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知识论批评研究

2020-04-07 03:33李志艳过嘉会
南方文坛 2020年2期
关键词:话语文学文本

李志艳 过嘉会

在李敬泽的文学作品如《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掀起了文学生产知识的探讨热潮之后,《南方文坛》在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抛出了文学与知识关系讨论的新锐论题,会上刘方说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七届客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们将围绕‘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①这应是对当代文学问题和知识问题的及时回应,因为当代的“‘知识爆炸并不能保证就能提供有用知识”②。因此,以独秀女作家张燕玲《好水如风》、杨映川《不能掉头》、黄咏梅《锦上添叶》③三部作品为案例来作文学的知识论批评研究,就是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回应与深入。

关于知识的完整论述,首推柏拉图,他在《泰阿泰德》中借苏格拉底等人之口,道出了“知识”的三个主要奥义:第一义指寄托于语音的思想痕迹;第二义是顷之所云历举元素以达于全体;第三义是众所共持之义,即能言一物所以异于其他一切物的特征④。柏拉图关于“知识”的说法涉及了三个层面,知识的本体是思想,知识的显现是能够被证实的认知,知识依赖于言说或者说知识亦是一种符合性言说。柏拉图的知识论思想有着明显的理性论色彩,而从心灵到获得认知的过程中,却充满着矛盾,“当心灵把自己置于在被真理照亮了的事物上以及盯住在一种事物的本身上时,它能认知、理解,而且具有认知力。但是当它把自身盯住在一种与黑暗混合在一起的事物上……它不具有认知力了”⑤。以此为基础,柏拉图的思想建立西方知识论的基本格局,使其有了先天、后天之分,“柏拉图认识一切知识都是先天的(即在先的东西)知识,即我们不依赖感官经验而拥有的知识,它与后天的(即在后的东西)知识相对,后天的知识是偶然的、经验的知识,它是从五种感官而来的经验而得到的知识”⑥。柏拉图是一名知识真理论者,但在“先在论”方面却留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以在“真理”的前定条件下,后天也具有获得知识的可能性。

真正将后天知识论进行弘扬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和休谟。洛克在反对“知识天赋论”,强调实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白板说”,他先是确定了什么是观念,“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它们来自“经验”,而且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都“导源于经验”⑦。以此为基准给知识做了界定:“所谓知识不是别的,只是人心对任何观念间的联络和契合,或矛盾和相违而生的一种直觉。”具体表现为四种关系“(一)同一性或差异性,(二)关系,(三)共存或必然的联系,(四)实在的存在”⑧。洛克对于实践经验的强调,其意图在于挣脱理性逻各斯的先在性束缚,给神性捆缚的人性松绑,将知识的选择权与认定权交还给人类本身,不断寻求在资本主义崛起中所应该获得的认识人本身以及人之价值的实现。但洛克同时又强调知识有“直觉的,辩证的,感觉的”三种等级,“在这三种的每一种中,明白性与确实性都有各别的程度和途径”⑨。是以洛克的知识论在思维方式上、逻辑性上,以及知识的确定性、求普遍性等上面又暗示了他并不能完全摆脱理性中心的实在影响,终究难以实现知识思想的彻底解放。

休谟和洛克一样强调经验论,但休谟的知识论思想是建立在怀疑论对峙神权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休谟那里,知识演变成了知识对象和认知方法的结合,“能够成为知识和确定性对象的”有四种,即“类似、相反、性质的程度和数量或数的比例”⑩。知识的目的是通过“经验”和“恒常结合”的方式获取观念,“当任何印象呈现于我们的时候,它不但把心灵转移到和那个印象关联的那样一些观念,并且也把印象的一部强力和活泼性传给观念”11。比较起洛克来,休谟的知识论思想怀疑色彩和矛盾性更为显著,他一方面强调观念间的联系原则只有三种,即“相似关系(Resemblance),时间或空间中的接近关系(Contiguity in Time or Place)和原因或结果(Cause or Effect)”。而“我们的理性如果不借助于经验,则它关于真正存在和实际事情也不能推得出什么结论”12。休谟怀疑和批判神性论与先在论,又把经验论打扮成了新的神祇而置于決定性与唯一性的高度;另一方面,在由知识获得观念的路径中,又将信念与灵魂,感觉印象、记忆与经验,活动性与确定性等并置,实则是人类真理理性和生命感性之间无可奈何的联合。

