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幽微无言的生活之深

一、从日常经验的线团里找寻意义的线头

黄咏梅是个爱猫的女人。这一点，从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可见一斑。经常可见的画面，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与猫咪对视，猫咪的眸子纯粹且幽深，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警觉，如同镜像，映照出五光十色的小世界;另一种是从猫咪的身后拍过去，似在借用猫咪的视角，悠闲散淡地打量窗外的风景。小区里随风摇曳的花木、广场上跳舞阿姨们夸张的颦笑，底商美发店里操着港台腔的年轻师傅，这些寻常日脚、俗世风物都被猫咪收藏进邮票般精致密实的视域里，当然这视域也是黄咏梅的。

维特根斯坦说，“要看到眼前的事物是多么的难”。习焉不察的事物最不容易写。远方、宏阔、伟岸的事物，可以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的事物呢，要进入作家视域很难，写得出彩就更难。而黄咏梅恰恰是个擅长写日常生活的女作家。就像猫咪执着地要在乱麻一样的线团里找出线头一样，黄咏梅也总是持续不断地从我们身边的俗世烟火中，牵出一个个出人意表却又意味深长的故事。

她的笔下没有多少传奇，更多的是日常经验。在她看来，“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

谈论当下的中国小说，一个核心词汇一定会高频出现，那就是“日常经验”。毋庸置疑，日常经验是作家们最为倚重的写作资源。日常经验，好似一个巨大的无物之阵，统摄覆盖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沟通个体与时代的最为重要的通道。更进一步说，日常经验正在成为吞噬一切的黑洞，对日常经验的高度依赖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种症候。与之相对应的，极端经验正在衰弱甚或消亡。说真的，我倒是渴望从黄咏梅的小说里读出些大漠孤烟、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雄浑味道来，但是对不起，那实在是与猫咪的气质不符。不是猫咪可以自由出入的领地，或许也不在黄咏梅的视域里。

这么说，殊非贬义。事实上，日常经验并不好写。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此剧烈，时代变革如此深刻，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实则不然，所谓的文学想象力，不在于作家能想象出多么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体，而在于作家的目光能穿透事物的表象，在有限的“世相”空间里，表呈迥异常态的微妙感受和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聚焦日常经验，写出幽微无言的生活之深，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有难度的写作一种。

短篇小说集《走甜》（花城出版社2019年4月），收纳的依然是俗世生活和日常经验。职场、情感、家庭，写字楼、咖啡馆、老街巷，构成了一个个缠绕纠结的线团。读小说时，我仿佛看到，黄咏梅炫技般从容不迫地从中梳理出线头，铺展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从这些精短的故事里，除了能读出黄咏梅式的安静与温暖，还能感受到一种理性和思辨的锋芒。

二、守护“古老情感”的恒常价值

《给猫留门》有着精密纤巧的小说结构。现实时空里，老沈与儿子沈小安关系紧张，妻子去世后更是无法有效沟通。儿媳妇李倩与公公之间的矛盾引而未发，母女关系也缺乏温情。李倩对猫毛过敏，不让女儿养猫，孙女雅雅无法与爷爷走得更近。这些看似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一只小白猫“豆包”的出现，而暂时得以缓解。爷爷收养这只流浪猫“豆包”，便成了维系爷孙和父子关系的纽带。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刘进乐突然来访，戏剧性的偶然因素改变了生活原有的逻辑，打破了老沈家微妙脆弱的平衡。刘进乐作为外部世界的闯入者，一方面，勾连起老沈不无悲情的个人命运和家族前史，揭露出老沈父子矛盾的根源;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猫咪“豆包”的走失，引爆了老沈家庭内部的现实危机。怎样向孙女雅雅和儿子沈小安作出交代，成为老沈如鲠在喉的心结。

猫咪，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角，却担负着重要的叙事功能。过去时态里，老沈赶走了儿子沈小安心爱的大黄猫;现在进行时态下，老沈又丢失了孙女雅雅心爱的小白猫。猫咪既是情感的容器，承载着脆弱的亲情，亦是命运的隐喻，指称着老沈的父亲以降三代人无处安放的人生。老沈的父亲曾偷渡南洋，名义上的华侨身份在特殊的年代里成为一种原罪，却在变革来临时成为一种资源。然而深重的历史背负使得老沈无法及时顺应时代的巨变，而儿子的命运亦因此而沉沦。从这个意義上说，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不是马尔库塞所批判的那种极度商业化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却是另一种历史情境下的“单向度的人”——在历史之中处于匿名状态的不自由的人。

