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姚松 杜晓杰 赵慧臣

摘   要：文章通过对近年来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发现我国学者关于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领域：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研究、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各主体协作研究、信息化与教育扶贫模式靶向实施研究、信息化与教育扶贫效果动态监测研究、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信息化与职业教育扶贫研究。展望未来，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应注重元研究，探讨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理论;推进田野研究，归纳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的模式;加强前沿研究，提高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质量;强化综合研究，构建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网络体系;关注伦理研究，保护信息数据与用户隐私安全。

关键词：信息化;教育扶贫;教育精准扶贫;知识图谱;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0）05-0001-07

教育精准扶贫是当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对于提升贫困人口个体可行能力、形成人力资源积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意义与价值。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扶贫过程中發挥着精准识别、精准实施、精准评估、精准反馈等方面的“精准”优势，是着力改变以往教育扶贫中目标失当、对象失焦、重点失实、布局失准、成效考核方式单一等突出问题[1]，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均着力强调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进程，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性、迫切性。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了“网络扶智攻坚工程行动”。已然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精准扶贫事业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杠杆。

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信息化推动教育精准扶贫亦有所关注，近年来相关主题研究逐渐增多。但单一的文字描述难以客观地呈现研究现况，不利于挖掘这一研究领域内各主题的深层联系。通过辅助以文本内容的计量统计及解释性分析的混合研究范式，将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优势互补，更有助于系统全面地勾勒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研究的进展。鉴于此，本文采用共词分析方法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深度挖掘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为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提供借鉴参考。

一、数据与方法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团队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2]。其功能包括作者合作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等，能够显示出该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的研究布局、发展脉络及热点研究等，从而考察该领域的基本研究情况，探测其研究热点，发现其知识基础。由于这种基于文献计量的方法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真实地反映研究动态，因此受到学界的欢迎与认可。

2.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作为数据源，在“输入检索条件”中选择“主题”检索项，不限定期刊级别，并输入“教育信息化”并含“扶贫”或者“信息化”并含“教育扶贫”或者“大数据”并含“教育扶贫”或者“互联网”并含“教育扶贫”或者“人工智能”并含“教育扶贫”检索词，通过人工筛选、去重、删除不相关文献，得到有效研究文献120篇（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日）。

本文采用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将这120篇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保存为“download_2019.txt”，运用Citespace软件自带转换格式的功能窗口，把文献数据信息转化为自身可识别格式，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参考中国知网数据库自带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来统计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领域学术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二、研究现状分析

1.时间分布

为观察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情况，按年份统计文献数量，具体如图1所示。从图1可见，2013-2019年之间研究文献量突破100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首先，2013-2015年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处于萌芽期，国内研究者尚未对其广泛关注，这三年的文献量不足研究总体的百分之四。其中有文献指出信息化在教育中的对口支援是对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模式创新的初步探究，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思路[3]。其次，2016-2019年是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爆发期，广泛引起研究者关注，且在今后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特别是2016年，文献量较2015年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增长率为600%，研究成果丰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针对扶贫工作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六个精准”[4]，“精准”二字的强调，为信息化在扶贫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政策契机。加之精准扶贫的路径之一是教育扶贫，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使信息化在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落实方面更具优势，是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和脱贫的有效途径。

2.空间分布

研究队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领域的研究特点。研究者所属机构及发文量是评价机构研究水平及在所研究领域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首先，120篇文章有107家研究机构，其中西北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发文量并列第一。西北师范大学以王卫军、王文君、董勤兰、封清云、李华等研究学者为主，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求索，路径探析、模式探究、科学决策以及问题研究方面进行探索，成果丰硕。华中师范大学以马敏、马倩、左明章等学者为中坚力量，论证教育信息化大有可为，积极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构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其次，华东师范大学发文量位居第二，任友群、冯仰存两位学者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政策解读，充分论证了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再次，贵州民族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发文量并列第三，研究主要集中在路径探析与模式研究两个方面。另外，其余文献每篇都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对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其连线难成体系。可以看出，现阶段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依据国家公布的985、211工程大学名单统计，发文机构是985、211院校的文献占样本研究文献的19.17%，不到总体的五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还需要高水平研究机构的关注。

3.期刊分析

对该研究领域进行期刊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分布特征，而且也能找出重要期刊，是研究人员研究该领域的重要信息、情报来源。首先，对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20篇文献分别刊载于103种期刊上，其中20.83%的文献集中在载文量排名前8的刊物。由此可知，来源期刊总数较多且分散，而研究文献相对集中。其次，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教育与职业》《人民论坛》等。从内容来看，目前国内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教育视角下进行，重点探讨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律与战略选择，关注教育信息化问题研究以及教育脱贫模式探究。最后，有三个名称分别为《中国远程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的期刊，尽管载文总量不多，但是刊载文献的研究者皆为任友群和冯仰存，研究机构均为华东师范大学，充分证明了这三个期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研究领域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之一。