对比起休谟和洛克,康德的知识思想有明显的融合倾向,他首先认识到了人类理性在知识中的尴尬和两难,即人类理性能够解决知识的某些问题,但在某些方面知识又超越了人类理性。针对于此,康德提出“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所有的知识很有可能都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感官印象只是诱因)从自己本身中拿来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并且根据知识的产生是否完全依赖于经验本身为标准,将知识区分为纯粹的(先天的、形而上的)知识和经验性知识。这其中内含的原则是“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就是一种先天知识的可靠标志”13。当然,先天知识和经验知识并不能完全区分,因为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即“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要素”和充要条件,“以至于概念没有某种方式与之相应的直观,或直观没有概念,都不能产生知识”,与前面所论之经验知识和先天的(纯粹的)知识对应,“如果其中包含有感觉(它以对象的现实的在场为前提),那就是经验性的;但如果表象中没有混杂任何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就是知性”,直观和概念、感性和知性密不可分,共同指向知识的产生,“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物概念是盲的”14。知性和感性只有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知识。康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知识论的主流,其影响一直沿用至今。

于此可以得到关于知识的几个结论:第一,知识在本质上是人类认识路径而产生的思想成果,它起源于人类对认知对象的感性知觉,诉之于人类经验世界,对此进行思维而形成观念,进而获得知识。第二,知识虽不排斥感官感性,重视经验,但其求确定性、稳定性的根本属性决定了知识的本体是理性本体,它在寻求人类社会普遍认可、或者说其自携带的趋同性存在发展能够自然而然地厘清世界的规律性,进而建构人类思想、建构人类社会。这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第三,知识在表达时是分析的或综合的判断,语言和知识相互从属、相互约束制衡,在这个基础上,语言是表述知识的一种知识。第四,知识论从一开始就培植了自己的掘墓人,它重视感官,依赖经验,在人类世界中抽离人类的影响而试图树立先在的、纯粹的知识模式,并以此形成知识论的基础主义。这忽视了经验中人类的天然的多元化诉求和感性的自我性能力,进而在实践与先验的鸿沟中点燃了颠覆的燎原之火。是以后现代之后,在实践领域中“在知识的构成特别是作为原创性知识的发现和科学发明发现中,非理性的作用尤其重要”15。而在哲学领域,“只有摧毁实在论、二元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传统哲学的一系列根本观念,才能超越知识论的真理观,将哲学从科学主义的迷雾中解救出来”16。也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包括其他艺术才能从“影子的影子”的模仿论走出来,塑造自主而自足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有两条基本线索,其一从门类范畴来说,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也能够基本对应纯粹理性认知和体验情感性认知两大知识获取渠道;其二是从文本出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本表现对象中的知识门类,它能够包含第一种分类方式;一是言说的知识,即文学的文本话语也是一种知识形态,它以人为中心,以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想象建构为纽带和动力,以文体学要求为基本建制,遵从社会、文化法则,接受语言学的规律约束,是综合含混性的知识和知识表征的统一体。在具体的文本中,知识的多元存在直接构成了文本层次结构,也潜在地规约着文本的创作逻辑与美学原则。

在知识论的角度上,以纯粹理性认知为表征的客观性事实、自然科学知识是为文本的初级结构,它指向唯一性的客观真理,依持自身的发展逻辑,具有知识的一般通约性和共同享有制。如张燕玲在《西津渡,锅盖面》中出现的“西津渡”“镇江”“锅盖面”,在《水萝卜》中提到的“只是不经雨的水萝卜不宜掘,即使勉强把它掘出来了,也是须根涩渣”等;杨映川在《马拉松》中提到的“狮山森林公园”、《金刚经》中存在的“如是我闻”句样等;黄咏梅在《故乡:默认的连接》中提到的“父亲是广东潮汕人,母亲是贺县(今贺州市)人”,“从桂林到广州到杭州,离开梧州一次比一次遠,回家的次数随着距离的改变而减少”,在《时间堆积在常山》中提到的“地质专家要判断全世界所有那个年代的地层,都必须把常山黄泥塘‘金钉子剖面当作尺子比较,以此为标准,来推断分析其他各地的地质年代”等。这些描写作为知识的功能性主要表现为,它是事实性客观存在,构成文学文本的文体学相关要素,如场景、行为动作的承载对象等;作为作家的审美对象,沟通着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展现出文学创作的起点与元生态势;作为某种特定知识类型的表征,它蕴含着的规律制约着文本意义脉象,构成行文逻辑与机制的潜在法则。如“锅盖面”的饮食文化审美,《金刚经》中折射的宗教文化,贺州伏隐的家园情结等;作为文本与读者的通约性基础,它成为读者进入文本的途径和依据,是作者与读者以共同的审美对象为基础所进行的共同话语的元初享用。

