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与元—方法论的批评实践

李松 刘欢

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界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进展，新作迭出，影响很大。作为西方汉学界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无论是梅维恒（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是近几年张英进主编的布莱尔威尔版《现代中国文学指南》、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指南》、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魏朴和（Wiebke Denecke）和李惠仪、田晓菲等编撰的《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1000 BCE — 900 CE）、顾明栋主编的《卢特利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等，他们都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展现了西方汉学研究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学术风格，这对国际学术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其中，以罗鹏（Carlos Rojas）、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①（以下简称《手册》）展现了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别样的视域与思路。《手册》目前尚无中文版，只有导论部分翻译发表②。同时，除了三个访谈③之外，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并不多见。《手册》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多样化考察，构建元—方法论研究范式，并在此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实验，解构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实践。笔者在本文首先探讨元—方法论建构的缘起，然后抓取“现代”“中国”“文学”三个关键词，以此视角观照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且为学界所热切关注的学术话题，即“现代”文学史的生成、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从而揭示元—方法论所展示的文学世界与批评实践。

一、元—方法论的建构缘起

《手册》的《导论：“文”的界限》细致交代了在《说文解字》的影响和启示下元—方法论构建的逻辑线索。罗鹏选取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刻背》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对故事线索“文身”的论述，发现神秘字符“纹”与汉字“文”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说文解字》中找到答案，“纹”是在“文”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对“纹”的理解离不开“文”的释义参考，进而追溯到“文”的产生，从而挖掘出作为象形文字的“文”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意义和方法论思想。在《手册》的导论中，罗鹏具体阐述了编撰此书的学术立场和学术目标：“就如同《说文解字》对于‘文的解释，本书的目标并不是要界定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也不是要对这一概念可能涵盖的东西做一个全面的调查，而是提倡通过一系列策略性的介入来阐明决定现代华文文学如何出现，如何被认识，以及如何被解释的结构性条件。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一系列能在处理现代华文文学文本的同时提供不同方式以重估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的方法论。我们主张现代华文文学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其意义和局限在解读的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同理，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统一的概念，而是关于什么是现代华文文学的不同概念相互重合所形成的复合体。”④元—方法论视域中的研究范式、视角和立场必将带来文学史书写模式的革新，其不拘一格的编撰体例、推陈出新的材料和真知灼见也必将给读者带来非凡的阅读体验。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理论赋予了罗鹏思想灵感，那么中国的象形文字则给予了他方法论启示。关于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尽概括了汉字的生成脉络和构形特点，言简意赅地指出：“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⑤这表明汉字是先民们劳动与生活实践的产物。在清苦的劳动生活积累中，先民们经由感性的直觉经验渐渐地找到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并从这些相似、类似的地方捕捉到了物与物所具有的相通的“天然属性”。这种两物相通的“天然属性”无疑确保了用此物来标记彼物这一构想的实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观物取象。汉字具有明显的符号象征意味，不仅仅是对客观物象的模仿，更渗透了人们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表达了主体的主观情意、审美判断乃至艺术与文化思想，因此汉字总是携带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一个符号，可以是一种偶然生成的事物，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⑥此外，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文”和“字”二者之间的区分和联系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合体之“字”是由独体之“文”演化而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汉字存在着本与源的关系。他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表明：“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⑦许慎把汉字分为两大类的依据和来源至此显而易见，在他看来汉字构成的要素主要是形和声。第一类“文”是用“依类象形”的方法创造的，这一类字的形体是独立的，不能拆分的，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指称，如我们所熟悉的象形文字“文”“日”“月”等。第二类“字”则是用“形声相益”的方法组合起来的，这里的字就是词了，它是由独体之“文”拆开和拼并组合而成的，更多的是一种写词的方法。由此可见，“文”与“字”是源与流的关系，“字”是在“文”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与此同时，文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也反映了汉字从“文”到“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关心的是人类的‘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⑧《说文解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对于汉字的认识和理解是有迹可寻的，关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汉字的分类、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等都可以从中找到确切的答案。正如罗鹏所说：“《说文解字》在这里所提供的并不是像今天的字典里的那一类解释，而它试图通过指出一个字符可推定的词源、其视觉形式，以及可能的造字用途来表明其意义。”⑨《手册》关于元—方法论研究方法的主张，是对当今类型化和封闭化的文学史著述泛滥的反拨，其目的是解構和突破传统文学教条化、僵化和均质化的阐读方式和书写模式，鼓励和倡导多元性、多层面和多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从而跳脱出唯方法至上的本质主义思维桎梏，对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参照。与传统文学史阅读经验不同的是，元—方法论研究方法在《手册》中的运用旨在为读者展示和提供理解现代华文文学的不同路径，从而引导读者获取丰富而多元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者最终收获的不是作为知识与学理属性上概念界定明晰的现代文学，而是可以畅享每一次采用不同方法近距离接触现代文学的旅行过程。

