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脱贫攻坚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摘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嵌入农村社会的政党末梢，是联结国家与农村的重要纽带。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是扶贫开发背景下国家扶贫资源与农村脱贫需求相结合的必要载体，其为内生力和造血功能缺乏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之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29日）中指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抓好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提高贫困村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乡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相结合，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长期扎根于农村，与广大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对农村的村情、民情、社情了如指掌，是联结国家与农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习近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时曾提出：“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2]。而要实现国家扶贫资源与农村贫困地区实际需求的精准衔接，真正做到“把穷脉”、“治穷病”、“拔穷根”，这就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中转站”。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脱贫攻坚”以来，广昌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紧紧围绕着“2017年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行列”的目标，紧扣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和要求，持续深入扶贫“十大工程”，贫困群众收入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4年初的7332户24014人下降至2017年底的549户1561人，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初的12.3%下降至2017年底的0.8%。广昌县经国家委托第三方评估已于2018年七月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然而经笔者为期几天的蹲点调研，发现基层党建工作中仍存在许多深痼顽疾，对扶贫开发工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系统紊乱

（一）农村党员覆盖面不广

当前，随着我国的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的资金、技术和知识等资源也向外转移，农村日益陷入“空心村”的危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由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受教育或培训的花费构成，最关键的要素就在于劳动者本身，“空心村”背景下的农村缺乏劳动者，就没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缺乏劳动力乡村振兴也只能是一纸空谈。江西省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村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全村上下总共764户2766人，其中建档立卡户共121户368人，全村党员仅有51名[3]，具体党员年龄构成如以下图1：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黄坊村党员党员年龄结构也较为不合理，其中30岁以下党员仅有5人，其中2名位大学生党员，中生代党员所占全部党员比例不足一半，50岁以上党员却占了一半还多，且60岁以上老党员占了三分之一，这些退休老党员大多疏远生产第一线，客观上受到年龄、身体、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参政议政能力较弱，无法有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带头创业、为民服务等方面有心无力。而且在极少数老党员中，可能存在迷信宗教情况，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衰退。全村全年在外务工人口约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二，当地青壮年多在沪广闽等地务工，剩下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用当地驻村第一书记较为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996138”部队，虽是一句戏谑，却也足以体现基层党员干部对于基层扶贫工作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难的无可奈何。

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村村支书李某是一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一九九九年任黄坊村村支书至今，坚守基层二十年，如何在“空心村”发展党员是一个压在他头上的难题，经他的口述可见一斑，“基层党建青黄不接，年老的已垂垂老矣，有一些建国初期就入党的老党员政治姿态依旧很高，主动让出政府提供的低保给真正需要的贫困户；年轻有为的后生仔又不甘心来到乡下，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前途，村里的后生仔又纷纷往大城市或者县城跑，红事都在城里办，白事却跑到乡里办，仅仅农忙的时候回趟家，甚至于过年村里也不见人影”[4]。村里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党小组，但是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发展党员的作用，参与合作社的养殖大户和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农民，已不符合吸收为党员的条件。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的触角延伸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模糊

“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在一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5]。由于建国初期的高速工业化战略和改革开放的“三步走”战略的实行，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贫富差距逐日拉大，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为确保全国同步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6]，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战斗堡垒，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对于农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作为农村权力核心的村党组织的功能发挥有一定的边界，并不能直接过多干预农村的公共事务。而在实际基层工作中，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却定位模糊，甚至出现了“大包大揽”直接干预扶贫专业合作社的情况。

云南省文山壮苗自治州马关县金厂镇罗家坪村位于罗家坪大山脚下，与越南接壤，四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载入史册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罗家坪村属于典型的山区村寨，环境闭塞，发展严重受到制约，为兴边富民，村党支部于2016年引领创办了一个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且有镇政府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作为合作社的 25%的股權，在当地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目前，该村已种植茶叶521亩，带动周边发展种植1100余亩，每亩利润5000元左右，基本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收入来源问题[7]。但合作社成立的党支部没有制定相关的工作章程，组织结构紊乱，合作社成员大都是村两委干部，相当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无疑会导致工作的交叉影响工作的效率，甚至引起农民群众的猜忌，恶化干群关系。同时该合作社也没有规定与理事会、监事会的职能界限，成立以来至今没有召开对合作社发展进行引领的合作社党支部大会。甚至有些农村由于村委会不作为亦或是村支部过度作为，对村里管理事务大包大揽，出现“一套班子，三块牌子”的不良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功能定位上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或是迫于乡间干群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纯服务型党组织亦或是与群众关系割裂的“单向”政治功能型党组织，无法在村里号召群众、凝聚人心。对自身的功能定位在认知上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付诸实际时又“拍脑袋”决定，这似乎成了现当今众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通病”。如何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找准村级党支部自身的定位，权衡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平衡，把控基层党建工作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作社自身经济发展行为的合力点所在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问题丛生

