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残害李大钊的主谋

李动

我曾经采访过一大会址纪念馆，阅读了其中大量资料，获悉李大钊虽未参加中共一大，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共产党，可谓功勋卓著，尤其是他在临刑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风骨，令人感佩之至。建国之初，残害李大钊的主凶先后被擒获，其中主谋之一雷恒成藏匿上海被挖出正法。去年静安公安分局筹建博物馆之际，我翻阅了雷恒成的档案，并于2019年夏季有幸采访了当年抓捕凶手的侦查员鲁全发。

接到检举信，批示追查“了明禅师”

1952年，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静安分局）接到了一封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检举信是北京市公安局转来的，信中说明1951年6月10 日他们接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其内容是：“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信中检举了一个叫“雷恒成”的人，系残害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主凶。北京市公安局迅速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彭真、罗瑞卿都清楚李大钊是功勋卓著的建党领袖，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分别批示：迅速查询“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并将其绳之以法。

检举人对雷恒成的历史颇为熟悉，他曾历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亲率侦缉队逮捕革命先驱李大钊、抗日将领赵尚志等共产党重要人物，以及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检举信最后提供了一条线索：雷恒成可能隐藏在上海跑马厅附近马立斯路（重庆北路）一带，听说他以“卖卜”谋生，此人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瘦脸、蓄山羊胡、大黄牙；其二是脖子上始终挂着金色的挂表，挂表盖上刻有清末皇帝的御像，自吹是清末皇帝亲自赏赐给他的，故此，他特别自豪，从不离身，时常向人炫耀。

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看完检举信，知道其分量，抓起电话叫来了六股股长王天杰。王股长走进局长办公室，马局长将检舉信递给了他，神色凝重地说：“你先看一下检举信。”王股长看罢，同样心里一惊。马局长不由分说地下了死命令：“限三天时间查个水落石出。”王股长立刻找来了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三人。王股长反复叮嘱：“这可是许建国局长（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抓的一号大案，根据检举信的内容，摸一下情况，记住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三人走出王股长办公室已是傍晚时分。他们先来到管辖马立斯路的南京路派出所，向所长布置了任务。所长找来了内勤小陈，他查阅户口内册却不见其名。

三人大失所望地回到分局，吃晚餐时商定，晚上到马立斯南路附近挨个打听。匆匆吃罢晚餐，他们来到马立斯路附近公寓和居民区，分头打听有无算命先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马立斯公寓（现重庆北路612弄）打听到有个年近古稀、留山羊胡子的北方老头，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平时以算命为生，自称“了明禅师”。

据说此人平时深居简出，大门紧闭，房间里不时飘出木鱼的清脆声，仿佛是个慈善为本、十诫为怀的善男信女。这对老夫妻从不与邻居来往，性格有点怪僻，但请老先生算命，他却能说会道，讲一口京片子普通话，是个北方人。

走访毕，已是子夜时分。三人又匆匆回到派出所，继续查找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的那个算命老头。此人户口内册上登记的名字叫赵志安，照片上的肖像是个瓜子脸型，留有山羊胡子，1948年8月，与老婆一起从台湾迁到上海居住。

对象有点似是而非，不知此“赵志安”与彼“雷恒成”，是否属同一人？只有上门观察一下，看看是否符合检举信上写的，满口黄牙和脖子上挂金怀表的特征，才能最终确定，故此，鲁全发自告奋勇地主动承担重任，上门打探虚实。

乔装一番巧侦查， 凶手落网

鲁全发来到分局化装室，望着满屋各种服装和道具，他开始琢磨，以什么名义上门呢？检举信上说，他以“卖卜”算命为生，冒充知识分子，穿上西装、戴上领带和皮鞋上门，但明显他们懂科学不信迷信；冒充干部，穿上中山装或列宁装上门，一般干部更不信鬼神；冒充有钱的乡下人到大上海来找工作，理由充分。对，这样最有可信度。鲁全发挑选了一套灰色长衫，戴上配套的黑色铜盆帽，脚蹬圆口布鞋，揽镜一照，哇塞！活像个乡下阔佬。

鲁全发步行二十多分钟，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二楼。他定了下神，戴正了铜盆帽，敲了几下门。一个身着黑色对襟衣服的小脚老太打开了门，好奇地问：“你找谁？”鲁全发脱下帽子笑着说：“想请了明法师算一卦。”老太热情地迎客，对着屋里大声说：“老头子，有客来了。”