小说结尾处，老沈转脸去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防空洞，眼中没有商业街的喧嚣和繁华，心里满是对儿子的歉疚。草木蓊郁，山体浑圆，依然难掩山体内部的恒久伤痕。老沈到底没有说出想向儿子解释的话，围绕着猫咪的走留所做出的所有想象和希冀，都被儿子漫不经心和不痛不痒的回答所击碎。面对正在钓鱼的儿子，父亲那种谨小慎微、那种逡巡踯躅、令人心疼。

在那一刻，老沈就好像那条上钩的白鱼，默默承受着命运给他的致命一击。那些历史的隐痛、人生的悲剧终究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抚慰，命运的乖谬也无法与现实的遭际轻言和解。那种迁延了半个世纪、关涉三代人命运的心灵重负，最终被轻描淡写地悬置了起来。父与子真的和解了吗？痛苦还在轮回吗？无奈还在传递吗？在历史的无物之阵里，个体生命尖锐的痛感，宛若一声沉重喑哑的叹息，在空旷的江面上散佚，听不到回声。

黄咏梅试图复现一种古老而隐秘的情感，坚守一种恒常不变的价值。几代人默默承受、彼此小心翼翼守护的恰恰是小城街巷里散淡的寻常日脚，是最可宝贵的亲情、最可珍重的人世。诚然，时代在剧烈的变革，但对普通的个体生命而言，对于绝大多数无言的个人来说，世界也可以是不变的。历史蜿蜒向前的河道里，有泥沙俱下的翻腾，亦有静水流深的守成。老沈还会给猫留门，但猫咪不再回来，一起走失的或许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疼痛。小说的故事层面并不复杂，却留存了丰饶的时代信息。老沈与父亲、与沈小安之间的情感鸿沟连同那巨大而空旷的历史纵深，居然被前后两只猫咪填补、缝合了起来。

小说的结局没有向外飞升、向上拔擢，反而是向内收敛、向下坍缩。那些无言的痛苦、无处安放的命运，那些沉重异常、力有千钧的人生况味，一同隐遁到了历史的深处，让人感喟时光的力量、生命的流转。黄咏梅总是怀有猫咪般敏感而细腻的情怀和心事，因而她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每一重与历史联结的通道，都凝结着作者对时光、记忆和生命本身的真切体验。

同样是描摹隐秘而幽微的情感，《病鱼》的表达显得更为集中也更具戏剧性。因为承受不了“我”的轻蔑、训斥和怀疑，满崽突然行凶劫持了“我”，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原本平淡甚至于无聊的生活节奏。满崽就像父亲鱼缸中那条生病的发财鱼一样，孤独而悲伤，疯狂而绝望。多舛的命运和糟糕的境遇将满崽塑造成了一个怪胎式的可怜人物。小说从始至终都在铺垫一种怀旧的情绪，“我”父母对满崽的关切与包容，当然指向了一种悲悯的情怀，更可珍视的还有“父一辈子一辈”的特殊情义，那是一体化时代的遗产。

同是小人物，同样经历了特殊的年代，“我”父母之所以给予满崽这条“病鱼”以最大的温情和包容，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一种古老而隐秘的情感，依然是那种恒常不变的价值，那是父辈们亲手建构并勉力坚守的情义的世界。父母去监狱探视满崽，满怀父母般的爱与温情。作为同事，两家人共同经历过那个困难的年代。浓重的人情味，恰恰是医治现代人心灵隔膜的良药。

父母生活的小城，保持着稳定不变的样貌，仿佛依旧处于“前现代”的状态。作为女儿的“我”，经过大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家反倒成为一个闯入者、一个持异见者。一进小城，感觉什么东西都小，就连母亲，都觉得缩小了一倍。这种别有深意的反差有趣且有力，映衬出小说结尾处，父亲抱起满崽这一举动的辉煌和壮丽。

鱼缸里和人世间宛若“平行世界”，互为镜像，互为隐喻。鱼生病了，可以用消炎药治疗。满崽心灵的病症与伤痛，却需要包容、尊重和爱来医治。小说看似是写日常，其实是写存在;看似是写生活，其实是写命运;看似是写现实，其实是写历史。满崽说：“孙叔叔，我曾经试图改变过，那个命运。”这句粗粝、简洁的话，裹挟着巨大的悲伤与无奈，令人心碎的同时，也透露出黄咏梅对时代变革大潮下弱者命运的关切和省察。

小说结尾处，满崽与“我”父亲告别时的神情，就像在跟一个兄弟告别。在这里，满崽与父辈达成了和解。“我”父亲对满崽父亲在“文革”批斗时踹出的那一脚，也给予了毫不迟疑的谅解。《病鱼》就是在写这样一种值得珍视的中国式的情感和人际关系，尽管苦涩、悲凉却也坚韧、温情。