4.被引频次分析

统过分析文献被引频次情况，可以表明该研究领域文献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首先，120篇样本文献，被引频次在10次及以上的文献占总体文献的12.5% ;被引频次为1～9次的文献占总体比例的38.33% ;从未被引用的文献占总体的49.17%。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在核心期刊发文数量较少，但是被引10次以上的文献占总体比例的10%，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显著，影响范围大。其次，引用频次前三名的文献分别是许锋华的《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定位》;陈恩伦和陈亮的《教育信息化观照下的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任友群、冯仰存和徐峰的《我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精准扶贫的行动方向与逻辑》。这几位高引作者从信息化背景下对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模式，以及职业教育助力教育精准扶贫进行了整体论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影响力。总之，从研究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待提高，研究的相互关注程度比较分散，需进一步聚焦。

三、研究热点与讨论

通常来讲，高频关键词被用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热点构成[5]。综合考虑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的特点，最终确定本研究高频关键词为4次，从而选取出高频词12个，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把“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合并为互联网）。图2是Citespace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较大节点表示为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其所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

从表1和图2可以看出，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与精准扶贫、互联网、教育信息化、教育扶贫、教育精准扶贫、大数据、职业教育、扶贫对象、教育公平、信息化、贫困户地区、民族地区等关键词密切关联。这些关键词反映出该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关注点，以及理论基础与应用方向。根据表1和图2，归纳出2013-2019年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研究

随着信息化的深度推进，为精准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提供了科学的循证依据，也是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有效工具。国内学者针对扶贫对象失焦现象，加强信息化在教育扶贫对象识别中的应用，并借此深度挖掘致贫原因，以期实现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首先，在教育扶贫对象识别过程中，主要是借助信息化提供的创新识别机制，建设、利用、完善教育扶贫数据库。第一，对教育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访问贫困对象的需求、现状，得到可靠的一手数据，促进领导联结县、单位联结村庄、干部联结户，即所谓的 “一进、二访、三联”，利用一线数据建设教育扶贫对象的数据库。第二，利用数据库，根据目标人口的学习数据、消费数据、交互数据等，结合模糊数学模型的设计，从目标人口中找出教育贫困人口，精准判别贫困户。第三，不断地完善教育扶贫数据库，借助互联网教育平台，努力实现教育扶贫由“线下”向“线上”转变。其次，借助教育扶貧数据库深度挖掘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研究显示，在教育领域的致贫原因主要集中在“学习贫困”、“因学致贫”、“缺技术致贫”。对于“学习贫困”，利用学生数据系统，对学业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结合被帮扶对象的学习风格、学习内容、课程偏好，进行精准识别。针对“因学致贫”，封清云等有关学者按照学前、义务、高中、职业、高等等不同教育阶段的贫困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利用大数据平台对不同教育阶段精准发力。针对“缺技术致贫”，在普通学校教育系统外，对需要技术教育的群众，采用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方式，结合就业市场的需求，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为提高教育扶贫效率，需多层次、多角度精准识别教育扶贫对象[6]。

2.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各主体协作研究

利用信息化公开、透明的特性，规范责任主体的行为，详细规定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在教育扶贫中的责任与义务，发挥信息化的“连接”效用，促使各主体密切协作。在2015年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个体协同推进的扶贫大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教育扶贫体系。”[7]开展扶贫工作时，必须利用信息技术明确精准扶贫各主体的责任[8]，以及各主体间密切联合，高效协作。

第一，确立政府处于教育扶贫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收集教育扶贫信息，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数据信息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以及政策、资金等保障机制的制定;还要进一步明确省、市、县、乡、村、组等各级教育扶贫责任主体，促使教育扶贫对象和各级责任人一一对接并联合协作。第二，借助市场协同推进教育扶贫工作，通过数据信息系统向市场发布教育扶贫供需信息，鼓励民营企业、合资公司、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教育扶贫工作，发挥市场平衡供需的社会作用。第三，积极动员社会公众力量，以及法定第三方和相关公益组织，在信息化的精准助力下，实时降低政府治理失灵所带来的风险，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第四，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有学者指出，教育是实现“内生性”脱贫的根本手段，转变贫困人口观念，使他们具有“内生性”脱贫的意愿、意识、信念和毅力[9]。利用互联网传播力度，营造信息化的教育环境，积极转变脱贫观念，变“他扶”为“自扶”，甚至在脱贫后，还可以“扶他”。借助信息技术，能够使教育精准扶贫多方主体利用硬件设备和相关的软件平台，突破时空障碍，实现信息共享，促进有效沟通[10]。推进各主体合纵连横、协同发力，构建多元主体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3.信息化与教育扶贫模式靶向实施研究

