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进

主持人季进：在中国大陆学界，文学史的议题好像总是常论常新，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两拨人马各自出发，遥相呼应，针对趋于僵化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倡议，一时间金声玉振、意气风发，令人怀想不已。今日回望，我们一方面需承认由于种种原因，“重写文学史”大功未竟，千篇一律的文学史著作仍然在生产、量贩和流通，以至于“走出文学史”的呼声甚嚣尘上;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的发展与现实语境的变化，“重写文学史”本身也到了被重估和重写的时候，借用陈平原在新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序言〉中的夫子自道，当年的激扬文字，一转眼已化作“历史事件”，其局限与不察已经无从修改，只好留诸历史化的对待。既然要回归历史现场，我们首先应该看到“重写文学史”的契机不仅埋藏在本土学术自身的演进脉络里，更与跨文化、跨语际的思想碰撞息息相关。夏志清最初在大陆学界引发激烈讨论，甚至不断激发后之来者的辩难对话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正是一部“文学史”吗？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史的讨论大有复苏之势，我以为与海内外学界新一轮的对话与思辨有关，其表征之一，乃是欧美学界多部中国文学史的汉译出版。顾彬（Wolfgang Kubin）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宇文所安（StephenOwen）和孫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及即将推出的王德威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等重量级著作纷至沓来，其中每有异于习见的内容或结构，总令读者沉思良久。如果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追求现代性”的产物，因而总是与一时一地的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与阈限休戚与共，那么基于当下的语境，我们理应询问，当时空的疆界不断延展，文化的轨迹川流交错之际，文学史书写是否有从“别处”出发或在“别处”落脚的可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彼时彼地的文学史书写又将因循怎样不同的传统和规范，受到怎样不同的干涉和限制？不同传统下的文学史书写又会形成怎样的对话？要回答这样的大问题，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回到具体的文本中。文学史在西方学界并不是热门的学问，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于文学史的形态或者规制的变化远不如我们敏感。比如与《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同属一个系列的“哈佛版”法国文学史就因为与传统的文学史体例相去甚远，在翻译到法语时干脆把“史”字给去掉了。对于本身处于边缘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史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一直以来其实乏人问津。不过2016年以来，一批新著突然涌现，引人瞩目，对此我们已在第一时间做过介绍。这背后当然不是时间的巧合，而可能体现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共同的疑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动向，对于这一动向的体认，自然有待我们的探讨与对话。本期两篇论文就基于这样的思路而展开。

李松和刘欢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与元—方法论的批评实践》以“元—方法论”为线索，解析《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的立论位置和实践方略。文章沿着罗鹏《导言》的思路展开，着重讨论原书的三个部分，即“结构”“分类学”以及“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在作者看来，这三个部分其实关涉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三个基本的问题：何为现代，何为中国，何为文学。在第一部分“结构”中，所选诸篇文章关注的并非具体的文本，而是其生成的种种结构性条件，甚至是文学史自己的“故事”。这些结构性条件的流动多元，代表了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诸种冲动与可能，而对此的考掘将拓宽“现代”文学的入口。在第二部分“分类学”中，编者通过不同的分类方法，阐述其复数形式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概念，以辩证中国文学、华语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等新旧概念的有效性，编者认为与其纠结于复杂概念本身，不如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变革和突破，采用集合理念来重新认识华语文学，带来一种更广阔，更具弹性的“中国”文学观。在第三部分“方法论”中，编者铺陈各类批评和解读的案例，来试验“文学”的限度。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了“手册版”的理论关切和开创的发展空间，指出“《手册》与其说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多样化、多层面、多角度的考察构建元—方法论研究范式，不如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场方法论实验，解构了传统僵化、模式化、均质化的文学解读，激活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实践与学术生长点”。

与此文相呼应，拙作《通过碎片来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论〈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文学史形态》则重点关注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历史意识与书写形态。我的论述围绕该书的四个板块展开：“历史与地理”“文类与类型”“文化与媒体”“议题与论争”，与上文类似，我认为张著也有着明显的“后设”意味，因而着重揭橥其问题意识与理论设计。在《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中，张英进点出“文学史”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空间”或者巴赫金（M.M.Bahtin）意义上的“时空体”。此“空间”既包含地理上的跨境、跨国，也同时承载不同议题和观念之间的拉锯，充满运动性。这一思路也体现在其四个部分的实践中：在“历史与地理”中，张英进着意通过时空的重叠和并置，突出叙事的不连贯，以呈现文学史书写中的杂糅与歧义。在“文类与类型”中，张英进以翻译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通俗艺术为例，诉诸一种持续推进文学跨语际实践的努力，呈现了在新的语境里，继续发展文学的思路。在“文化与媒体”中，诸作者从网络文学谈到木刻版画，从视觉转向到西方美学，一再显示内容与载体的辩证：文字的操演，如果没有物质载体的跟进，本身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议题与争论”中，张英进特别将论争视为一种动力机制（institution），代表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并由此生发有关“整体性”与“记忆”的话题。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体现了张英进近年来对于中西方文学史书写的诸多反思，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如何通过碎片，重新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整体性”的可能性，使其深化而不是重复我们对于文学及其历史的理解。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