其实，这种情感距离当下并不久远，从父辈流传下来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然而这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太过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伦常道德、家庭结构、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看似繁华光鲜的现代性生活表象之下到处潜藏着裂隙，需要填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苦难如何重压，日常生活都坚定地在着，不容修改，人的内心深处也总有一些恒常价值是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是时间长河中最为稳固的部分，是人类精神永不破败的肉身。

或许，当下的文学过度依赖日常经验，使得作品的主题、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形象多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价值危机，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价值危机导致精神的溃败，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只相信人性的黑暗。写不出值得珍重的人世，无法给出对世界具有建设性的判断，这也透露出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而黄咏梅的文字里，充满了基于理解的同情和释然，她小说中总有“我”的存在。那种感同身受的关切和悲悯，使得她笔下的人物最终都能得到尊重和理解。正因如此，她笔下的生活是值得珍视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值得同情的，她笔下的苦难是可以超越的。

三、極端经验与日常经验的“互见”

黄咏梅的小说大都有着温情脉脉的故事外壳，内里则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伤和冷静的省察，那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洞见。她不满足那种只是向内关怀自己的生活，而试图从高度和广度上拓展生活的边界。她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中的问题，而且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质疑。

《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写的是职场生活、女同事之间的关系。“我”虽是有着英文名字的职场女性，价值判断却极其传统和保守。对比之下，克里斯蒂就是一个奇怪的、谜一般的人物。她的存在，如同给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方程式里代入了一个变量。事实上，她的突然离去并没有改变小说的故事走向，一切都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人生的况味已经发生了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改变，作家追求的就是这种复杂微妙的变化和可能性。

小说刚开始，克里斯蒂就来“我”家拜访，还推荐了她最喜欢的《圣诞忆旧》，“这个苏克，很sweet的”。甜腻的感觉可以遮蔽生活的庸常，是麻醉剂，也是障眼法。按照世俗的标准衡量，克里斯蒂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四十多岁了，名字还排在部门的倒数几位，升职无望。可是，从没见她有任何不满情绪。当我和其他人都对职场潜规则既愤懑不平又跃跃欲试时，克里斯蒂却超脱地看穿了职场的本质，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判断。下班途中，我见到她，短发里垂下两根白线，戴着耳机，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世界在她的眼中被听觉重新塑形了。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她选择听她自己想听到的声音，自觉地和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仍然是一桩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打乱了日常的节奏。克里斯蒂毫无来由地参加了一场游行活动，并从此从公司消失了。而“我”和男朋友实现五年规划，按揭买房，要结婚了。两种生活选择和价值判断互为镜像，彼此映照。“我”代表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世俗生活，当属日常经验;而克里斯蒂表征的则是一种极端经验，是传奇，是谜语，她尽可能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绝世独立、不同流俗，恰恰是对现代性语义下人们单向度生活的反拨。

关于现代性与日常经验的关系，黄咏梅说：“小说于我而言，就是写生活中的人和人、人和世界的关系，书写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主体性，相较于传统，主体性的彰显大概是审美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吧。”她所写的这一组“人到中年系列”小说，抽丝剥茧般剔除了现代性覆盖在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罩衣，将诸如孤独、暧昧、出轨、嗑药、冒险等这些现代性的症候置于前景，暴露在阳光和灰尘之下。

在黄咏梅的小说里，咖啡不仅是现代生活的道具，也透露出作家的观念和立场。现实生活往往对应着咖啡的苦涩，需要加糖来调味。走甜的本意，就是黑咖啡，不加糖。对应到黄咏梅的写作伦理，就是祛除现代性之魅，祛除甜腻的遮蔽，抵达本质的澄明，揭橥生活的真相。走甜是一种品位，也是一种眼光。黄咏梅用她机警的目光，审视着日常生活。眼光的背后，作家的价值判断亦袒露无遗。

在《走甜》里，黄咏梅采用双重视角，分饰男女，写中年人的情感生活，精准而细腻。苏珊是记者，人到中年，内心渴望激情，憧憬平淡的生活中偶有浪漫的邂逅。苏珊依然怀有一颗少女心，渴望浪漫、刺激，试图于庸常的家庭生活之外，寻觅新鲜的情感慰藉。在苏珊这里，纯粹的情爱当然是一种极端经验，能够抵消日常经验对生命、青春的损耗。小说的另一重视角是他的，一个有魅力但是事业上遭遇瓶颈的中年男人，闷骚、精致、自恋。小说中，咖啡是一种重要的隐喻。苏珊喝惯了走甜的咖啡，倒觉得醇香，越浓越黑，仿佛独自一人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体会到某种神秘和美妙。而他选择的却是甜咖啡。他很自恋，要去求官。说到底，作为苏珊的镜像，他是一个世俗的人。苏珊的各种想象，其实都是为了对抗日常经验，对抗庸常，与他相比，她的想法更加纯粹。她只是想要重新确证自己的身体，渴望一场不一样的情爱，有肉身感却无肉欲。