社会人文知识是文本的二级结构,它门类繁多,包括历史、地理、政治、教育、文化、经济、道德、伦理等,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本身。与文本知识的初级结构比较,社会人文知识更为注重以人为基础对人类社会构成的种种认识,是以经验体会融汇纯粹理性、逻辑判断的综合知识形态。是以“人文知识思想应该高度重视精神价值在历史和社会中独特的存在形式,以及这些价值形式如何流变和转换”17。社会人文知识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不排斥个体性的独特发现,但一经形成,就以自身的知识范畴、体系以及流变轨迹、价值显现形成自身的逻辑理路,它以知识的通约性显示出文学的集体经验书写,是文学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意义生成机制的重要构成维度。如张燕玲在《巴金遇到金城江》《文学批评三人行》等篇目对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的书写;杨映川在《不能掉头》《失魂台》等篇目中对地方饮食文化的刻画;黄咏梅在《文学的气场》《反响的焦虑》等篇目对文学创作的认识等都要尊重知识的特点与属性。社会人文知识是以人为中心、人类社会为对象的认识模式,它更能在强调一般知识属性的前提下突显个性化见解,对于读者而言,也就能在共有的对话平台上形成个体性的碰撞与交流,它在贯穿历史的同时也为文本的复义性创造了条件。

文学文本的三级知识结构是作家与读者的体验认知。与前两者比较,从文学创作、接受的角度来说,前两者是作家与读者的体验认知对象,并经由相应的艺术形式,赋予与之契合的情感与想象,进而形成艺术质变。它对文本初级、二级知识形态形成借重与反拨,即将事实现象、自然科学、人文知识等置于新一轮的认知活动流程之中,知识被还原成知识产生的对象和元生场域,知识产生于人类具体而特殊的认知活动之中,知识先在性的理性中心论就得以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创作是要还原认知对象、塑造认知语境与路径。生命及其主体性在美学制式中解构了知识已有的逻辑属性,认知活动的整个程序得以再现和重新组构。同一认知对象因为认知主体、认知活动的差异必然导致知识产生的差异。认知的结果(知识)回位于认知过程,知识的话语方式及其话语权交还于认知主体及其相应的认知活动。知识在同一于生命与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而审美化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体验认知的审美化传达,它在部分占有世界现象和共享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知识的个人化生产,文学创作的知识生产形态是私密性向共享性的过渡与发展,它是社会共享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不泯灭自身的特色与个性。它以感染力、召唤性、启示作用来消解知识的冰冷、纯粹与静默,让知识拥有温度、情感和生命的喧哗与跃动。是以在张燕玲的《家中有女初长成》中能够读到小女孩的成长史、母女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以及育儿的经验知识。在《冬夜随笔》中又是在自身的切身体会中传达出对于文学、生命、写作的认知。这一切宛然是从生命中直接生长出来的,生命的繁荣与生机也就是知识的多元与璀璨。黄咏梅《天天向上》则在“酒吧”现景的叙述中直陈对经验、记忆、宇宙、人生的看法和理解。在《时间堆积在常山》中,黄咏梅在“榨油”的工序知识抒写中,直面时间这一哲学问题,提供了关于时间的辩证性思考,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理性的魅力。杨映川则用严肃而冷静的面孔去裹挟一颗滚烫的灵魂,在《马拉松》《我困了,我醒了》等篇目中,艺术世界并不掩盖生活事实的残酷与伤害,但“善”与“真情”却始终昂扬,诠释着生活与人生的真义,这种知识反过来炙烤生活、鞭挞灵魂,却又直指知识的生命本真。对于读者而言,这一切并不形成“强权式”的命题与“指令性”判断,而是新一轮认知的开始,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必然会产生认知的差异与知识的非均等性,这反而成就了文学的知识生产诉求。

