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突发事件并行传播模式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电子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逐渐成为了21世纪的代名词。信息载体的不断升级与发展，使得新媒体的出现逐渐在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传统媒体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 新的传播途径的出现，不仅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种非正式传播途径的涌现，使得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发事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人们不断讨论的话题， 跨越时间与空间，引起了更多民众的关注。 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媒介的的监督，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了社会管理中来，并对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发展与解决过程中的响应作为实现了有效的监督。 一方面，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断拓宽，参与的积极性显著增强，对政府的决策及执行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及时性提供了外界监督； 另一方面，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由于海量信息中无序、虚假以及片面夸大的信息的大量存在，也为政府在社会管理以及维持并提升政府公信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基层政府作为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一线政府，影响更加显著。 由于部分基层政府部门的思维与大数据时代的步伐存在断层现象，加上政府人员固步自封的官僚主义思想的侵蚀，在突发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维护并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成为基层政府当前乃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2019年 H省 H县鸿仁源环保科技公司为具体研究案例，以小见大，研究了在大数据背景下，突发事件的并行传播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影响，进而为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传播，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提供案例支撑。

【关键词】突发事件并行传播模式政府公信力鸿仁源事件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由于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社会矛盾也逐渐尖锐化，“突发事件高发期”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同时，基于我国媒介政策以及媒介体制等原因，突发报道存在诸多缺陷，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管制，包括时间、内容、模式以及会设计的范围等。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介形态的丰富，传统“受众”在互联网时代由单向的媒介信息接收者，跻身成为了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在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大众媒体与官方回应呈现出并驾齐驱的局面，形成了并行传播的模式。所谓并行传播模式是指，突发事件信息分为两种传播模式，一是内部渠道；二是大众媒体渠道，二者同时进行。[1]

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以及匿名性以及公众网络素质的参差不齐，增加了突发事件的传播噪音。 以往政府所倚重的传统突发事件的传播手段逐渐失去效力。 突发事件不仅能引起公共领域的危机，也容易在自媒体平台引起公众热议，产生舆论井喷之势，进一步扩展为社会范围内的恐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事物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态度和方式，会成为舆论的热点。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以及追责的困难性，公众在互联网上畅所欲言，可能对政府公信力带来危机以及挑战。

一、“鸿仁源”事件简介

2019年5月17日，一段H省H县H镇学生戴口罩上课的视频引起关注。发布者“还我正常呼吸”是名老师，他称飘来的不明气体让学生无法正常上课，有学生皮肤出现了红点。5月18日，“H省H县小学生戴口罩上课”成为微博话题登顶热搜榜，阅读量超过2146.8万。同时，在微博上出现了大量用户的转发和评论，一时之间，网络关于涉事公司以及当地政府的负面评价铺天盖地，当地居民惶恐不安。经调查，涉事单位是位于该镇的鸿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生产排放出来的废气硫化氢，导致了附近部分居民学生出现肺部感染和皮肤病。鉴于群众反映工厂偶有异味气体排放的情况，该县于5月17日上午要求企业暂停调试生产。2019年6月5日、6日、7日连续三天，该企业在关停后遭受到了當地村民的打砸，厂区5名工作人员受伤，现场一片狼藉。及至目前为止，该企业仍处于暂停生产的阶段。

二、“鸿仁源”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

下面是“鸿仁源”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时间和关键信息。

（1）2018年9月以来，H县环保局多次接到周边群众对鸿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的投诉。

（2）10月31日，县环保局下达整改决定书，并在专家团队的勘察下，发布污染排放量达标的信息；

（3）2019年5月17日，H省H县小学生戴口罩上课在在微博上发布，开始引起网友关注；

（4）5月17日上午，环保局要求企业暂停调试生产；

（5）5月18日13时，环球时报转发视频，登顶微博热搜，引发舆论讨论，掀起网上点播高潮；

（6）5月18日～22日，中新网、红网、深圳新闻网、闽南网等各大媒体转发新闻，并发表评论；

（7）5月22日8时35分，网友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给省长进行留言，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将事件转交Y市政府办理。

（8）5月22日～6月5日，微博上网友爆出“鸿仁源”公司审批、启动程序存在不正当现象、与当地政府存在钱权交易寻租腐败行为的内幕消息。

（9）6月5日5时左右，县环保局委托某公司购进的一车污水处理材料被执勤公安阻停，被当地群众误认为是生产材料，导致群情激愤。

（10）6月6日，场内工作人员放话“再说就放气臭死你们”，形成事件导火索，从环保事件恶化成群体性事件。

三、“鸿仁源”事件的并行传播模式分析

从上述信息传播过程可以看出，“鸿仁源”事件的舆论信息传播主要集中在2019年5月17日至6月7日，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关键人物、关键信息的发布、关键帖文、微博与事件变故， 致使事件舆论变得异常复杂。信息传播媒介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重要性体现在信息供给方面。无论是在社会发展的何种阶段，不管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如果相关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到有关部门以及让公众知晓， 那么应急管理工作就是失败的。但是在媒介的实践中，其作用呈现正负两个方面，正面作用表现在诸如危机预警、满足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塑造政府形象等方面； 但是同时，在带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众多的负面影响，媒体报道有可能出现与社会要求与公众期待并不相符的情况。

