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杨光斌 本文节选自《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

如果说作为立国价值的政治价值事关国家的方向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体现着政治价值的政治制度就是如何将国家组织起来并去实现政治价值体系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结构。我们常说的“四大发明”是技术上的或器物层面的，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应是最早建构起来的、将人类组织起来的一套官僚制度或者行政管理体制。西方人把民族国家和组织民族国家的官僚制在15～17世纪的出现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此而言，先秦时期的国家、政治、行政具有与生俱来的现代性，不但产生了组织国家的官僚制和郡县制，而且这些制度还以绩效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在韦伯看来，军队和官僚制是欧洲封建制国家的基础，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都是依靠文教传统和作为文教传统载体的官僚制而运转，是价值和制度的高度统一，这是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传统。

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大众的权利，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带进来的新制度。依据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纪检制度与监察制度、组织人事制度，都能在“六部”中找到历史的底色和存在的智慧。正如有学者所言，“组织部、纪委是西方政制所没有的，但恰恰是中国政制的要害所在，分别关涉对官员的选拔和监督，也恰恰最根植于中国自己深厚的历史文明传统，继承与转化了历史上的吏部、监察御史制。”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并非局限于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所讲的那些非人格化、等级化、绩效化等组织性特征，还深深地融入了价值关怀。不但是党的组织，还有行政组织，都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政工作、行政程序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中国才有公认的“行政民主”之说。正是内化于制度之中的价值关怀，才有一次又一次的行政体制改革，才有改革了40年还在全面深化的改革。如何理解人类政治史上的这一奇特现象？其内生性背景就是中国的士大夫官僚制传统，这一传统就是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制度的价值性不但体现在各制度本身，还建构于制度矩阵之中。各级官员在各级党校的培训，不但接受怎么办的知识培训，更多的是接受怎么看的教育，这就是世界观认识论的输入。在这两重意义上，中国官员的价值关怀要远远超出其职责本身所在，往往有着政治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关怀。这正体现了作为国家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的意义所在，也使得中国政治制度不但是组织性的，更有与时俱进的实践性和价值性。

总之，考察大一统、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属性，人们大概都不会否认，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一种自然延续。但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和合法性又不仅仅来自其历史文明基因，更有适合国情和现实条件的制度创新。我们知道，传统中国政治的最大隐患有两个，一个是组织化程度即国家治理能力问题，一个是代表性不足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独特之处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所保障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晚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制度整合能力问题，偌大一个国家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解决了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协调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国家治理能力。

另外，当代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具有代表性与协商性。1949年之前，中国政治的一大问题就是代表性不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地方、民族的代表性，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界别、行业的代表性，“两会”制度事实上解决了“条块关系”。在参政议政方面，协商民主体现在全过程之中。协商民主不是政治协商制度的专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充满了协商性。

客观相对收入与主观经济地位：基于集体主义视角的经验证据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李涛、伏霖、金星晔，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方明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主观经济地位”指标，在充分考虑了内生性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中国人的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并且通过引入集体主义文化这一突出的中国特色因素，分析并证实了不同文化氛围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

实证结果发现，客觀相对收入的提升会显著提升主观经济地位。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和负债等家庭经济变量对主观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影响，但资产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对未来更乐观的预期态度、对未来有信心的程度、自评的健康程度、受教育水平都会显著提升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已婚样本属于较高的主观经济地位的概率比未婚样本大，男性样本属于较高主观经济地位的概率比女性要大；是否是共产党员和是否是农村户籍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年龄项的系数不显著，年龄平方项系数正向显著但数值较小；在不同工作类型中，工作类型为他雇（受雇于人）的样本主观经济地位显著低于没有工作的个体的主观经济地位，而自雇样本和农民的主观经济地位显著高于没有工作的个体的主观经济地位；在家庭结构中，家庭人口数、儿童人口比重以及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都会显著提高主观经济地位；在人格特征方面，顺同性这类人格特征得分越高的个体其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开放性及神经质型这两类人格特征得分越高的个体其主观经济地位越高，严谨性和外向性这两类人格特征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则不显著。

进一步地，本文借鉴对集体主义的分类框架，基于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构建了“集体主义”指标，实证分析了在不同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水平下，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差异化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而且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经济危机、政治重组与西方民粹主义—基于国内政治联盟的形式模型与经验检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周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兆源 本文节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

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且在全球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发掘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本文从政治重组的角度构建了理解西方民粹主义的形式模型，补充和拓展了对民粹主义成因的政治过程分析。

面对经济危机，经济精英会为避免损失而转嫁成本，将本应分配给普通民众的资本民主红利据为己有，导致普通民众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案来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增加了其背叛现有政治联盟的可能性，构成政治重组的需求侧。政治精英的迎合则成为政治重组的供给侧，他们借抛出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政治重组方案来争取国内民众，使原先的资本—民主联盟转变为威权—民粹联盟。

随着经济危机带来的国内不平等程度增加，普通民众变得更有动机背叛经济精英而转向政治精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向威权化民粹主义演化的可能性也越大。整理而得的跨国面板数据及各国政党历次竞选纲领截面数据为理论推论提供了证据支持。作为西方国家政治重组的产物，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民主联盟内在矛盾的体现，凸显出经济全球化朝包容普惠方向发展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