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突变与我的演绎

2020-03-25 08:10宝新丽
中国民族博览 2020年2期
关键词:精神分析社会

【摘要】本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诠释小说《蝇王》中的主要人物,这场“我”演绎,以超我的牺牲、自我的败北、和本我的得胜为基本发展路线,虽然结尾峰回逆转,但是它凸显了社会文明的脆弱和原始野蛮的强劲,这个貌似儿童世界的神话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人世界刀光剑影的现实遥相呼应,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保持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的平衡中进行的,本我膨胀,超我泯灭,自我也将消亡。

【關键词】《蝇王》;精神分析;社会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蝇王》自1954年问世以来,不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世界各国颇为畅销,而且赢得了学者们的关注,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进行各种解读,例如从主体人性恶、象征主义手法等,也有人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但是,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套用了本我、自我、超我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却没有深入阐释这种解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本文试图再次运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人格结构发展理论,分析作品中主要人物所对应的三种人格,并联系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人世界的战争,阐释其社会意义。

一、关于本我、自我、超我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发展理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人格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是本我,它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本我是人们所有的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是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它没有道德观念,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本身。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欢乐和躲避痛苦是本我最重要的功能,自我遵循的是“唯实原则”,它主要是适应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产物;自我主张人们维持正常而守法的生活,它在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起桥梁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与结构。它掌握着行动的线路,根据环境特征决定哪些需要满足,满足后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超我的主要职责是把控自我,以道德良心自省,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而按至善原则活动。对自我对本我斗争的胜利给予奖赏,产生自豪感。超我是人类理想的源泉,一切完美的追求都产生于超我。超我是高尚人格的表现,属于理想境界,是能够进行自我批评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它需要努力才能达到,它是完美的,而非快乐或实际的。它往往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7]

本我、自我和超我应该是相互协调的。自我是在超我的指导下监督本我的活动,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所代表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或正确的判断。当自我屈服于本我时,超我会惩罚自我,使人感到内疚、自卑甚至有负罪感,反之,放任本我的膨胀,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保持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中进行的,但是,当环境产生突变,生存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这种平衡也会受到威胁。在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中,一群来自曾经受过文明世界教化的孩童,在没有了成人的监管下,面对荒岛上未知的环境和不明朗的生活前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上演了一场“我”的演绎,这场演绎是以超我的牺牲、自我的败北、和本我的得胜为基本发展路线的,虽然结尾峰回逆转,但是它凸显了社会文明的脆弱和原始野蛮的强劲,从而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二、杰克与本我的放纵

杰克是个大身架的瘦高个儿,红头发,满脸鸡皮疙瘩和雀斑,长相难看,但并不带傻样,随时准备发怒。他作为唱诗班的首领带领唱诗班来到拉尔夫吹响海螺的聚集地时,被描述为“某种黑乎乎的东西”[1],“这下孩子们才看到黑乎乎的并不全是阴影,却大多是衣服”,“他们的身体从喉咙到脚跟都裹在黑斗篷里,左胸前还佩着一个长长的、银色的十字架,每个人的颈部都装饰着丑角服装上用的叠花边领。”[1]这群黑衣人的首领杰克却与众不同,他有着金色的徽章,象征着他的特殊地位。杰克的相貌不具备亲和力,而是具有某种煞气。虽然杰克也受到过文明世界的熏陶,但是原始的野蛮和欲望的恶因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征服过。因此,他一露面就显示出某种怒气和霸道,令人感到压抑。他开口询问:“带喇叭的大人在哪儿?”“那么,有没有船呢?”语气相当咄咄逼人。当得知没有大人时,杰克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走近一点,眼光向下,盯着拉尔夫,同时皱起面孔。”另外,在没有人回答时,杰克“此刻虽有点沮丧,但又露出正要或者说随时准备发怒的样子。”后来再次确认没有大人后,杰克对唱诗班队伍进行了休整,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望。这一幕令猪崽子打心底里惧怕杰克,猪崽子“没敢再问名字。这种整齐划一产生的优越感,还有梅瑞狄口气中不客气的权威性,把他给镇住了。”[1]