“鸿仁源”事件是一起普通的环保事件，本来难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舆论热潮，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一事件本身包含了官民矛盾、腐败、弱势群体等诸多容易引发舆论热潮的因素。因此，“鸿仁源”事件及其引发舆论热潮看似偶然，其实，从这一事件的并行传播模式来分析，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府治理活动开展的简化机制，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标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信任尤其是地方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了我国存在的普遍现象。由于信息占有的失衡，在面对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公众作为信息获取的弱势群体，在新媒体的中介作用下，容易在网络上引起相关不实信息的传播，从而在时间推移中损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不仅对公共政策的执行造成一定的阻力，也可能影响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发展。[2]

（1）“鸿仁源事件”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并行传播的模式。所谓并行传播模式是指，突发事件信息通过组织内部渠道与大众媒体渠道同时进行传播。其实质是政府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与社会大众获得的资源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信息资源的堕距引发了民众对于事件发生的不确定的恐慌与担忧，进而主动寻找甚至发觉新的信息源，从而产生谣言和流言。 主要表现在传播内容的不对称、信息流量的不对称以及对内、对外报道存在差异三个方面。 在鸿仁源事件最初开始发酵的过程中，政府对外公布鸿仁源公司生产的产品对人体无害，且所有的程序都符合相关规定。 但是在事件掀起舆论高潮后的学生和群众的体检报告表明，在血常规和心肌酶的异常比高达60以上，专家表明该工厂的异味气体确实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突发事件的处理问题上，政府采用的是一种并行不对称的报道方式。

（2）并行传播“虎头蛇尾”的报道特征有悖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尽管在“鸿仁源事件”中，官方报道尽管也对群众投诉做出了回应报道，但是报道呈现出“虎头蛇尾”的特征， 即政府报道在事件的发生之初发布的官方报道向人们表明会对该次事件进行严肃处理、但是报道中不仅 没有对于该公司生产达标与否、废气是否检测对人体有害等直接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细致说明， 在勒令该公司在停止生产后的详细改造过程以及事后修复工作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热度的消退，对于后续处理的具体措施以及治理进展并没有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官方报道中，政府应急处理信息的相关内容不仅贫乏，且呈现出敷衍官方毫无重点的现象。以重复介绍鸿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污染排放标准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以及再三强调异味气体虽难闻，但是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等正面报道为主。 但是，对于污染排放没有超标，大面积的学生会同时出现肺部感染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并没有给出明確的信息。

（3）并行传播引发社会危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并行但不对称的特征造成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相关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信息差距，导致突发事件朝着不确定的方向出现，缺乏了官方正言消除非正式传播渠道的不良影响。二者之间的信息差距导致了三人成虎的现象的出现，各种谣言以极快的速度在传播锅中不断变异变形，造成了社会的恐慌。信息落差引发社会流言。官方渠道信息透明度的缺失，使得民众获取到的真实信息不足以满足他们对于事件发展的信息需求，各种虚假信息应运而生。 如“鸿仁源”事件期间流传的政府官商勾结、甘当不良企业的政治保护伞、医院拒绝为受影响学生身体健康检查等传言。在线上媒体端，对于该事件也有着不同版本的解读：

版本一：政府是鸿仁源环保科技公司的保护伞，因此以环保为主题的公司才会出现不环保的现象，之所以称之为环保公司，都是为了少交税的借口；

版本二：政府在早期投诉中不及时处理，是为了等新闻报道出来，扩大事态影响后，将该事件作为提升自身政绩的敲门砖；

版本三：工厂除了离学校近以外，离长江饮用水保护区直线距离两到三公里，受害人可能不仅限于当地人，还可能污染到水源；

版本四：政府不仅不处理，还一直联合警察和医院掩盖真相，排除黑社会殴打举报群众。

不难发现，上述对于“鸿仁源”事件的解读方式与众多突发事件舆论发酵期间的版本多有重合，“官商勾结论”、“严重后果论”等都极为类似。并行传播在两种渠道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诸多随机“信息源”的出现，不仅使得限制信息、减少管制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难以达成，在客观上给与其他“小道消息”一巨大的运行空间， 反而加剧了社会恐慌。并行传播施行一般秉持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但由于其操作方式脱离现实，往往其结果只能与期望背道而驰。