二、“现代”文学史的生成

《手册》的内容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结构”（Structure）命名，重点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结构性条件，第一部分开头编者开宗明义论述了编撰“结构”的缘由。编者对现代文学结构性条件的探求缘于《说文解字》中“文”的第一条解释的启示，正如汉字的产生源于“错画”的图案。“《说文解字》中对于‘文的第一条解释指出这个字符图案包含一对交错的笔画（‘错画也）。这条解释既可以理解为是在讲这个字符本身如何被书写，也可以理解为是在指涉传说中那启发了汉字产生的由痕迹交叉而成的图案。可以说，‘文字条目的第一句同时点明了‘文这个字和整个汉字书写系统（也被称作‘文）得以产生的结构性条件。类似地，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试图思考影响现代华文文学产生、传播和消费的结构性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文本，更使我们理解这些文本所处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⑩那么现代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呢？是何种现代？《手册》第一部分将关注点集中在现代华文文学的生成机制，也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文学的产生，通过结构性条件的讨论深刻地把握现代文学生产的来龙去脉，对生产这些文本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文学生产是在一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文学观念回答“文学是什么”，涉及文学的本质，它主要表达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文学观念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多元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气候和文化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学观念。罗鹏认为：“这些关于结构性的思考并不严格处于文本之外，而可以被看作是文本的直接延伸，作为一种同步为文学生产提供必要条件的类文本。通过分析多种结构性条件，对于作为其结果的文学文本，以及文本解读本身的根本意义，我们都将获得更精微的理解。”11在《手册》中，读者用不着再拘泥于传统的文学认知观念，固执地把文学的审美性和社会性作为衡量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主要指标。相反，《手册》追求一种更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文学观，展示和提供了一系列策略性的方法介入来阐明现代文学的生成途径。这些策略性方法的介入在编者罗鹏看来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不仅包括文学界定所依赖的语言角度，而且还涵盖文学生产的机制等诸多方面，这些众多因素的汇聚共同构筑了现代文学书写的全面理解。

那么，影响现代文学生成的结构性条件究竟有哪些呢？《手册》的第一部分“以小见大”列举了众多学者和作家对于这些结构性条件的讨论。例如邓腾克（Kirk A.Denton）的《鲁迅，归国与五四现代性》、纳撒尼尔·艾萨克森（Nathaniel Isaacson）的《东方学、科学实践与晚清通俗文化》、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的《论所不知的：翻译、知识与现代文学》等。其中，陈平原的《文学史的故事》从认识论范式详细地勾勒了作为文体的文学史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出现和兴起的。他首先以鲁迅为何从事文学史写作的话题展开讨论，分析鲁迅撰写诸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述是教书授课的需要。显然，鲁迅的教师角色决定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必须编写属于自己的教材，“如果没有学术教学，或者教学机构没有把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鲁迅等学者可能就不会从事文学史的写作”12。与此同时，教材的出色编写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给作者带来极大的声望，迅速改善作者的生活条件。“为北京大学编写的教材不仅用于这个特定的机构，而且还在全国各地传播。”13这些优秀的教材成为日后学界撰写文学史的重要范本。鲁迅的个人经历以及北京大学教材的编写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新教育体系下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与书写者的教学工作密切相关。教材的编写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质量较高的教材能为教师开展教学和指导学生提供重要的知识来源。陈平原从晚清以来中国向西式教育体制转型的重大历史背景下展开对文学史的追踪和考察，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体系下的知识无疑是近代中国西化过程的产物，在新的教育体制的推动下，文学史自觉地承担起构建文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话语工具。与传统以修辞学、审美情趣和写作为核心的文学教育不同，“文学研究的核心已经从‘文体写作技能的培养转向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它不是建立在个别作家或学者的审美观之上，而是成为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已然化为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因文化的需要在表达民族情感、团结民族精神、吸收外国文化和进入“世界文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影响文学史的书写有众多的因素，在这里讨论的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正如陈平原在结尾时所总结的：“谈论‘重塑文学史而不是‘重写文学史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个过程不仅涉及作家的文学评价或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而且还涉及阅读和训练、学科和写作、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教育机构和市场等因素。对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史形象进行思考、较量和重构，目的在于揭示学术所蕴含的情感、诗情、想象和批判精神等深层内涵。”15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史，无数文学史著述的书写并不排除炒旧饭式的重复，同时，也有不少作品是重新构建新文学观念的产物。