作者让这个人物在完全表现出嗜血动物性的本能之前,赋予他一种善于韬光养晦的特点。在不情愿的选举中杰克败给了拉尔夫,“杰克恼羞成怒,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见了。他刷地站立起来,接着又改变主意坐下。”[1]当在途中偶遇被厚厚的藤蔓所困住的野猪时,杰克虽然猛地拔出刀来,胳膊举起,却依然犹豫了一下,形成了一个间歇,小猪逃走了。此时,他想到毕竟用刀刺进活生生的动物身上,汩汩涌出的鲜血惨不忍睹,会让拉尔夫等人看到他的残忍而有所警惕。但事后杰克也已暗下决心:“下一回可不发善心了。”[1]此次偶遇野猪的经历激发了杰克的嗜血本性。他带领捕猎队员把脸涂黑,是他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的开始。“为了打猎。像在战争中那样。你晓得——涂得使人眼花缭乱。尽量装扮成看上去是另一个模样——”[1]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躲在这一黑面具之后,完全没了羞耻感,也彻底放弃自我,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本身;遵循“快乐原则”,寻求欢乐,躲避痛苦,无拘无束,崇尚暴力,不再有任何难受和自责,反而感到无比的快乐。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利用捕杀野猪的方式吸引了大部分孩子放弃文明,投身到野蛮的追杀和享乐中。杀死了西蒙和猪崽子之后,暴力和残忍形成了空前的威慑,为他最终取胜打下了基础。最后为了消灭对手放火烧山,彻底破坏了岛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杰克的行为可以说是“本我”的恶性膨胀,是荒岛现实和生存本能加上杰克天生的权力欲望导致了孩童世界的恶斗。这场恶斗剥夺了他人生命,破坏了生活环境。小说作者戈尔丁作为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他笔下孩童恶斗的性质与成人世界的战争性质何其相似就毫不为奇了。上世纪中叶,地球上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政权横空出世,希特勒利用日耳曼民族主义和德国人生存危机感而发动战争,剥夺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其称霸世界的权力欲望和个人野心膨胀到极点,毫不顾忌国际规则和人道思想,为所欲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本我”作祟。[5]

三、西蒙與超我消亡

西蒙是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下巴突出,眼睛倒很有神采,使得拉尔夫误以为他又快活又顽皮淘气。“西蒙乱糟糟的粗黑的长头发披散而下,几乎遮没了他那又低又阔的前额。”

在荒岛上的第一次地形探险中弄清楚了这个岛屿荒芜人烟后,西蒙、拉尔夫和杰克三人对矮灌木丛的看法就能体现出三者不同的精神境界。西蒙说矮灌木丛“像蜡烛。蜡烛矮树。蜡烛花蕾。”拉尔夫说“它们只是看上去像蜡烛。”而此时杰克却鄙弃地说“咱们又不能吃这些玩意儿。”[1]可见,西蒙面对未知的大自然,从理想主义出发,他看到的是美好。拉尔夫从实际出发,否定了西蒙的想象。杰克从满足本能的饥渴欲望出发,急切地走开了事。面对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三种态度,厘清了小说中这三人在不同层次上体现出来的“我”。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西蒙的超我形象不断完善。在孩童的人际关系处理上,在杰克和拉尔夫因为搭棚屋的事情而争吵时,西蒙选择了逃离,独自来到阳光充裕的空地享受大自然。他关爱小家伙们,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在信念上,他是唯一一个不相信野兽存在并有勇气探索真相的孩子。当孩子们因为野兽而感到恐慌时,他知道野兽即存在于每个孩子的心中。在实践中,他能够超越凡人的认识功能,直接和象征着大自然之魂、被孩子们猎杀的猪头对话,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并因此而昏厥。他的这些完美人格和先知先觉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有些评论家将其与基督耶稣相媲美是有道理的。[4]

然而,西蒙身上的这些善良与美好与荒岛上的现实格格不入。他在人际关系上与世无争,虽然避免了他与杰克和拉尔夫产生矛盾,但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在孩子们中没有伙伴,更没有同盟。因此,当他企图带着探索到的“野兽”的真相回到孩子们中间,却被当做野兽而打死。他死后,在月光下自然界的小生物来到他身边犹如天使要接他进入天堂,不难想象这个理想的境界是弗洛伊德的超我和基督教来生结合的产物。然而,对于现实的悲剧意义更加发人深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至善的基督教同样受到了法西斯的践踏,有些宗教人士进了纳粹的集中营甚至直接上了绞刑架。

