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

张丽慧 郭家慧

[摘要]西汉时期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历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升华，让这项政策有了一个更高的地位，并且之后的各个朝代都将其视为政策实施的模板。文章将从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外贸易两个方面分析“重农抑商”背景下的西汉农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得出“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对我国现代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重农抑商;西汉;农业;商业;对外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7072“重农抑商”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而抑制商业经营活动，以此保障农业方面生产的发展。“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从“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也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位于末位。[1]

1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了该政策的实施。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条件，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初建时，都是以发展农业为主要手段。但是在西汉时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2]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就是百姓生计的根本，只有依赖土地进行生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等，人们才得以填饱肚子，勉强生存。[3]

其次，一些商人的不良品行，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使其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西汉初期，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囤积物资，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商人的这些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影响国家的稳定发展，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必然会采取相应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

最后，百姓心中“义”到“利”观念的转变。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有利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2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21重农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政府不得不将发展农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举措，只有提高粮食充足，百姓才能得以生存。汉初实行的重农措施主要有：一是颁布劝农诏书。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曾多次颁布劝农诏书，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生产。二是移民政策的实施。政府允许百姓进行迁移，将地少人多处的农民调度到地多人少之乡，鼓励百姓开拓土地进行耕种。三是轻徭薄赋。汉高祖时期废除了秦时的“泰半之赋”，规定“什伍而税一”，汉景帝又规定“三十而税一”，统治阶级通过减少赋税的方式来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四是先进的农业工具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代田法是当时最为典型的生产方式，其创始人是赵过，他创造了播种器具搂车和新式耕地器具藕犁，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耕作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4]

22抑商政策

与农业政策相比，西汉统治者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则是天差地别。有相当多的统治阶层对商业的发展持反对态度，对待商人则更加鄙视，认为商人是一群品性贪婪、依靠欺诈平民百姓为生的不法之徒。西汉统治者抑制商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汉高祖施行“贱商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及其后代不得“仕宦为吏”。“贱商令”的目的便是要把商人贬低成地位低下的贱民，使从商是一种下贱职业的观念深入人心。[5]第二，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汉武帝时期之前，商人的经营范围广泛，冶铁、煮盐等重要民生行业均由商人垄断。然而，自汉武帝时期起，开始实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等政策，以收回盐铁等经营权，并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使得其颇受抑制。第三，实行均输平准制。桑弘羊主持公布了均输、平准两项商业垄断制度。均输法本意为“齐劳逸而便贡输”，是指在全国各地设置均输官，统一收集、管理和转卖从郡国得来的赋税财务以解決运输不便等问题。平准法是指国家运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稳定市场物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的宏观调控相吻合，均输平准制的实施，有益于国家经济稳定，但对于商人群体来说却是一种抑制和管控。

3“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在西汉重农政策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在劳动力方面，人口的迅速增加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同时，铁制农具的全面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马耕和牛耕也十分普遍，农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人力、物力的全面提高使得产量大幅上升，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到文帝初年，每石仅“粟至十余钱”，农业的大力发展让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在商业方面，汉高祖颁布的“贱商令”只是为了在社会地位方面贬低商人，对商业的发展没有形成实质性影响。这是由于统治者面对西汉立国之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形势，对铸钱、煮盐和冶铁三大行业采取“无为而治”政策，任其发展。至孝惠、吕后之时，又“复驰商贾之律”。由此可知，实际上，汉初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工商业政策。

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扩充国库，便实行工商业垄断制度，取缔了过去的“商贾之律”。在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后，统治阶级最终达到了“建本抑末”的目的，基本完全控制了私人工商业。[6]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的一系列行为都为封建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巩固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是国家财政运行的基础。

4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

汉代虽然推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却从未有过严格的海禁或闭关锁国等严重阻碍国家贸易发展的强制措施。根据史料记载，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西汉时期曾在交通要道上设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的出行，因而西汉时期的贸易往来也与日俱增，甚至还开辟了西北、西南以及海上三条丝绸之路，分别连接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及欧洲。在“丝绸之路”上，中国物品被运到安息、印度，再由该地区的商人转运到中亚细亚南部和罗马等地区，加强了商品交流。[7]在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是风靡全球的，连凯撒也曾以穿丝绸为荣，因此中国也被称为丝绸之国、瓷器之国。汉武帝时的集市“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班固《西都赋》），外国商人接踵而至，可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8]

但是汉代的对外贸易看似繁荣，而实际多为“献见”。这种对外贸易并非传统的商业往来，更多的是一种宣扬国威的方式，陆路的许多对外活动也只是为了宣扬国威。但是毋庸置疑，汉武帝对国境之外国家的交通间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进献的国家也会受到皇帝的赏赐，所以这种“献见”也是一种物物交换，可以被视作一种贸易行为。[9]

5西汉农业商业的当今启示

51认真对待“三农”问题

两千多年前以来，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仍然未改变。目前，“三农”问题仍是社会发展问题的热点之一。农村劳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农村空心化问题等，仍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必经之路，要建设新型城镇就必须把“三农”问题处理好，积极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完善农民的土地制度，保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有序、公平地实现城镇化。

52用法律来规范政商关系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适度的“抑商”是中央政府为了强化集权的手段。工商业的发展与相应制度的制定密不可分，建立起能保证竞争公平的市场，使商人处在公平、有法可依的环境，每个行业都受到保护，才能使其健康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减少社会对行政权力的干预，就必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让各方都有法可依，以规范和协调政商关系。[10]

53注重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

农业的高速发展要有工商业的一定基础作为前提。现代农业经济的产业化，不是单纯依靠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有相互包含的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就有工商业发展的道理在其中，其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等单方面分离的传统农业的简单发展，而是在传统农业上的专业化发展和市场化的销售。[11]农工商业密不可分，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将三者融合在一起。

54堅持“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对外贸易

当今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面开放，与国外友好合作。通过丝路可以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开发新经济增长点，缩减地区差距。另外，丝绸之路连接了东亚与西欧两大成熟的经济圈，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尚未充分利用的市场，是公认有着光明前途的经济连廊。[12]

丝绸之路的复兴也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推出重返亚太的新战略，实则是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作为我国中亚战略的重要措施，我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建设来平衡对外战略。

参考文献：

[1]陈淇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 ——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J].今传媒（学术版），2017（6）：120-121

[2]汤罗惟浅谈西汉时期重农抑商[J].赤子，2018（34）：47-48

[3]何坤谦，史晓霞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J].时代金融（中旬），2015（7）：281

[4]康晶晶，张增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再析——以西汉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11（4）：54-56

[5]陶希圣西汉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6]桂泽红浅谈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J].福建质量管理，2017（9）：171，202

[7]王银荣西汉对外贸易研究——以西北陆路对外贸易为中心[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8]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西汉史）[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

[9]范瑞青“重农抑商”背景下汉代商业的发展[J].广东经济，2017（18）：195，229

[10]李晓丽西汉抑商政策研究[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7

[11]刘康西汉重农抑商原因新探[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04-206

[12]水丽淑西汉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原因及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6）：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