三、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说文解字》关于“文”的第二条解释“象交文”，描绘了这一字符所显示的外观形式与笔画状态，这种笔画形式与前面第一条的字符图案极其相似，根据上述关于汉字字符起源过程的论述，可以发现字符本身的笔画结构是建立在对最原始图案的模拟基础之上。在罗鹏看来：“这两条解释的主要差异在于第一条强调这一字符的组成结构（“错画也”），而第二条侧重于描述它的视觉外观（“象交文”）。第二条解释依赖的是《说文解字》中的‘象形法，即假定字符的外观可以反映它的意义。这一方法表达出一种观念：形式具有意义和价值。”16在文学史研究领域，随着现代文学的深入发展，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类型、文学体裁等众多问题浮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文学史常写常新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手册》的第一部分主要从结构方面来探讨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那么第二部分則回归到现代文学的具体内容，采用分类学（Taxonomy）的思维方法来研究不同的文学概念和类型。罗鹏在《手册》中指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试图采用一种类似于‘象形的方法来考察文学的分类。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分类法都以表面的相似性作为基础，而我们将特别考察一系列历史的、族群的、区域的和形式的因素和与其相对应的文学概念。我们这么做并不是要分出孰优孰劣，而是试图阐明思考不同分类学及其逻辑的多样方法，并最终探索现代华文文学这一概念背后的诸种预设。”17多样化的分类模式体现如下，例如田晓菲以分析浩然小说为切入点重新思考特定时期的历史与文化，马修法拉利（Matthew Fraleigh）从19世纪汉字文化圈的诗学交流讨论中国文学的边界，江慧珠（Belinda Kong）分析作家郭小橹从而展开对英语文学概念的思索，季进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西方文学翻译作品问题，宋明炜将目光投向处于文学体制边缘的科幻小说，安敏轩（Nick Admussen）回溯了散文诗这一复杂体裁的生成路径。正如罗鹏在《手册》中所说：“以上讨论的每种文学分类法都以形式上的近似作为基础，但在每一个例子中这些表面上的近似性都阻碍我们看到潜在的更复杂的，甚至相对的结构性逻辑。但是，考察这些近似性正是批判性地重新检视其对应的结构性逻辑的出发点，并且在这些过程中一系列多样的另类的文学分类概念也将得到考虑。”18多元化的文学分类法的共同交织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

近些年，国内外学界对“华语文学”相关话题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关于华语文学的相关问题，罗鹏在相关的访谈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手册》中为什么使用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Sinophone，以及他对于Chinese literature的理解。罗鹏认为：“英文的 Chinese literature 的意思很有弹性，因为Chinese这个形容词可以被翻译成‘中国的、‘中国地区的、‘中文的、‘汉族的、‘中国/汉族/华文文化的等等。所以，我所使用的Chinese literature一词有多种意义，无论是直接翻译成‘中国文学、‘中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都是以偏概全，有问题的。我们所关心的作品与文学现象既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也包括来自港台、南洋、欧美等地区的;既包括用中文写的作品，也包括一些用日文、英文、彝文等语言书写的作品。”19与传统封闭、固化的释义参考不一样，Chinese literature在罗鹏眼里只是一个虚构性的标签词汇。无论被翻译成“华语语系文学”“华文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和“世界中文文学”，这个标签术语囊括了所有基于语言、内容、起源或作者身份背景等角度的“中国”文学作品。罗鹏想表达的是，作为读者必须坚持采用包容、开放、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而不是执着于概念内涵的本身。“中国文学的标签不是给定的，而是作为审查的对象本身需要不断重新定义。坚持使用复数来绘制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连贯的、统一的文学语料库，而是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文学与汉语形容词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多重的。”20罗鹏认为，面对华语文学这一复杂的学术话题时，与其纠结于复杂概念的本身，不妨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变革和突破，因此他采用分类学的集合理念来重新认识华语文学。罗鹏在与季进的对话中具体阐述：“就像我在《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的引言中写道，我发现基于家族相似逻辑来理解华语语系、世界中文文学或我统称为‘中国文学的分类是可以带来新的思考的。也就是说，没有唯一的标准（如用中文书写）来严格定义这一集合具体包含的内容，而集合中的每一元素都符合一项或多项一系列互相重合的条件。……最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作品研究往往凝聚成分离的学术子域，每个子域都有其自身的阐释方法，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对现有时期划分传统边界的质疑确实可以被看作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21这段论述清晰地展示了《手册》元—方法论研究范式构建的思考路径。对于华语文学的再认识，与其说是罗鹏提议读者大众持一种更广阔、更有弹性的文学观，毋宁说是元—方法论研究范式的一场理论实践。