知识的层级结构状态在文学文本中是连动贯通的,都指向文学世界的构造与价值显现,包括三个逐级发展的基本维度:观相的世界、认知体验的世界、知识的世界。而此时的知识则是自然科学、社会人文,包括文学艺术知识的总和与内在贯通。生命与知识的同步性、同质性、同构性在审美的契合下辩证统一起来,感性与理性、直观和概念、体验与认知、对象与方法、本体与征象都在各自的界域解构中因循生命的活动轨迹而再现发生的始源与进程,知识的生命活态性与生命的知识化是文学的一体两面。

文本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实践,在艺术的角度上,它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字显现;在知识论的角度上,它是一种立足于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认知的语言表达。在二者统一的角度上,它都是直接面向接受者的最终成品,因此话语的知识性与知识的话语表达是文本的第四级结构。与前三级结构比较,它的独特性在于:第一,将它作为第四级结构主要是因为话语的自指性知识,即语言学。它在享受自我表征、呈现内指逻辑的同时,也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异变,此处的关键点是人。人类不仅占有发明、占有使用语言,同时还是语言的本质与内核,二者在存在与此在的关联维度中互相建构、互为表征。第二,无论是文学还是知识角度,话语都是显现、表达的社会化实践。因此,话语的第四级位置能够同时对应前三级位置,它对文本全面辖制,同时又应对、协调各级知识的矛盾与差异。因此,它具有游移、包含和统筹的综合属性。第三,话语言说背后显现的是作家对各级各类知识的处理方式,显现作家个性化的认知路径与特征。不仅如此,话语言说也是文体学的规律性要求,它显现文学内属性的知识生产,同时又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常态与革新趋势。根据这三个特性,文学话语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即自指性知识话语,显现为直接而纯粹的知识陈述,其张力结构属性是外延大于内涵,主要特点是知识确定和知识阐释;反身性知识话语,它孵化于感受与体验的世界,强调文本张力意义结构中的内涵大于外延。它在叙述句子与句群的表现对象、语法特征、组合关系中再现认知的世界,并对已有的知识形成冲击与再认识,进而产生新知识。

首先是自指性知识话语,话语方式主要是陈述,表达一个叙述的真命题。如张燕玲《“0点”废墟》中写道:“‘9·11已经成为美国人一个永远的受难日,‘9·11已经成为人类悲剧史上一道永远的伤痕。”《柠檬,〈柠檬树〉》中“这种地理的文学自觉,终会以其独特性与世界文学对话”。黄咏梅《指甲那么点大的王菲》:“周六的晚上,朋友拉我去看王菲的演唱会。”《在七彩的围裙里》:“在我家的厨房里,锅碗瓢盆,唯一的色彩就是那条挂在墙壁的围裙。”杨映川《总有一个怀抱》:“肖夏睡觉有三样必备的玩意,耳塞、眼罩和闹钟。”《我困了,我醒了》:“我兜里的手机接着又响了起来。我说,这电话可能是我女朋友的。”通过这些例证自指性知识话语在文本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描绘场景、记录动作、陈述知识判断,它主要对应的是前文论述到的文本初级、二级结构。而对知识本身的表现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实现,第一是通过对话语表现对象的选择,它是作家对整个世界的部分性撷取,显现作家认知的对象、角度和路径,是知识的发生学维度,如黄咏梅的《指甲那么点大的王菲》中的引文;第二是作为反身性知识话语的辅助和渐变要素,它为新知识的产生服务,显现为知识的生长发展进程,如张燕玲《“0点”废墟》中关于“9·11”的描写。通常来讲,第一、第二维度关联在一起,难以截然区分,维护着文本的连贯性与整体性;第三是直接陈述,如张燕玲《柠檬,〈柠檬树〉》中关于“地理的文学自觉”就是一种纯粹理论的认识判断,指向真理本身。知识表现的三个维度发生的方式与比重能够顯现作家的创作个性,即张燕玲既能小中见大,细腻而温情,又能大开大阖,宏阔而深邃;黄咏梅则以细节取胜,知性见长;杨映川又是一副身外人视域,却又能宏观掌控,曲折幽深,识见直指灵魂。

