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归因风格、失控感及社会支持与大龄经产妇产后抑郁关系

杨 华 聂 艳 宁若辰

湖北省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434000)

产后抑郁症为产妇分娩后发生的持续性情绪低落现象,作为一种情感性精神障碍对患者影响较大,若未及时治疗可能引起产后精神病,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1]。有研究发现[2],经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3.04%,不良孕产史、经产妇对胎儿性别期望、担心妊娠影响夫妻感情及对抚养孩子缺乏信心均是导致产后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也有研究[3]发现有情绪不稳定、多疑、不够成熟、自我为中心、社会人际关系紧张及内倾性格等人格特征的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更高。个体人格特征可影响其对事物认识、评价水平,而归因为个体依据有关信息、线索将行为或事件的结果归属于某种原因,归因风格即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归因认知的方式及由此所产生的特有习惯性归因倾向,抑郁归因风格是一种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内在的、稳定的和全局性的归因趋势。本文主要分析抑郁归因风格、失控感、社会支持与大龄经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6年5月—2019年5月来本院门诊心理咨询或住院治疗的高龄经产妇150例。纳入标准：①预产期时年龄≥35岁；②此次分娩为第二胎,孕周37～42周,可正常沟通交流能自行完成量表及问卷调查；③对本研究内容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与精神性疾病或认知障碍、智力障碍者；②合并重度贫血、子痫前期、心脏病等并发症者；③分娩结局不良或新生儿转入重症监护室、胎死宫内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研究方法

1.2.1一般资料问卷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主要包括产妇年龄、学历、丈夫是否在外地、孕产史、计划返岗时间、是否由父母照顾月子、家庭年收入、母婴保健知识等。

1.2.2产后抑郁评估标准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4]评估产妇产后抑郁发生情况,该表含10个条目,均采用4个等级计分,总分30分,量表信度为0.89,得分越高产后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以EPDS评分≥13分定义为产后抑郁并将其纳入抑郁组,<13分纳入正常组。

1.2.3相关评分及标准①采用归因方式问卷(ASQ)[5]分析产妇抑郁归因方式。ASQ问卷由12个场景组成,含6个正性事件与6个负性事件,分别含3个人际事件与3个成就事件,每个场景含4个条目,共48个条目。总分、正性事件、人际事件、成就事件、内外维度、普遍维度、持续维度得分越低表示归因方式越消极,负性事件得分越高表示归因方式越消极,总分为正性事件与负性事件之和；②参照相关研究方法[14],采用习得性无助感量表(LHS)、绝望感量表(H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估产妇失控感。LHS、HS量表均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记1～5分,1分为非常不符合,5分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失控感越强；GSES量表共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1～4分,满分40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失控感越低；③采用中文版产后社会支持量表(PSQ)[6]评估产妇社会支持度。PSQ含产妇对产后社会支持重要性与实际得到的社会支持度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由4个维度、34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记1～7分,1分最低,7分最高。2个分量表得分均为34～238分,总分为两者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示产后社会支持需求越高或得产后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一般资料,ASQ、LHS、HS、GSES、PSQ评分结果；分析抑郁组EPDS评分与ASQ、LHS、HS、GSES、PSQ评分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抑郁发生情况

本研究150例EPDS评分为(20.19±2.14)分,共35例发生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发生率为23.3%。

2.2 临床资料分析

发生抑郁的产妇年龄、丈夫在外地、不良孕产史占比高于正常孕妇,而父母照顾月子、家庭年收入等低于正常孕妇(均P<0.05)。其他资料两组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1。

表1 两组产妇临床资料比较

2.3 ASQ 评分

抑郁组ASQ总分、正性事件、人际事件、成就事件、内外维度、普遍维度、持续维度得分等低于正常组,负性事件得分高于正常组(均P<0.05)。见表2。

表2 两组ASQ 评分比较(分,

2.4 失控感、社会支持度

抑郁组LHS、HS评分高于正常组, GSES评分低于正常组,PSQ中社会支持重要性得分高于正常组,而社会支持实际程度得分低于正常组(均P<0.05),PSQ总分两组无差异(P>0.05)。见表3。

表3 两组失控感、社会支持度比较(分,

2.5 相关性分析

Pearson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组EPDS评分与LHS评分、HS评分、ASQ负性事件评分、PSQ社会支持重要性评分呈正相关,与GSES评分、ASQ总评分、PSQ社会支持实际程度评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4。