（一）农村执政经济资源薄弱

邓小平关于农业的改革与长久发展问题上有一个著名论断，“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8]，这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摸清摸清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得出来的结论，明确指出集体经济才是农村未来经济改革发展的出路，“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9]。邓小平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设想是“统分结合”，以农户为单位的经济个体承包经营农村集体的土地或是其他大型生产资料，宏观层面为集中的统一经营，往下到微观层面就是各个经济个体的分散经营。事与愿违，随着近些年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村重“分”轻“统”，更有甚者，“一分到底”，致使当前大多数农村沦为“空壳村”，甚至“负债村”。习近平2017年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申了此现象：“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10]。

农村的集体资源被分割殆尽直接导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经济资源的薄弱；农民各自“生火做饭”，对集体生产活动不顾不问，毫无集体意识，又直接导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瘫痪；农民不信政府，对基层干部报以怀疑的的态度，还间接导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政治资源的缺失，难以动员农民，难以整合集体资源，难以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事业良性发展。一位脱贫工作最前线的基层干部曾在访谈中对笔者说，现在大多数农民群众是“宁愿花钱看戏，不愿花钱修路”[11]，每当村里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时，难免会发生农户间意见不合、与村“两委”发生矛盾冲突等情况，宗族势力、宗教势力、乡贤等借助物质力量买通农民以削弱村级党支部公信力和说服力的事情也数见不鲜。如何在分田到户、人人有田耕、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基础上壮大集体经济、巩固村级党组织执政资源、维持村级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不足

习近平曾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2]邓小平就党员不敢当但作为问题也曾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13]，农村基层工作中更需要“李云龙”式的“闯将”“干将”，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扶贫也需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打破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这一切都需要基层党组织以身作则、自正衣冠，指导完善村规民约，弘扬新风正气，推动移风易俗，用先进思想文化占领基层阵地。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内生自主发展能力较差的弊端却显露无疑，面对贫困户多元化的诉求，党员干部往往畏手畏脚不知所措，自身“等、靠、要”思想就十分严重，不少村级班子处于严重的软弱涣散状态，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应有的认识，缺乏农业科技指导和经济管理能力，基层党组织在指导扶贫开发工作时无想法、无技术、无手段，多依赖于对上级政府文件的机械性解读亦或是高校科学院的短期工作指导。广昌县尖峰乡沙背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沙背村村“两委”在编工作人员一共才有7名，常驻村的干部只有两位，分别是村会计与村支部党建办主任，都不是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村支书谢某与村委会主任李某都不常驻于村，且村委会主任李某因与某些村干部存在个人怨恨问题对村里事務近乎是不管不问，自己去做起了生意，村支书也没有主动挑起大梁，村里大小事务基本都由村会计胡某处理，在访谈中胡某向笔者倒起了苦水：“领导班子不团结，村里事务基本我一手抓，有些事情我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上面要扶贫，下面就有任务、有指标，叫我指导老乡们种田我行，叫我带领老乡们脱贫致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啊”[14]。值得一提的是，该村村支部的党建办主任饶女士刚上任两月不到，上任之前一直是做文职工作的，对党建这一块知之甚少，在笔者的访谈中也是一问三不知，从这一点来看，该村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也是形同虚设。沙背村只是中国广大基层党组织涣散软弱农村的个例，“窥一斑而见全豹”，就这样，大多数农村的“精准扶贫”往往在实际工作中被操作成“精准送钱”，造成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没有号召力，失去信任感。更有甚者，村级党组织容易被乡村黑恶势力所左右。如何在时代日益发展、科技日益更新、群众需求日益多元的条件下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硬性标准化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不够重视