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依托信息化大体量、高速度、多样化、真实化等特征，在教育扶贫模式选择方面发挥靶向效应，使扶贫模式在信息技术的分析下更加精准。首先，靶向实施教育扶贫模式的前提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靶心。在信息化驱动下，扶贫对象精准识别、责任主体密切协作，实现教育扶贫模式精准选择。其次，我国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方向正在发生转变：第一种是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模式转变为开发式扶贫模式，以及现在所提倡的参与式扶贫模式;第二种是由“输血式扶贫”全面升级为“造血式扶贫”模式;第三种是从“大水漫灌”转变为“滴灌到根”[11]。以上三类教育扶贫模式，前两类实质上是从“他扶”向“自扶”转变，第三类更加强调“精准”二字。最后，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及应用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12]，助力教育精准扶贫模式设计，并建立大数据反馈验证机制，实现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靶向精准治疗的功能，是我国目前研究的热点。主要以网点建设和资源输送为特征，提升以信息技术为抓手的功能性教育扶贫模式以及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为导向的跨界协同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换言之，从硬件设施建设、资金给予到信息化能力培养以及信息技术应用等脱贫资助模式，逐渐走向靶向治疗的信息化教育精准扶贫道路。如何让不同致贫原因的地区选择合适的扶贫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教育贫困地区靶向治疗是研究者未来不断探索的领域之一。

4.信息化与教育扶贫效果动态监测研究

信息化助力教育扶贫效果实时动态检测、脱贫防返贫的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着重点。重点运用信息化思维方式，将教育精准扶贫效果与数据信息系统有机结合，检测是否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目前，教育扶贫效果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是对已实施的各项举措，确认是否覆盖到村、到户、到人;确认是否按照政策指标在贫困地区全兑现。在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效果动态检测过程中，一方面能够通过数据库，精准获知贫困对象生活改善情况;另一方面还能够实时监控脱贫对象是否出现返贫现象。贫困信息的数字化、数据化，能够使得任何失真、失实信息无处藏匿，有助于引导地方政府在后续工作中，更加注重扶貧对象的实际需求，精准定位，分类施策。

但是，教育扶贫效果实时动态检测的整体研究进展相对缓慢，主要因为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发展时间不长、成果有待丰富，研究重点还未偏移至教育扶贫效果动态检测方面。加之，我国在教育扶贫绩效考核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少、不全面，多聚集于扶贫资金、东西部协作扶贫、定点扶贫、省级领导扶贫等方面。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注重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忽视信息化应用环境营造等现象。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出现了信息技术应用意识不强、技能较差、效率低，以及技术与教学科研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说明在学术及实践层面都亟需建设实时动态监测评估体系，以实现信息化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充分应用。

5.信息化与教育扶贫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教育扶贫过程中解决师资贫困问题被研究者关注已久，也是我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我国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MOOC、微课、在线学习、远程教学等方法为优质师资冲破时空界限，向有需要的地区提供低成本且便捷的渠道，向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优秀教师、志愿者提供参与教育扶贫的机会，也向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精准、个性化的技术保障，驱动教育公平和教学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远程在线课程虽种类多样，但缺乏具体针对性，课程同质化现象严重。另有研究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教育经费不足、师资薄弱、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滞后、信息化应用思维需要转化[13]等情况，提供了信息化输送教师资源的样例。比如：实施 “教学点数字资源全覆盖”项目，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将优质师资送到边远贫困山区;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双师教学”等具体做法。推动城乡、东西部教育的组织变革，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解决师资特别是贫困地区教师 “派不出、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实现全国薄弱学校“开齐课、开足课、开好课”的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目标，需要通过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十三五”期间，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打响教育扶贫攻坚战，要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上学好”，让我们实现从教育机会公平到质量公平再到效果公平。

6.信息化与职业教育扶贫研究

职业教育是扶贫最直接、快捷、有效的途径，而信息化在职业教育扶贫中扮演着助力杠杆的作用。一方面，根据职业教育特有功能，利用其天然的经济与职业属性，摆脱创造收入能力匮乏、消费水平低下的贫困。有研究指出，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是以先进教育思想为指导，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为支撑，开发多种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过程，让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现代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信息化驱动职业教育旨在培养一大批能够脱贫致富的创新职业人才，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素质，从而促进贫困区经济的长久发展。同时，贫困地区本身经济相对落后，教育信息资源严重不足，信息贫困是导致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使信息化准确接入职业教育是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譬如部分贫困地区缺乏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处于信息孤岛状态，无法及时获取实时的职业教育理念与方法[14]，信息运用的思维意识尚未渗透，将成为利用职业教育脱贫的绊脚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学设施和教学方法上有很大不同，需要更多实践操作与即时应用，贫困地区这些条件都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况，需要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15]。让信息化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从这个角度促进扶贫进度，增强扶贫效果，让职业教育扶贫驶入快车道，成为教育精准扶贫的有力杠杆和必然选择。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信息化助力教育变革是未来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之一，为数据信息应用于教育欠缺地区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为了实现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研究中的困难与弊端，注重研究向纵深发展，确保扶贫的精准性、数据的全面性、过程的安全性以及道德底线。展望未来，国内有关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注重元研究：探讨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理论

