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

张家康

1920年10月到次年7月，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应邀来中国讲学。时值五四运动后的西学东渐，迷茫困惑的中国知识分子期待着这位当红思想家来指点迷津。10个月的中国之行，罗素作了近20场的演讲，为中国如何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畅所欲言。

应梁启超之邀抵达中国

1920年 3月，梁启超结束欧洲的游历，带着“中西化合”的文化观回到国内。回国后不久，梁启超就组织共学社，旨在“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9月，梁启超又邀约蔡元培、金邦正、张伯苓等组织讲学社，旨在聘请外国名人来华讲学。罗素便在聘请之列。10月，罗素偕好友勃多拉女士乘法国“波尔多”号轮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10个月的讲学旅程。

罗素到达的那天，由蒋百里、张申府前往迎接。当晚在大东旅社举行晚宴，参加者有百人之多。张申府回忆说：“席间，罗素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讲了来华的观感和印象，他希望中国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不要不分好坏而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在谈到中国的改造问题时，他认为各种改造之中最应该注意以教育为第一。”

在上海逗留的3天，他会见了慕名而来的各方拜访者，他们之中有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通过交谈和接触，他感慨地说：“一个文明的中国人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担任他的翻译，他们因在哈佛大学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而有了格外融洽的关系。他给赵元任的印象是：“跟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

离开上海，罗素在赵元任的陪同下来到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园林花木、亭台楼阁、庙宇回廊，令他赏心悦目，兴会淋漓，赞不绝口地称“中国美如画”，甚至表示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准备学习中文。

他在上海作完4场演讲后，于10月26日来到湖南长沙，在湖南教育会作了《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当时湖南教育会在长沙组织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时为《大公報》馆外撰述员的毛泽东被聘为讲演会的记录员。尽管这场演讲十分精彩，让许多人为之喝彩，可青年毛泽东在听了后，却有不一样的认识，他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去信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告别长沙，罗素于11月上旬来到北京，讲学社在北京美术学校礼堂为他举行欢迎会。梁启超代表讲学社致欢迎词，他说，如今人类追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化的生活。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又说，罗素的人格值得钦佩，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梁启超希望罗素把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

从1920年11月9日至次年7月6日，罗素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政治学会、教育部会场和保定育德中学，一共作了9个专题的演说，内容为哲学问题、心的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未开放国之工业、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等。其中好几个专题是长篇演说，有的讲了一个月，有的讲了两个月。他开放活跃的思路，诙谐幽默的话语，博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好评，张申府评论说：“罗素先生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免无刺，但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北大学生组织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他应邀欣然参加，认为“他们都是可爱的青年，既纯真又聪明，渴望着了解世界并摆脱中国传统的网罗”。他对中国问题十分关心，并把这种关心写在他的《中国问题》里。在梁启超为他饯行的宴会上，他建议中国知识分子要敢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不要只是坐而论道，空谈幻想。中国之行，更使他认识到中国问题在世界的影响力。他说：“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整个世界将会受到中国的决定性影响……”

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和建议

和许多西方人不同的是，罗素把在中国看到的羸弱的现状，不仅仅只归因于中国的内政混乱和军阀野心。他认为军阀混战的根子在列强，列强中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它伙同别的列强掠夺中国，力图保护自己在华的“特殊利益”，于是便蓄意制造中国的分裂混乱，以从中渔利。他警告中国来自日本的危险。他说：中国政治势力“每当任何一方行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日本又扶持那行将失败的一方，以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

他努力说服西方人，中国文明并不亚于西方文明，保护其独立发展是全人类的义务。为此，他呼吁西方列强可否发发善心，从长远看，这种善心也是符合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一个统一和平的中国比一个分裂混乱的和布满“势力范围”的中国，更有利于英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

他努力说服英美等国的当权者不要有控制中国的企图，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应该得到尊重，要让中国人有时间有机会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英美应该从自己和人类的全体利益着想，应该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外交上迫使日本吐出山东和满洲并放弃肢解和侵略中国的野心。他又说，中国人如果获得“时间和机会”，就应制造舆论，化解军阀势力，实现政治、军队、外交、海关、铁路等归中央管辖的稳定而充满生机的政府，内政问题解决了，再收回百年来所丧失的主权，一个政治上独立、统一的中国便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清楚地知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不愿看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尤其害怕中国“以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获得独立”。他们太崇尚实力，同是黄色人种的日本就因为曾经打败了俄国，西方人就另眼相看，而当日本吞并了中国青岛，西方各国竟软弱到让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了。他说：“与白人打交道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屈从他们，或者拿起他们的武器与他们决战。”