（一）党员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疏于管理

笔者通过多次的下乡蹲点调查与对村级党支部党员干部们的访谈，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在观念上大部分基层干部都是看重经济发展、轻视党支部建设的；同时客观实际上农村党员流动性又较大，有的在外务工，有的在县城生活，留守农村的实之甚少，对于常驻县城的党员们来说，进行“三会一课”的往返交通十分不便而且没有任何交通补助；学习教育手段又十分陈旧，不能很好地借助新兴媒体平台进行理论学习；各个村级党支部虽有自创的“党员微信群课堂”、“网络党支部”等，又往往是照本宣科，且多为“一言堂”；与会党员多半是“走马过场”，党内民主氛围不够活跃，党员利益表达受阻，不能很好地调动党员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会议学习反馈机制也没能成功建立，党员干部开完会只留下会议记录就草草收工，主题思想教育并没有“入脑”“入心”；且愈来愈多的工作微信群、会议微信群等会无形中加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负担，逐渐对“文山会海”产生一种厌烦感抵制感，最终导致“痕迹主义”滋生。以上种种都不利于当地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的举行，造成基层党组织统一学习的难度比以往加大。有的“三会一课”效果不好、质量不高，有的学习流于形式、走过场，有的开会纪律意识较差、涣散嘈杂。

早在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便有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15]“三会一课”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党的思想建设付诸实施的根本路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会一课”却被逐渐解读为“一张嘴巴，一杯茶，一份文件念半天”[16]。2017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强调：“基层党组织要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把‘两学一做作为党员教育的基本内容，长期坚持、形成常态。”[17]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切实做好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亟待重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8]，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国家已经对于腐败现象给予了全面的管理，“落实贫困县约束机制，严禁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坚决刹住穷县‘富衙、‘戴帽炫富之风，杜绝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19]。但是在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中，或多或少，还可以窥见出一些腐败问题。比如说，对于资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问题，有的机构没有全面公开，甚至还出现财务对账不合理的不良现象。

广昌县尖峰乡沙背村村委会辖11个村小组，各村小组每月公用拨款才一千块，却经常发生支出开具不对村公开，村民意见纷纷上访闹事的事情。国家投入的一部分资金流向不是非常明确，国家投入的脱贫攻坚资源与农村脱贫需求严重不相对等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人民群众却知之甚少。除此之外，还有对于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问题，有的工作人员注重个人关系，私心比较重，真正应该得到帮助的贫困户没有得到帮助，如家中三四个孩子读大学的贫困户，一部分不在建档立卡范围内；反之，那些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人家，却在建档立卡中享受不属于自己的福利。又比如瞄准机制中提到建档立卡户的识别需要做到“七清四严”，然而实际工作中往往图方便“一刀切”。扶贫政策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便利，但同时也给农村“老虎”“苍蝇”带来了可乘之机。部分党员干部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铤而走险，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为接待国家扶贫验收第三方评估团队，大摆酒席，享乐风气每况愈下；村旁公路边的房子粉刷得白皙体面，而村内大多数房屋皆断壁残垣，形式主义充斥其中。如何给广大农村基层党员“补钙”“加油”、紧抓领导干部发挥“头雁作用”、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如何做到“自身硬”，建设出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应有的功能，要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引导、示范、服务的工作方式为主旨，协调好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优化农村社会的内外环境。现当今农村贫困问题滋生，如何走完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之后乡村振兴谋发展铺好道路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商榷的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5.12.8

[2]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2.12

[3]数据来源：黄坊村2018年党建工作总结

[4]资料来源：黄坊村访谈笔录

[5]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6]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N]，人民日报，2015.5.2

[7]数字来源：罗家坪村2017年工作总结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頁

[9]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页

[10]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J]，党建，2017年第9期，第8页

[11]资料来源：罗家坪村访谈笔录

[1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5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4]资料来源：沙背村访谈笔录

[15]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16]任龙，徐连宗：让“三会一课”真正发挥作用[N]，人民日报，2019.4.26

[17]中办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3.29

[18]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夯实社会和谐之基[J]，求是，2006年第21期，第22页

[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5.12.8

作者简介：雷韬（1995-），男，汉，籍贯：江西抚州，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方向：党的建设、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