其次是反身性知识话语,它强调感受体验的即时即地,故而产生的知识形态是一次性的,以独特性的复数形态来应对整个世界的多元、动态属性,进而汇入人类知识的总库,显示出个体性与整体性、一次性与恒久性的统一。是以张燕玲在《耶鲁独秀林樱》中在描写了耶鲁大学的哥特式建筑后说道:“建筑的意义就是这样,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活在其中,似乎每一座建筑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而这种历史的性灵,在我眼里正代表了耶鲁的魅力。”作家的感受体验让建筑与历史在互相建构的关系中具有了双重灵韵,以此并显示出作家对于历史与建筑的知识认知,即建筑和历史都是一次次生命的进驻与演绎,这其中包含的建筑人类学、历史阐释学知识不言而喻。而黄咏梅在《爱的官能》中说道:“爱情这种器官的保养只有一种方法,不是休眠,而是折腾。”在生活化的俚俗比拟中爱情具象化了,并在事实化、动作化的戏谑性审美描写中,爱情真正生动活泼起来,在这其中自然不乏关于“爱”的知识,即相处、碰撞、磨合,生活火花四溅的呈现历程才是“爱”的本质。杨映川对知识的传达较为偏爱借助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如在《失魂台》中借助“覃玉”的口说:“她(文香姨)说每救下一个人,就等于多活一辈子,她现在每天都很开心,看着她,我们岛上的人哪还有想不开的。”救助是生命的视域与意义,这其中蕴含的人生观与社会价值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失魂台”就是“招魂台”,是生命的“拱卫台”。反身性知识话语应对的是文本知识的三级结构,它因凭作家生命感受体验的介入,其产生的知识具有可鉴别的美学化与专属性,是以张燕玲真率而直截根本,黄咏梅跳脱而灵动智性,杨映川冷静而了然通达。

最后,将知识和文学结合来看,文学本质上是基于审美认知的价值判断,文学即知识。但是,文学并不重合于知识本身,比较之下它拥有着自身显著的特性,第一,文学是审美知识论,审美是文学的主体与逻辑起点,贯穿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知识是文学的伴生物。第二,知识能够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和依据,亦能作为文学作品的构成元素,是文学作品沟通读者的基石和平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知识以其自身的逻辑属性,必然影响文学和文学活动全程。第三,文学创作重视还原知识产生的对象与语境、认识路径与状态过程。也就是说,文学生产知识,但并不走向知识生产的终点,而是强调文学始终是知识产生的崭新对象,它能够召唤读者并依托读者持续性生产新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文学消解了知识的理性中心主义。文学对认知活动全进程的持存性显现意味着将知识还原给生命认知本身,知识是生命的认知与高阶性发展。知识与生命同质同构,文学反哺知识。第四,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文本结构体系能够得以重新阐发,并提供新的文学批评方法,重提文学知识论的目的是将文学从简单的商品消费回归于艺术本位,是艺术精神的本质诉求。回到三位独秀女作家的创作中来,“独”“宽“美”“深”是其创作共性,“独”是指个性化的生命感受体验、艺术情怀和与之对应的知识视角;“宽”是指艺术表现对象及其呈现出来的知识视域;“美”与“深”是指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与知识成果。所谓“独秀”,也就意味着三位女作家以生命为本体、以艺术创作为媒介,以知识与审美的复调性输出为旨归,从而扛起了艺术的旗帜,孕育自身创作领域的同时抱持对艺术宗旨的坚守。

【注释】

①南方文坛编辑部:《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②程亚文:《新知识短缺的历史与今天》,《读书》2018年第12期。

③张燕玲:《好水如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杨映川《不能掉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黄咏梅《锦上添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后文中关于三位作家的作品均来自于此,不再作注。

④[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 智术之师》,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14页。

⑤[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谢祖钧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223-224页。

⑥[美]路罗斯·P.波伊曼:《知识论导论》,洪汉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8-19页。

⑦⑧⑨[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68、515、528页。

⑩11[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86、117页。

12[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4-28页。

131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1-3、51-52页。

15王树人:《对知识论研究的几个提问》,《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16钱宁:《后哲学文化对知识论的真理观超越》,《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17薛毅:《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读书》2017年第6期。

(李志艳、过嘉会,广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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