小说花了大量的篇幅铺垫她与他邂逅的美好，爱情到来的欣喜，却在结尾处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一瓶斧标驱风油，搅黄了激情的约会。影响故事走向的是一个小小的道具——苏珊的老公宋谦从香港带回来的正版斧标驱风油。关键时刻，正是苏珊身上驱风油的刺激气味如当头棒喝把男人拉回到了日常，从暧昧的情愫中清醒过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虽然放弃了美好的性爱，却同时收获了仕途上升的机会，获得了妻子的褒奖。

苏珊这一晚却睡得很好，老公在床边放了一个紫檀木的小斗柜，疑似治好了她的失眠症。这些小道具的存在，无非是在提醒主人公，那些所谓的美好与刺激，不过是虚妄的浮云，现实生活的冷酷逻辑究其实质就是不断祛魅的过程。她与他，在互见中，映照出彼此的中年镜像，生活和爱情的真相亦随之水落石出。

《证据》中，人和鱼的对话是在梦境里，忧郁且荒诞。沈笛是个家庭主妇，就像那条消失的蓝鲨一样，折射出的是现代性的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中的女人，却处在前现代的思维逻辑中，在家庭的封闭空间里左支右绌，男人却在网络等公共空间里游刃有余。沈笛发了一条微博，这一戏剧性的因素，改变了故事走向。又是一桩极端经验，打破了日常的平衡。大维的处理方式，并没有考虑到沈笛的感受。在大维不在的日子里，沈笛用摄像头正对着床上的自己，想要留下所谓的证据。当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虚妄、谎言、策略时，当网络的虚拟世界与家庭封闭空间的隔断被推倒时，她想要用物理的方式简单粗暴但却直接有效地表呈现实生活的真相。

更多的时候，作家都在写一种理想、一种向上升腾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事物，或者是一种语言的自我缠绕，而很少看见人在生存的地面上前进时所留下的痕迹。写作的难度在于回到普通的人群中，回到此在，回到事物和存在的现场。然而，日常经验写作最容易陷入的泥淖，就是被纳入公共价值的领域，以致无法再获得“个人的深度”。因为现在从很多小说中读到的个人经验，都打着公共价值的烙印。因此，当下小说中的日常经验大都面目相似、故事雷同。

从这个角度说，尽管现在的作家都在强調“个人性”，但他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个性模糊、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时代。经验之所以会被缩减、被单一化、被公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验丧失了独特性，而经验的独特性又总是和细节的雕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如果无法找到一些真实、动人的细节来承载他所要表达的东西，那么他所提供的经验就很可能是虚假和公共的。读黄咏梅笔下的日常生活，时有细节绵密、活色生香之感。就如同《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里的那条白色的耳机线、《给猫留门》里的那条白鱼、《病鱼》里的那条发财鱼、《证据》里的那条蓝鲨，她对细节的观察、复现、夸张、变形，赋予日常生活另外的可能性。细究起来，会觉得她笔下的日常生活虽然描写细腻甚至穷形尽相，但已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新鲜面目，甚至会感到真实得有点可疑。

在日常经验与极端经验的互见中，黄咏梅描摹出现实生活的镜像，进而发现整个世界的不同，依凭的是个人化的深切体验，是跳脱公共话语的独异判断。

四、超越性的写作伦理与形而上思辨

黄咏梅当然不满足仅仅精准复现庸常生活的本来面貌，她还要赋予自己的小说以思想的向度，也即形而上的超越和思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超越意向在当代文学中渐渐敛去了应有的锋芒。很少看到有作家作出关于终极价值、神性、本源、生存意义这一类的迫切追问，或者可以说，这种追问的冲动几乎丧失了。黄咏梅对现实的超越，并不拘泥于夸张和变形，更重要的在于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并给出作家的判断。《暖死亡》写的便是一种超现实的情境。小说从男主人公林求安清晨的梦境开始，办公室职员的感官被各种放大，却不失真。尤其是身体被四面八方的力量撕扯的段落，写得精彩极了。梦境终了，林求安所处的是失业之后的居家状态。小说并没有写生活的不如意对人物造成的伤害，反而以食物为中心来重新塑造人物关系和生活方式。从身体、性情到情感、精神，食物对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不无颠覆性地重新确证了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妻子张小露痴迷于做饭，丈夫林求安痴迷于进食，都是一种瘾，是一种病。黄咏梅把抑郁症患者因病态而异常的肉身感官写得精准细腻，将夫妻间的爱意和依恋写得酸楚、深沉，进而在相互的吞噬中释放出彻骨的疼痛和寒意。

