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谈中国脱离中等收入阶段之必然性

叶杨

[摘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转型时期。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否成立？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阶段的瓶颈期？文章基于Galor和Weil 2000年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进行了探究，并相应地为中国脱离中等收入阶段，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给出了建议，这对于人均GDP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统一增长理论;贫富差距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9040

1中等收入陷阱的来由与实质

2007年，继总结拉美、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之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标题，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

《报告》援引Garrett（2004）“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低端产业兼具劳动力廉价的低收入国家与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兼具追求创新力的高收入国家挤压于内”以及Gilletal（2007）“比之高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研究结论，借此警示东亚中等收入国家若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则必须经历三种转型，即生产结构从多样化向专业化的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低收入向高技术发展模式的升级。

故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基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实情，探寻“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保持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马岩，2009）。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426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7900美元，已经处于中高收入国家组的中等水平，2018年我国人均GDP达96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

2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存在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尚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首先，《报告》中并没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清晰界定，之后的不同学者从报告中引申出了不同含义。大部分学者遵循Garrett（2004）的研究结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定义，即中等收入国家由于薪资上涨，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相竞争，其技术创新能力又不及高收入国家，故而失去了比较优势。

Garrett（2004）经由研究发现，全球化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率（按收入排序）呈正U型分布，这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有力证据。然而，华生与汲铮（2015）将Garrett（2004）的时间样本扩展为1961—2011年，却并未得到类似结论，说明Garrett（2004）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厉以宁（2012）指出，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因为政策欠妥、矛盾激化而陷入阶段性的停滞状态。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囊括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被认为是对这一概念的“扩容化”与“教条化”（厉以宁，2012;江时学，2013;华生、汲铮，2015）。

应该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了一些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停滞阶段。一方面，其传统社会特征在制度上成为发展的阻碍力量，比如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城乡收入增长率差距的扩大等。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须同资本市场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其创新驱动的作用，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尚发育不全，资产泡沫居多。若政府不加以扶持，则其发展更是难上加难（厉以宁，2012）。

3基于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实质

Galor和Weil（2000）的统一增长理论产生于21世纪初，将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前两个时期区别主要在于技术革新速度，后两个时期区别主要在于人口增长速度。统一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可被归结于一个囊括技术革新、人口增长与家庭最优生育选择的复杂动力系统里。有别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引入了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

Becker和Lewis（1973）研究了家庭选择后代数量和质量时候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他们指出，选择后代质量或者数量越多，则另一方的影子价格就越高。同时由于教育投入的增加与生育率的增加分别提高了教育成本和生育成本，因此这一结果体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接着，他们进一步证明质量的收入弹性大于数量的收入弹性，这便意味着家庭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倾向于质量代替数量。

Becker和Tomes（198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禀赋要素的代际传递，分析了家庭如何针对不同禀赋的孩子进行教育投入的分配。统一增长理论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内生化，尝试构建一个多重均衡框架，以此解释一国经济是如何内生地从马尔萨斯阶段起飞，而后进入持续经济增长阶段（郭熙保和朱兰，2016）。

（1）在马尔萨斯阶段，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低，家庭生育选择倾向于提高后代数量，故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都较高，收入提高与人口增长呈正相关，而收入提高部分又为增加的人口所稀释，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即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状态。在此阶段，由于人力资本的匮乏，经济增長主要来源于人口增长。

（2）后马尔萨斯阶段为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率提高，经济有所增长，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如果技术进步放缓，生育选择会倾向后代数量，经济增长难抵资源需求量的增加，便会有回归马尔萨斯阶段的趋势。如果技术进步提速，家庭生育便会以后代质量优先，经济增长率会高于人口增长率，如此便可形成经济增长率增速恒定的良性循环。后者，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在此阶段，人口出生率依旧较高，但死亡率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较于之前大大降低。

郭熙保和朱蘭（2016）从进入时间、人口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贡献三个方面将后马尔萨斯阶段与中等收入阶段进行了比较分析后发现：

（1）Felipe et al（2014）所描述的世界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间与Galor（2005）所描述的进入后马尔萨斯阶段的时间基本一致;

（2）后马尔萨斯时期与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特征相似，伴随预期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与死亡率都有所降低;

（3）在这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也大致相同，即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但人口增长与低技术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视角，可以暂且将中等收入阶段视为后马尔萨斯阶段，因此，在科技进步贡献率处于某一较高水平，稳定甚至提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会扩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使得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增加，形成良性循环，引致经济转型，直至经济从后马尔萨斯阶段过渡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4中国能否脱离中等收入阶段

前文提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重要作用。1992年冬，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大大调动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培养出了一批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又极具战略眼光的民营企业家;22年后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又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大大激发了民族创业精神与创新基因，这为中国经济日后长期、稳定的增长提供了正催化剂。

此外，创新驱动仍在加强。2018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85%，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排在世界第17位。2019年1月至4月，全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了439万件。产业改造升级也在加快，新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9%，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了15%。

应该说，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源于国家创新体系，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要求经济增速，到更多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与经济效益的增长。党中央、国务院积极优化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稳步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提升。可以说，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会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局势不会改变。

52020年全面脱贫是否会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阶段而滞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当前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脱离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这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提升、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国民财富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提升的转型时期。那么，中国是否存在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无法前行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前文已经阐明，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根据统一增长理论，技术的革新速度是脱离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而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郭熙保和朱兰，2016）。在实际情况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快脱离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以中国为例）。

51减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

511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现行城乡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附加值，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民素质。

512地区收入差距

增加贫困地区就业机会，利用政策导向鼓励民营企业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本。

52加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1）对有科研成果和具有自主研发创新的新兴产业给予扶持。

（2）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从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与扶持，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唯有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鼓励科技创新与民营经济，才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脱离中等收入阶段，于中国而言，不会太久;2020年全面脱贫，也绝不会是空中楼阁。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论“中等收入陷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

[3]华生， 汲铮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J].经济学动态， 2015（7）：4-13

[4]郭熙保， 朱兰“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察[J].经济学动态，2016（10）：139-154

[5]江时学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2）：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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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ELIPE J， KUMAR U， GALOPE R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1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