有研究指出教育扶贫理论研究不足，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也存在相同问题。信息化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载体，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统计学等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索[16]。基于上文分析，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理论存在不同的学科共同体。文献基础、研究题材、研究重点集中于不同的问题，应辩证接纳与理性全面地探讨其理论基础。理论研究应是研究的初始动力与源头，决定着该研究领域的持久性、创新性。要探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研究，必须着力于其基本问题，主要包括该领域的理论基础、本位概念和行动范畴;以及各构成要素的定位、功能、特性;扶贫对象、主体、模式、效果监测等一系列扶贫研究主题，为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奠定研究基础。另外，要注意研究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基本制度与配套制度之间的耦合机制，增强其研究的生命力与活力。在该研究中，要深入理论基础，也需提高实践的可行性。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与网络技术，为教育扶贫提供了全新的理念与方法，时刻满足教育扶贫对象的各种需求，让“泛在学习”成为可能与现实[17]，融学习生活于一体，明确生活本身就是学习等。

2.推进田野研究：归纳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模式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比如，黑龙江省借助教育扶貧大数据平台，针对不同学段，聚焦施策[18];甘肃省借助分析技术构建“大数据”应用格局， 实现全省88万教育扶贫对象的清单式管理和动态监控[19];江西省上饶市政府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腾讯公司，采取“上级支持、企业投入、地区实施、家校协同”的新教育扶贫模式[20]。基于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积极推进田野研究，梳理全国各地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方式、措施、模式，揭示其共通的价值、理念。自下而上地对典型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凝练，从经验性认识上升到一般性认识，总结形成全国性的做法、经验，为新时期做好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参考。另外，不同地区适用不同模式，简单移植嫁接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教育扶贫，应深入对比、实地调查、个案分析，其遵循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应以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迁为基础，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辅相成，助力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差异选择。

3.加强前沿研究：提高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质量

为保持研究的活力与生命力，研究者要及时洞察时代走向，捕捉前沿热点，提高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质量。通过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发现现阶段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趋同，易产生研究能不能持久的问题。到“十三五”末，如期实现脱贫，为巩固教育脱贫效果，研究会指向如何使贫困地区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解决如何“上好学”的问题。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促使教育精准扶贫更加科学、高效，与进一步提高教育精准扶贫质量的诉求相契合。脑科学、人脸识别、虚拟现实、情感模型分析、多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5G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叠合使用，将更加全面、深入、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扶贫和学生学习生活中，为教育扶贫对象提供更加精准的学习支持与个性化服务。另外，顺应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增加智能学习方式、交互式学习环节，打破学科结界，理论实践互通。这就要求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实践探索，充分利用信息化，提高教育扶贫质量。

4.强化综合研究：构建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多地区、多主体、多领域的研究网络体系

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性事业，涉及范围广泛，利益群体众多。面对更加复杂、更富有挑战性的新形势，尽快完善吸纳多元力量加入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工作之中，发挥各群体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我国面积广泛，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信息化水平不一;研究主体在各个省份的分布不均衡，趋于分散，合作关系不固定，并没有形成稳固的研究团队;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领域视角单一，从信息、教育、扶贫各领域分别进行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各自展开，皆归属于某一视角或学科。而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协调统一;同时也需要国内外各地区，各级各类研究主体的关注，从不同领域和学科入手，整合多方研究力量，形成合力，构建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多地区、多主体、多领域的研究网络体系，积极推动该研究的长远发展。

5.关注伦理研究：保护信息数据与用户隐私安全

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不仅是理论学术研究，更是实践应用研究。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落地的实践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是建立在扶贫对象的个人成长、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等数据基础上，如若信息泄露，不利于扶贫模式的实施，易使扶贫效果适得其反。信息化驱动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和应用会产生、分析出大量的信息数据，涉及教育扶贫对象的隐私，数据的安全监管需要得到重视，一旦信息泄露，将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问题，严重影响扶贫对象的个人成长与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鉴于此，需要相应规范来明确和应对潜在的不良后果，完善相关标准与法规来处理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过程中所引起的具体伦理道德问题，设立信息数据安全保护屏障、问责机制，以便为教育扶贫对象带来真正的利益，保护其隐私安全。另外，信息化驱动教育扶贫过程中的信息有可能存在偏差甚至错误。如果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提供的非正确信息，会导致教育扶贫效果不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应由教育扶贫主体对此负责，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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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