四、“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

《说文解字》中关于“文”的第三条解释是“凡文之属皆从文”，这个条目清晰交代了与“文”相关的构字方法和理解方式，换句话说，凡是与文有关的字都可以从“文”字身上找到答案，即罗鹏所说：“第三條解释则转向其意义，以及其构造其他表达类似意义的汉字的方法。”22不同于前两条的解释主要围绕这个字符的本体展开，对其结构条件和外观形状进行精确的概述和细致的描绘。第三个条目的释义更侧重于这个字符实践方法的普适性，指出这种理论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罗鹏认为：“它指出了一种解读方法的运用，即理解一个字符的一部分的意义可以促进我们理解整个字符的意义。”23正是由于《说文解字》关于“文”第三条解释的方法论启示，罗鹏重新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进而尝试并构建元—方法论研究范式。《手册》的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方法论”（Methodology）展开，通过列举一些具体的文学解读的实践案例，为读者展示和提供了一系列新颖的文学文本解读方法。这些方法纵穿古今横跨东西，既有中国传统的诗学方法又有西方现代的批评方法，多样化的解读从实践操作层面再次论证元—方法论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与季进的访谈对话中，罗鹏谈到了对于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术语“纯文学”的理解，他认为：“‘纯文学涉及两种相互关联却截然不同的现象。首先，它指的是经典文学这一类别，即不以商业或政治为目的而是因独特的美学价值而得到认可的作品。其次，它也指一种阐读方式，即主要是对作品的美学价值而非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含义进行阅读和评价。因为任何试图要勾勒出纯文学范畴的做法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的影响，而传统的观点却恰恰把这些要素与纯文学对立了起来。”24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鹏对于“纯文学”概念的理解正是元—方法论理念影响的实践产物，他摒弃了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追求一种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路径。他并没有直接下定义告诉人们“纯文学”是什么，而是从多元性的思维角度出发深入细致地剖析概念所涉及的关系层面，进而引导对于这个概念的认知。罗鹏不遗余力地将元—方法论这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具体问题的研究。纵观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我们会发现其对于学术问题另辟蹊径的独到见解无一例外都贯穿着方法论思考，几乎都是元—方法论视域观照中的延展。

《手册》的面世可谓元—方法论指导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新型书写。与前面两个部分相同的是，第三部分也合计包含十五篇文章，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为出发点。例如王德威探讨了现代时期中国文学思想的三种相遇，苏源熙（Haun Saussy）和葛兆光重点描述了20世纪初诗学转向思想潮流的基本特征，并指出“新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以政治与心理学为立足点。例如王斑借用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挖掘丁玲20世纪30年代小说创作所凸显的“积极性升华”气质。第三，以一系列社会与社群问题为突破点。例如唐丽园从人和生态危机的关系出发，深刻揭示朱天文同性恋小说《荒人手记》和阎连科作品《丁庄梦》所蕴含的共同生态问题。第四，以时间性和族群政治身份问题为切入。例如贝纳（Brian Bernards）通过考察马华文学的国族身份与族群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提供一种“马来西亚作为方法”的分析模式。罗鹏在《手册》中最后总结：“我们在这里能展示的解读方法论是有限的，仍有无数种阐释学策略等待我们去使用。最后再次强调，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区分孰优孰劣，而是鼓励对于现存方法论的诸种隐而不显的前设进行批判性的重估。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元-方法论，能在研究文学现象的同时思考这一解读范式本身。”25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文学文本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会获得新鲜、陌生的阅读经验，因而关于解读方法远远不止《手册》中所呈现的，但学者所聚焦的研究对象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无疑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拓宽了研究范围，推动学界同仁自觉反思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不足，从而促使文学史的不断重写成为可能。

