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央增设了一个“海外工作委员会”

海外工作委员会缘起

1940 年，地处偏远的延安，在抗战期间迎来了遥远的客人。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了重庆，坚持要访问延安，看看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

接待海外来人总要有个机构，于是，延安成立了“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海外工作委员会”。

外事工作要有高规格，委员会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任主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主任。其实，由他们两人来领导海外工作，不只因为职位显赫，还由于他们自身的独特经历——两人都是云南讲武堂出身，那个军校有许多海外学生，包括朝鲜的崔庸健和越南的武海秋，而且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侨乡子弟，其四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

不过，海外工作这种特殊机构并非共产党首创。1925 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中央机构就有一个“海外部”，海外部部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彭泽民，其时中央机构的宣传部代部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毛泽东。

国民党重视海外工作，可以溯源到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他有二十余年的海外求学与革命经历，与侨领相交甚笃。

中国许多沿海沿边地区向来就有移民海外谋生的传统。华侨在海外经常遭遇种族歧视和排华欺压，心中不忘故国老根，挣了一点钱就要寄回故乡。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革命起义的一些发起人是华侨，许多革命经费的赞助人是华侨，革命烈士中许多也是华侨。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大约有七八百万，举世华侨一致坚决反对日本侵华。各地华侨抢着捐款助战，欧洲、美洲、南洋三大地域的华侨组成多个团体，捐款13亿，购买国债11 亿，捐了几百架飞机。4 万多粤籍华侨回国参战，中国军队的战斗机飞行员有3/4 是华侨。滇缅公路运输缺乏司机，南洋华侨机工队3219 人参战，其中1028 人牺牲。

抗日战争催生共产党海外工作

中共早期的组织机构并无海外部，但是有不少党员在海外活动。南洋各地散落着不少共产党的种子。

1927 年国民党分共，许多中共党人逃避屠杀跑到南洋，虽然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依然自发地在当地宣传进步思想，有的还加入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的规则是属地管理，共产党人在哪里活动就受当地组织的领导。海南琼海的共产党员布鲁暴动失败，避难到新加坡，参加了马共组织的罢工活动，遭到殖民当局逮捕后又被驱逐回国。

南洋各国大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人来了，就连英、美、法、荷殖民当局也得支持抗日。于是，进步和抗日两道洪流汇合，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共高度重视组织海外华侨的抗日活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华侨干部廖承志等人，负责海外华侨的联络。中央还派出特别行动科的胡愈之到新加坡进行抗日宣传，1926 年在菲律宾入团的许立也在当地发起抗日组织。

当时，许多海外华侨回国参战，东江纵队、琼崖纵队、新四军等南方抗日部队有大量华侨青年从军。菲律宾华侨叶飞成为红军将领；澳大利亚华侨曾生、新加坡华侨庄田都成为著名战将；印尼华侨女青年李林骑马上阵，在山西前线英勇牺牲。

华侨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许多人成了宣传抗日的文化骨干。《黄河大合唱》的两个主要创作者都是华侨，词作者光未然来自缅甸，作曲者冼星海则是马来亚华侨。

还有菲律宾华侨女记者黄薇，回国采访抗日，亲历徐州突围，又从延安辗转到了华北敌后，3 个月行程数千里，采访了贺龙、聂荣臻等八路军将领，还目击了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她又按照组织要求到重庆宣传敌后抗战，赢得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冯玉祥的称赞。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黄薇又返回菲律宾，在日本占领期间创办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

国共合作的“侨线”

国内抗日依靠国共合作，南洋抗日也是国共合作。

菲律宾华侨王雨亭抛家舍业，带大儿子王维真回国抗日，大女儿王双游和小儿子王明爱留在菲律宾搞地下工作。王维真在延安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华社的笔杆子，而他的姐姐和弟弟在菲律宾加入国民党“军统”的地下抗日组织。

“军统”闽南站站长张圣才，奉戴笠之命到菲律宾活动。途经香港，张圣才找到八路军的连贯，主动要求帮助共产党搞情报。国民党在菲律宾的海外组织多年公开活动，缺乏地下工作经验，日军进驻后就杀掉了九个领事官员。擅长地下工作的共产党让进步青年协助张圣才工作，王家姐弟就成了抗日电台的报务员和交通员。

据资料显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华侨为主的人民抗日军、国民党组织的华侨抗日军、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英国经济作战部合组的136 部队，三股华侨力量联合起来，还有菲律宾本土人组织的人民抗日军，联合作战，歼敌2000 多人。

一条长长的“侨线”串联了世界各国华侨共同抗日。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都有华侨游击队袭扰，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了不可能实现的臆想。

中共领袖还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共产党人出席，号召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团结抗日。于是，日本军队包围了中国，包围了延安，延安的力量却伸向海外，对日本形成反包围。

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华侨的身影也遍布各地。其时，美国共产党有个中国组，徐永瑛、冀朝鼎（冀朝铸的哥哥）等共产党人回国后转入中共系统。英国共产党也有个中国组，有几个东北籍贯的共产党人在里面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二战中的国际情报合作

二战中，不仅有国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合作。为了参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山沟里走出的中共党人，也得从事一些外事工作了。国际盟邦对日本的情报需求越来越多，中共也在探索对外情报合作。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内容从地下走上地面，从国内发展到国际。

海外来人，各有使命。共产国际远东局隐身上海，领导东亚各国的共产党秘密组织，东亚各国的共产党人也就常常出入和居留中国。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在延安，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胡志明）在桂林，朝鲜共产党在中国的更多，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

世界列强也把中国纳入视线。二战中，上海号称国际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国际间谍的天堂。

中共的对外代表周恩来，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面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各国驻华外交官，有苏联的、英美的、德意法的，民间还有犹太商人、美国汉学家、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人员……外国友好人士乐意帮助中国抗战，于是中共就有了国际情报。

当时，中共情报干部阎宝航侦获了德国袭击苏联的战略情报，为苏联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营救了被日军关押的国际友人；英军服务团和东江纵队交换日军情报，成功营救了89 名英美战俘。

而为了获得中国沿海的战略情报，美国也开始寻求同中国合作，不止与国民党合作，也与共产党合作。

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和朱德成了战友，史迪威决心拨出武器装备给八路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不高兴了，开始排挤史迪威。史迪威不顾老蒋的私欲权力，他要的是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

于是，美军派遣了两个观察组，包瑞德上校驻延安，欧戴义少校驻东江纵队。袁庚领导东江纵队的情报人员，为美国提供日军在广东沿海的军事部署情报，保护美军地面人员引导美国飞机轰炸香港日军目标，还帮美军找到了神秘的日军“波雷”部队，为美军在敌后登陆提供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有着国际合作经历的袁庚，在20 世纪80 年代领导创建了深圳的蛇口开发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