只听到“刷”的一声，挂着窗前的蓝粗布帘子突然掀开，写字台后面的藤椅上端坐着一个老头，瘦长脸、尖鼻子，留山羊胡，头发和胡子花白，显出老态，但一双眼睛却颇为犀利。老头身着一件圆领汗衫，操着京腔拖着声调问：“小伙子，坐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鲁全发毕恭毕敬地说：“老先生，我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是来找您看相排八字的。”

老头审视了一下来者，眯缝眼睛说：“把你的生辰八字和生肖报来。”鲁全发虔诚地说：“姓李，木子李，名雪畴。下雪的雪，范畴的畴。19岁，属猴。”老头一听心里有了底，套他的话问：“你是来上海找工作的吧？”鲁全发一听频频点头感叹：“老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是来上海找工作的，先来您处算一卦。”

鲁全发仔细观察老头，见他开口露出了一口黑牙，里面还镶有金牙，这种黑不是一般抽烟熏的黑，而是抽大烟或鸦片所熏。老头用枯瘦的指头捻着稀疏的山羊胡须，摇头晃脑地说：“小伙子，放心好了，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就是财运和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老头念念有词之际，鲁全发趁机观察其面貌，长相、年龄、口音，尤其是那口黑牙，与检举信里反映的全部吻合；另一个特征，其布满皱纹的细脖子上确有一条黄澄澄的链子，但不知是否系怀表，上面是否有肖像。

鲁全发灵机一动，找了个理由说：“老先生，几点了？我还要到贴有招工广告的新闸桥去试试招工的运气呢。”老头掏出了汗衫里的金色怀表，取出老花镜看怀表的一刻，鲁全发看清了怀表上面确有戴御帽的皇帝头像。这下可谓是铁板钉钉，没错，就是他！鲁全发就顺理成章告辞了！

那时分局还没有摩托车，也没有自行车，去远处乘公交车，有乘车证，近处都是靠“11路”走去。听了鲁全发的报告后，事不宜迟，三人疾步赶往马立斯公寓。敲开门后，三人不由分说地冲进屋内，老头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听到动静，睁开双眼，见来者表情严厉，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来算命的小伙子，立刻明白了一切。老头听完逮捕令后，一言不发，被铐上带回分局，途中的路人好奇地观望，大家猜测是犯罪分子，但不知他就是残害李大钊的主凶。

当晚，三位侦查员在居委干部的陪同下，搜查了雷恒成的家。从其家中搜出雷恒成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以及各种飞黄腾达的身份证明等八张之多，他都作为过去的战绩和辉煌的历史保存在精致的盒子里。此外，还有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德国军刀、钢印，以及八个形状各异的精致挂表。

马局长亲自审讯这个罪大恶极的对象，他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而是平心静气地让他交代当年是如何残害李大钊的，老头一言不发，沉默到底。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教育，生活上給予优待，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老头明白再沉默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10月20日清晨，雷恒成吃完早餐，主动提出要见办案人员。承办员赶来后，雷恒成平静地对审讯人员说：“我原本想将这些历史都带进棺材里去的，一个月来，你们给予我生活上照顾，没有像我们那样严刑拷打阶下囚，令人感动，所以我决定向你们道出一切。”

他先道出了自己的身份：真实名字叫雷恒成，67岁，系清王朝远房皇亲戚。清末留学日本，学习警察专业，于1909年被清廷赐予警察兵科举人，先供职于京师警察厅。供出身份后，他开始详细交代残害李大钊和其他先烈的经过。

血债累累，立即执行死刑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关押了22天。据雷恒成交代：“当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头子，我是执行上峰的命令，抓捕他时，从他身上搜出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

据审讯，雷恒成不但参与了捕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1928年，他率侦缉队，将共产党北方局全部破坏，捕获了张铨林等中共骨干六十余人，将张铨林等18人处死，其余均被判刑。

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并在审讯中对赵尚志等被捕人员使用毒刑，受到赵尚志的严词痛斥。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恒成投靠日军作恶多端，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抗战胜利后，他化名“了明禅师”，一度隐匿于北京，后潜逃台湾。

讯证明确后，华东局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指出：“该犯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之一，同意分局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执行死刑前，雷恒成身着囚服，脸色苍白。他表情平静地对持枪的执行者说：“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恳求子弹不要打我的脑袋。”经现场领导同意，决定从人道主义出发，满足其要求。一声正义的枪声，结束了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大汉奸的生命。经过各地公安人员的努力，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吴文郁、王振南等亦先后落网，均已伏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这些刽子手严厉惩处，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报应，也是对革命先烈最大的告慰。经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已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最醒目位置，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原《人民警察》《东方剑》杂志总编辑）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