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域外汉学家对现代文学的翻译、书写和研究，已经构成不容忽视的力量。毫无疑问，海外汉学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新颖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了研究水平，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从宏观视野来考察中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比较，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一直是学术界密切关注的课题。在《手册》的第三部分，罗鹏有意识地对这类问题作了积极回应。笔者选取张英进的文章进一步来说明这一问题，他的《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26主要以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为切入点，文章开篇部分结合具体的文学史著述描述了西方文学史编撰的历史过程，即文学史的书写经历着由强调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循环发展过程。他重点考察了西方学界将文学史研究理论化的趋向，指出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文学史书写方式的影响，即“新的文学史把片段化和断裂性变成文学史编写的结构原则”27。关于这种影响最突出的特征是：“北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范式的变迁强化了一种对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种共识激励了以异质性和片段化为标志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并且让人们逐渐倾向于寻求他者性和非连续性。”28随后，张英进梳理、阐述了北美和大陆学界眼中的文学史学，并敏锐地捕捉到中西方文学史编写存在差异，言简意赅地指出：“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中文学界拥有众多的文学史著作，而北美学界的这个领域却几乎无人问津大型的文学史著述，而更关注特定的作家、群体、时期和主题的研究。”29作为文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史著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学术倾向。张英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洞察和思索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我希望通过把中国和欧美不同的学术走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探求文学史的另类视野与实践（譬如跨国族的、跨区域的、跨地方的），即那些由于过度强调整体性消失及其再度想象时可能遭到忽略的视野和实践。”3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英进以宏观比较的视野分析和反思了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足，以及发掘出这种差异产生的背后原因，并由此提出摆脱目前研究困境的可操作性方法，即唤醒文学史作者的主体意识，构建新型的比较文学史。总之，笔者通过对张英进所撰章节的细读，发现他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无不包含着方法论思想，其中比较文学史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元—方法论研究范式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它清晰地表明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最新的学术动态和研究趋势，从而为重建中国文学史新视野创造了现实可能和理论准备。

结语

元—方法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可用《庄子·逍遥游》里的“瓠落”来说明，有些理论问题也许如惠子的大葫芦一样大而无用，却能够引导我们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从而完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手册》非常重视元—方法论的理论实践，在《导言》中多次强调运用方法论来重新剖析文学史。贯穿了这些理念和方法的《手册》重新书写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展现了美国汉学界独特的理论视角、学术传统和研究模式，凸显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手册》与其说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多样化、多层面、多角度的考察构建元—方法论研究范式，不如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场方法论实验，解构了传统僵化、模式化、均质化的文学解读，激活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实践与学术生长点。

【注释】

①Carlos Rojas，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②④⑨⑩11161718222325罗鹏：《导论：“文”的界限》，《南方文坛》2017年第9期。

③关于《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杨鸥：《中国当代文学引发海外汉学研究热》，《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29日第6版。姚新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命题——采访罗鹏》，《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季进：《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罗鹏教授访谈录》，《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⑤⑦[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定，中华书局，1963，第314页。

⑥[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25页。

⑧[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3页。

1213141520Andrea Bachner，Carlos Roja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132、136、142、147.

19姚新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命题——采访罗鹏》，《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

2124季进：《关于概念、类别和模糊界限的思考——罗鹏教授访谈录》，《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26张英进撰写的内容已被译作中文发表于國内期刊，因而笔者在这里主要围绕中文译作展开详细的论述，阐析这篇文章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上体现了编者罗鹏所倡导的“元—方法论”理念。

27282930张英进、雷俊：《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李松，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刘欢，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大学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支持计划：武大—杜克中西文论的对话互鉴研究联合科研平台（KYPT-PY-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