可他又不主张以武力对武力，只是希望西方国家对中国慈悲为怀，割舍他们的侵华利益，以维护中国的尊严与独立。他应该明白西方列强扩张掠夺的本性，岂会良心发现。中国军阀杀戮血腥的本性，又岂会立地成佛。他的劝诫和建议只是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

他来华时，正值孙中山在南方从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正在初创中。孙中山期待着与他会面。他常去的北大“罗素哲学研究会”，其中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1921年10月，他发表《共产主义理想》时，还在文中附言此文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传单散发。可他一不去广州会见孙中山，二不和初创的中共联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孙中山和初创的中共作为新的政治势力来看待，仅仅对他们寄予了同情而已。他本质上不希望中国走苏俄暴力革命的道路，认为如果那样中国人将会丧失最宝贵的和平品质。

他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没有哪怕是稍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也是备受列强欺凌的主要原因。他欣喜地注意到近代中国铁路似乎是个例外，尽管满洲和山东铁路为日本人所控制，但主要的铁路线路还是由中国人控制。可中国的矿业就很不妙，日本人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煤矿和铁矿。他说：“大规模地发展钢铁工业，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否则，中国人将无力保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他们的文明，以及任何对世界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工业发展控制在中国人之手而不是外国人之手，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怎样才能有中国工业发展的主动权呢？他送了一剂良方：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在一个经济上落后但在文化上并不落后的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義，优点很多。首先，国家比私人更容易得到贷款；其次，通过国家更容易聘请到必不可少的外国专家；再者，国家更容易保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不至于受外国人控制。也许比上述考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办企业，可以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诸多罪恶。”

“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

中国国民性在罗素看来是瑕瑜互见，他肯定中国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爱好和平，宽容大度等。他也看到中国人的缺点，但从未在公开场合揶揄，只是在主人的一再要求下，才轻描淡写地指出中国人的消极方面是麻木、冷酷、怯懦，没有挑战奋争的勇气。又说中国人懒惰、虚伪、爱面子。这自是他的一家之言。

他在来华前有过一次苏俄之行，这使他在自己的演讲中多次提到苏俄，提到布尔什维克，当然其中不乏批评的言辞。他思考过中国这个“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1920年12月10日，他在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作《未开发国之工业》演讲时，就说过苏维埃俄国的工业，已“谓之一新国”，这种经验“必大有益于人类无疑”。只是他在给中国人推荐时，并没有说成是唯一的“最良之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要发展规模化工业，在技术上求助于苏俄不如求助于英美。

他通过《晨报》表明：“吾为极信科学之一人，以为世界各事，皆科学是赖。”他向中国人阐释了数理逻辑、相对论、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方法等20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他说中国人“以古书旧说来断定是非曲直”是极不科学的，是泥古、抄袭、盲从的陈腐陋习。科学的信仰是以客观证据为基础，宗教信仰则不然，是盲从和迷信“经典”及“先知”的“教条”。

他建议中国人“保存中华民族所具备的温文尔雅、坦然自若和安逸宁静，结合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应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条件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国际环境造成的。解决第一类问题包括发展教育、实现民主、消灭贫困、环境卫生和防止饥荒。解决第二类问题包括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大生产、修改条约并收复通商口岸（可以以日本为榜样），并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抵御日本侵略的军队”。

他的演说倾倒了一大群青年学子，当时，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问题是“中国之外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参加者1007人，测验的结果是列宁第一，威尔逊第二，罗素第三。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认为，正是罗素的演讲，激励起青年人对社会改造的兴趣。

北京政府却不满意罗素的这些演说，因为这些演说宣传了苏俄，阐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令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甚至把罗素的《共产主义理想》印成传单散发。这些“危险思想”让他们寝食不安，1921年3月，北京政府曾经要将罗素驱逐出境。7月6日，他在北京作完 《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罗素作为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肯定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复兴中华文明，他诚挚地表示：“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回国后不久，他发表专论《为中国请愿》说：“中国文明并不比我们差，我们不要自封为高等文明的布道士。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他奉劝西方人不要激怒中国人，应该主动、明智地放弃在华特权。他最早呼吁英国当局做个表率，主动将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

他一直关注中国，大洋彼岸的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无一不牵动他那颗炽热的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杜威等发表公开信，严正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接着又与杜威、爱因斯坦等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吁请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国际会议上强烈要求西方各国予以承认并建立邦交关系。他说，西方世界“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

罗素的中国之旅已成历史，但他对中国热情和期待的言论依然言犹在耳，这就是他和拿破仑、汤因比等同样都曾预言过，未来世纪将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