流言传播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负作用。G 奥尔波特认为以下三个条件是流言发生与不断传播的基础： 在缺乏可靠的信息的情况时； 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时； 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突发事件中，客观存在着一种状态：社会危机状态，且有着它的必然反映，即不安和焦虑。突发事件的信息源特性以及它内部所含的辐射力以及影响力促使信息并不会随着官方对信息传播渠道的管制而停止扩散，尤其是在媒介工具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所谓公信力，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是社会公众信赖的能力，是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也是政府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衡量指标。 政府的公信力都是累积而成的：选择何种信息媒介于公众而言大多是习惯使然，也就是说一旦一次使用过某种渠道进行信息的获取与传播，那么接下来的信息传播渠道很大程度上不会进行变化，且每次传播媒介使用的满意度将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传播的优先顺序。如果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官方信息传播渠道无法令公众满足信息获取的真实性及深刻性的需求，很可能逐渐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更甚失去对应急管理方面所需要获得的配合与支持，更大程度上增加政府管理的难度。

四、突发事件并行不对称传播的规制策略

并非只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才会出现并行传播模式，相反，它无处不在，任何类型的突发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然而，在当今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中，已经不再适应这种传统的并行不对称的传播模式的存在。 并行传播模式中“两头”、“虎头蛇尾”等特征导致突发事件在持续传播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这种以稳定外部氛围、保证社会稳定为出发点的应急管理的策略，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已经难以实现最初的目标。 政府绝对控制信息，掌控一切资源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公开信息、让公众实现知情权， 发动多方力量，突发事件才能被积极应对，应急管理措施才能上行下通。

（1）贯彻落实并行传播的思想，增强政府话语的权威性。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报道量意味着信息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人们对于突发事件认知的不确定性，减少不必要的、不理性的举动。在突发事件发生初期，信息的提供尤为重要，减少抽象的回应，增加具体回应，对于提升政府形象，控制突发事件负面影响范围扩展具有深刻作用。

（2）缩小信息落差，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减小人际传播成为信息源的可能性。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规律来看，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受众为了确定自己的处境、消除不确定性以及心理焦虑感需要海量的信息。在突发事件不断演化的报道中，如果人们无法从公共媒介获取自身需要的信息，那么受众搜寻信息的主动性就会大大增加，导致其他大众媒体途径成为信息替代源。无论是从内容质量、传播范围以及舆论走向等方面都会对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进行挤压，形成大量不实言论甚至是不良信息对真实信息的淹灭。因此，在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官方报道首先应该严格跟进事件进程，熟悉了解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态；其次，增强与大众媒介的交流，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公共传播媒介应该主动更新信息，通过同各大媒体的交流，汇报基层政府呼应群众诉求所开展的工作，在各级媒体了解事件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减少不实信息的传播，控制事件恶化。最后，解决措施具体化、书面化。在突发事件发展的任何阶段，针对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并将其以公告或其他方式书面化，让人们看到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稳定群众焦虑心理，维护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3）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加强与上级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交流。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呈现出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特征，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过程中，不同等级政府的沟通扩大了事态控制的时间成本。这种层级明显的政治体制在为人们投诉扩大渠道，提升有效性的同时，也为基层政府的工作带来了被动性。在“鸿仁源”事件的应急管理过程中，县环保局委托省环科院进行的现状调查中，仅作出了“鸿仁源没有依法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完成竣工环保验收。试生产期间未完全按环评批复要求执行环保措施，存在部分厂界臭气浓度超标等问题。”的初步结论。省卫健委调查团队开展的健康评估调查工作并没有出具鉴定结论。由于县级技术力量薄弱，无法出具鉴定结论，因此上级部门以及相关权威结构的鉴定结果直接影响县级政府的后续处置工作。同时，基层政府作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线接触者，对突发事件的详细信息了解更加完全，上级部门应该作为辅助，多理解支持一线政府的处置工作。“鸿仁源”事件中，该企业的负责人抓住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将收集到的不利于处置工作的信息对省市主要负责人进行邮寄，通过信访制度以及行政复议等手段为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增加了难度。上级部门作为基层政府的主管与监督部门，应该在政策法规以及舆情管控等方面给予基层政府指导和支持的基础之上，将事件的主要处置权交由基层政府掌握，协助基层政府高效有序的解决突发事件的后续工作，减少时间成本，维护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政府在更加复杂的突发事件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受众”实现信息透明的同时又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维持乃至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是我们政府在大数据背景下应急管理仍需继续探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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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佳瑶（1994——），女，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行政管理硕士，学校：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