小说结尾有着强烈的荒诞意味，林求安开始面对死亡，思考死亡，并执拗地去殡仪馆求证死亡。他关心火化炉能否装得下自己的身体，门卫老头儿的谎言，让他安心、兴奋。走路回家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幻觉，开始飞翔。他回到了精子的状态，飞向太阳，涅槃重生。事实上，荒诞也好，超现实也罢，黄咏梅探讨的是一种撕裂庸常生活的可能性。

超现实可以是一种艺术处理、一种技巧，或者是一种想象方式，甚至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超现实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异己入侵，是对极端经验的重新发现和倚重。《带你飞》写的也是一种极端经验。主人公嗑药后产生的幻觉和现实中的奇怪举动，令人难以区分现实还是超现实。小说中的超现实对应的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症候，无论是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都是现代社会人们必须直面的病症和问题。小说中的夫妻想方设法要摆脱庸常生活的束缚。结尾处，夫妻俩步行回家，严行进爬到叉车上，说要带米嘉欣飞。中年男女渴望找回失去的青春激情，不惜用一种分裂的方式，将肉身拉向天空。这种荒诞不经的变形，指向的依然是对庸常现实的不甘和反抗。

《三皮》使用了一个套嵌式的小說结构，开启了多重时空。三皮在与树的对话中，自己也变成了树;在与网友的聊天中，他是一个身形丑陋、自卑但渴望尊严和爱情的青年;在一桩激情杀人案里，他是不堪屈辱、残忍冷酷的杀人犯。网络游戏将他与正常的世界区隔开来。可笑也可悲的一幕出现在小说结尾，派出所所长韩及时给三皮安排了一场面试，结果三皮崩溃了，交代了杀人的事实。审讯室外，年轻的民警对着电脑看视频，看到三皮承认杀人后，激动地叫了起来，犹如在观战一场电子竞技比赛。从现实到游戏，在一个无限衍生的世界里，悲剧、喜剧循环上演，而人的尊严却失落无地。

《杀死王老虎》则直接将网络生活与职场生活平行对位，写出了网络对现实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侵蚀、影响和重新塑造。两重空间里的故事，互为镜像，而人物则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中。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排解不了的情绪转移到网络世界中，在游戏中解决。王朝阳就是王老虎，形同“双生”。虐人、被人虐，左右手互搏折射的是现代人的无聊与无奈。黑色幽默的故事表层之下，潜藏着现代职场的存在本相。

我们的日常生活究竟还有多少可能，是否只有经由病态和意外才能开启？黄咏梅的这一组小说中，大都有来自外部的戏剧性因素的介入。意外的事件，导致情节反转，打破日常平衡，预示着生活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这让我想起了平行宇宙理论，这是量子物理学里面颇具争议的理论假想。世界是由量子构成，只要一个细节发生改变，也即一个量子不同，整个宇宙就不同了。平行宇宙是指从某个宇宙中分离出来，与原宇宙平行存在着的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有学者描述平行宇宙时用了这样的比喻，它们可能处于同一空间体系，但时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在一条铁路线上疾驰的先后两列火车;它们有可能处于同一时间体系，但空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时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汽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经验，应该也有多重面相，差异性与更多的可能性取决于作家的独特发现和具有哲学意味的阐释。

当下的中国作家写小说时，多从社会、政治、历史和生存等集体性、物质性的层面展开叙事，黄咏梅则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小说始于个人而终于个人，皆从微观边缘处落笔，呈现人类微妙难言的心灵角落，体积纤小，声音轻细。以微观指喻整体，于殊相隐含共相，其妙不在证明公理，而在揭示幽微。黄咏梅的小说从日常经验里来，但却最终超越日常经验，总能写出别样的况味。日常经验宛若一个坚固的容器，里面装着她警惕的目光。

黄咏梅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只慵懒的猫，卧在窗台上，双眼轻阖。猫咪的心思小巧纤细，却也敏感多情，像极了黄咏梅的写作，灵动而警觉，屡有独特的发现。她总是心怀诗意和温情，却也有足够的爆发力和思辨力撕开庸常生活的口子，写出幽微无言的生活之深。

（傅逸尘，解放军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