四、拉尔夫与自我丧失

拉尔夫,一个十二岁的英国男孩,金色头发,“就他的肩膀长得又宽又结实而言,看得出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拳击手,但他的嘴形和眼睛又流露出一种温厚的神色,表明他心地倒不坏。”[1]他“身上有着某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与众不同:他有那样的身材,外貌也很吸引人……”[1]因此,在这座与世隔绝的热带海岛上被孩子们推选为首领。

拉尔夫身上带着明显的人类文明的印记。在没有成年人的指点下,他坚守着曾经学到的文明和有秩序、懂规则的举止,他试图带领孩子们团结一致在岛上重建文明,例如搭建棚屋、文明用厕、打饮用水、合理用火、点燃信号堆等,企图重建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维持下去,从而增加获救的机会,重返文明社会,这是拉尔夫作为首领始终考虑的首要任务。有了这一目标或理想,拉尔夫企图利用所有的文明之师来克服自己和孩子们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他表现得信心十足,用象征着民主和秩序的海螺,组织孩子们在岛上重建民主。他规定在会上发言的人必须握有海螺,这是对成人现实世界的一种认同。在代表“自我”的拉尔夫的领导下,大孩子们成功地进行了地形勘探,认清眼前的情形和环境,部署接下来的任务,施行了劳动分工、召开民主会议,有组织、有步骤地为获得营救创造机会。这时拉尔夫及孩子们在自觉地利用文明世界所教授的知识和道义维持着正常的生活,并企图控制住此时孩子们离开成人世界的恐惧,想尽一切办法获救。当大多数孩子丧失秩序肆意玩耍、嬉戏时,拉尔夫能够坚持着自我管理和约束,但面对杰克的自娱自乐式生活,他感到身不由己,“他为自己的让步而生气。”[1]而面对现实再多责备也无济于事。拉尔夫学会了思考和自我反省,“这种情形迫使你动脑筋,因为思想是个可贵的东西,它会产生成果……”作为孩子们推选出来的头领,拉尔夫在会上重申了工作及生烟的重要性,在没有获救之前要维持好岛上的生活,不能随意取火以防点燃整个小岛。所有这些行为都显示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的“唯实原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张人们维持正常而守法生活的“自我”。[6]

但是,这个自我却有着十分脆弱的一面。在荒岛的现实面前,生存危机、内心恐惧、文明的不成熟、野蛮天性膨胀等一起压向这个少年,使其身上“自我”地位下滑。面临生烟求救和打猎吃肉的选择,他放弃了前者。在野蛮的游戏中他不能够制止杰克的暴行,在文明与野蛮的对侍中他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同伴,最后在权利的争夺中他失去了控制能力,成为一个逃亡者。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拉尔夫的败北是“自我”的沦陷,是本我对自我的颠覆。人类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人类文明遵循着从低级向着高级发展的规律,经历了原始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二十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道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发扬光大。然而,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将持续了300多年的人道与人文主义打翻在地,其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调解“本我”与“超我”桥梁的“自我”的唯实原则在此失效了,正如《蝇王》中的孩童游戏夺走了西蒙和猪崽子的生命,成人世界的战争不仅夺去了人的生命,也毁坏了社会文明,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的“自我”和饱含理想主义元素的“超我”在狂躁且失控的“本我”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五、结语

人类是具有可塑性的,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心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虽然曾经遭到过批评和质疑,但是,他关于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对于人类认识自身和社会均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人的道德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实践中受到文明的教化、社会契约的约制和道德规范的束缚而形成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环境巨变的情况下,平衡有可能被打破。对于个人来讲需要自我的调整,而对于握有一定权柄的个人来讲,自我调整和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种领袖级的人物毫不顾忌文明和道德对他的约束,任凭本我释放和膨胀,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因此,“蝇王”所展现的貌似儿童世界的悲剧,不啻是向成人世界敲响的警钟。

参考文献:

[1]威廉·戈尔丁,龚志成译.蝇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邱云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阮炜,徐文博,曹亚军.20世纪英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4]阮炜.20世纪英国小说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徐莉华,卲鸾飞.《蝇王》——“政治裤子”里的神话[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0(2).

[6]唐冬梅.用弗洛伊德的“三我说”解读《蝇王》[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7]SigmundFreud.“TheEgoandtheId.”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 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London:Hogarth,1923.

作者简介:宝新丽(1980-),女,蒙古族,辽宁省朝阳市,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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