唱首歌，聊聊翁老的鸟再猜几道谜，热闹得很。那天翁老却显得心不在焉，拉他玩牌也不玩，竟先上床了。其实他哪里睡得着，满脑子都是“我家的表叔怎么着”。冥思苦索，心中又涌出几个有文采的短句，觉得都不符合铁梅的口气。此刻，他开始生自己的气：写了几十年戏，难道就让这3个字给挡住了？从白天到现在，我想的词都数不清了！遣词造句的灵感很奇怪，往往在你不经意间闪现又稍纵即逝。此刻翁老一闪的“数不清”，让他茅塞顿开。一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又让他差点乐出声来。真是峰回路转，一顺百顺，接着，“没有大事不登门”也顺势诞生了。他把此段唱词总体默念，更感觉到优美顺畅。障碍已除，本该酣然入梦了，可翁老职业病使然，反而兴奋起来了。他披衣下床，挑灯找笔，把唱词都记了下来。然后，开门又与儿女们打牌去了。为了挚爱的京剧艺术，翁老一生呕心沥血的故事数不清，他也有一颗红亮的心啊！

就近些年来戏剧的日渐衰微，师爷讲有4个原因。一是现在年轻人懂历史的少了，不懂京剧里的人物和事件;二是各种娱乐形式多了，可选择的多了;三是新剧创作不行，剧本跟不上;四是戏曲改革，剧情拖沓，不适合现在的节奏。

不久后的一天，我带着文章的初稿，去请翁老审阅，并进行进一步采访。老人家看得很仔细，就像在审查剧本。对我增加采访的问题，也做了回答。即将告辞时，师爷从书柜上取下一本厚重的书，封面上有翁老的头像，书名是《翁偶虹编剧生涯》。他转身将书放到书桌上，坐下来翻开扉页，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胜利同志存念。翁偶虹识。时年八十二”几行字，并钤上“翁偶虹印”名章。他把书递给我，对我言道：“送给你回去看吧！你要问的，这里边全有。”我喜出望外，急忙站起双手接过。当时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觉得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而是一部浸透着老人家心血的沉甸甸的编剧史啊！

那几年每天晚上，师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梨园夜话》，我是每期必听。师爷嗓音浑厚，京腔浓郁，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人闻其声，想其人，心里就那么舒坦。谁料不到3年，师爷就驾鹤仙去了。那几年，我在《中国劳动报》《中国物资报》《中国石油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对师爷的人物专访文章，以不同的侧面，记述了翁偶虹对我国京剧事业作出的辉煌贡献。文章也让全国人民知晓了这位幕后英雄，认识了这位中国戏剧史上编剧数量最多的人。

2018年，“首都戏剧界翁偶虹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剧场举行，我有幸應邀参加。坐在台下前后左右四顾，哇塞，尽是梨园大家：脸熟的有赵葆秀、叶少兰、谭孝曾、康静、王平等，真是大腕云集。那天老中青演员纷纷登台，演唱多段翁老作品。更令人高兴的是，承蒙好友、著名摄影家叶金中先生搭桥，在翁偶虹之长子翁武昌上台致辞后，我拜见了武昌师叔。看到师叔，我仿佛看到了老师的影子，真像。我向师叔呈送了包括记述翁老文章的纪实文学集，并互留了电话号码。武昌师叔也向我介绍了翁景昭老师近况。老师自几十年前随夫驻外，后定居法国。我请师叔转达一个学生对老师的问候，祝愿耄耋之年的老师健康美满、乐享遐龄。

作为一个小小晚辈，我为当年能给师爷做点事感到荣幸。在民族传统京剧艺术日渐式微的今天，更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被人冠以“国粹”的京剧舞台幕后的故事，而不让它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师爷翁偶虹写在《红灯记》里的这句经典唱词，不正是当今人们缅怀他、纪念他的缘由么！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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