表4 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产后抑郁为产妇最常见情绪障碍,以伤心、抑郁、抽泣、沮丧、烦躁、易激动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者甚至出现幻觉与自杀等行为特征的精神障碍,不利于母婴健康[7]。导致产妇产后抑郁的因素较多,其中家庭支持是我国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配偶的支持和关心,均会使产妇感受到尊重、理解；而高龄经产妇因身体机能对周围事物敏感性提高,一旦出现不可控负性生活事件,产妇即感受到失控感,期望落差可导致沮丧、自疑、失眠、受挫等消极情绪,加重产后抑郁[8-9]。也有研究[10]报道,抑郁归因方式对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推测抑郁归因、失控感及社会支持均可能与产妇产后抑郁有关。

本研究显示大龄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为23.3%,与既往报道[11]结果相近,表明大龄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高。而抑郁组年龄、丈夫在外地、不良孕产史占比高于正常组,父母照顾月子、家庭年收入低于正常组,表明大龄经产妇可能因年龄、丈夫在外地、不良孕产史、非父母照顾月子、家庭收入低等因素而发生产后抑郁,因此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促进产妇身心健康[12]。

归因方式可反映出个人认知特点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抑郁症的归因方式与正常人有明显差异。正常人倾向于将正性事件归因于自身持续性和普通原因,而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外在、暂时和局部的原因,这种偏向可提高自我效能感,利于身心健康；而抑郁症患者则完全相反,将负性事件归因于自身、持续、普通性的原因,而将正性事件归因于外在的、暂时的局部原因,继而导致抑郁[13]。本研究抑郁组ASQ总分、正性事件、人际事件、成就事件、内外维度、普遍维度、持续维度得分均低于正常组,而负性事件得分高于正常组。表明大龄经产妇产后抑郁患者对负性事件更倾向于指向自身的、持续性的普遍与消极归因方式,认为难控制负性事件,有更高的无望感,对负性事件的消极归因可能与其抑郁发生有关。

对控制的需要为人类基本需要之一,来源于人类希望对环境具有预见性需要,对环境有预见性可使人们有效与高效地应对生活环境；而控制感与客观控制(环境与个人实际具有的控制条件)是相对的,为一种主观控制知觉,是个体对控制的一种感知、感受或信念,控制感的相反概念为失控感,无助感与无望感均是失控感的子集。本研究中抑郁组LHS、HS评分高于正常组,而GSES评分低于正常组,表明大龄经产妇失控感(无助感、无望感、低自我效能感)可能与其产后抑郁有关,无助感和无望感在环境与个体素质因素对抑郁的交互作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尤其是高抑郁归因风格的产妇可能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易出现失控感,这种失控感将导致多种心理上的丧失感,进一步加重产后抑郁。与文锶等[14]研究结论一致。社会支持对产妇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高龄经产妇因年龄与生理限制,与同事、朋友间的沟通减少,甚至有些高龄产妇因分娩使年龄大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理解,继而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造成心理状态失衡,从而产生抑郁情绪。周海侠[15]发现,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与其人格特征、社会支持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支持对高龄经产妇生活质量、母乳喂养有积极影响,可减轻产后抑郁发生率。本研究中抑郁组PSQ中社会支持重要性得分高于正常组,而社会支持实际程度得分均低于正常组,表明社会支持度低可能是大龄经产妇产后抑郁的重要因素。丈夫及其家属应为产妇营造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关心呵护产妇,增进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使其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此外产科护士也应充分分析产妇社会支持程度,适时选择护理干预模式,准确分析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系统干预,提高产妇整体心理健康,预防产后抑郁发生。

本研究进一步Pearson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组EPDS评分与LHS评分、HS评分、ASQ负性事件评分、PSQ社会支持重要性评分呈正相关,与GSES评分、ASQ总评分、PSQ社会支持实际程度评分呈负相关,表明大龄经产妇失控感、抑郁归因风格、社会支持度均与其发生产后抑郁有密切关系,三者可能共同导致产妇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对外在环境无法掌控,对未来无希望信念,从而发生产后抑郁[16]。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少导致代表性不足,未进一步深入分析抑郁归因、失控感、社会支持度的相互关系；分析的产后抑郁症状各程度水平,可能涉及其他情绪如焦虑症等。后期可抽取临床标准的产后抑郁症产妇对本研究结论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消极的抑郁归因风格、失控感及社会支持度低与大龄家经产妇产后抑郁有着密切关系,临床及家庭应积极采取干预措施改善产妇心理状态,促进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