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走出山村的理由

一

在父亲的眼里，我当然是一个背叛者。

二0一七年十二月，将双亲接进城居住不久，一天我陪八十三的老父亲埋在病房里，谈起这段往事时断定，如果三十年前我在县城开舞厅的时候，与办服装学校的一个农村姑娘远走他乡，此后的道路，定不会是如今的样子。也断不会为世人捧上“闯城三部曲”，记叙禁锢年代一个毛头小子背叛乡村，闯进城池的风风雨雨。

“闯城三部曲”的开卷之作《鹅头山下》原名《恋爱大队》，初稿写于三十年前。那是一九八七年夏季，我在县文化馆学习创作一年，结业后不愿返乡，应滞留县城追逐文学梦，为解决吃住困难，经过善良的担任幼儿教师的师嫂介绍，到一家有着十二间红砖瓦房的百货托儿所“打更”的时候。记得一个阗静的中午，放下钢笔，我去厨房炉子上做午饭，进屋发现文化馆创作班的一个同学，正端坐在旧红漆木办公桌前，见我进来他头眼不抬，认真地阅读着我刚写下的尚带温度的小说。我坐在旁边的床上静等。半晌，同学看完了，起身用一双单薄锐利的眼睛盯了我半天，挥手“啪”的一拍桌子说：“老涛，写得好！”

老同学的话让我暗喜了三十年。可写得真那么好吗？

后来的创作历程证明，当时那一万多字的开篇还好，经受住了时间老人的考验。可再后来的续写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当年苦读、苦学、苦练积攒下的叙述风格与艺术水准，被生活的海洋渐渐洗刷殆尽。

二00七年，当为稻粱谋停笔十五年后，我准备续写的时候，我发现手中的笔生涩了。直到二00二年第一部初稿完成，五年里我焦灼不安，总是为不能恢复当年的写作状态而自卑，并对已改名为《闯城记》的初稿修改进行了种种设想，修改计划写满了几页纸，但一直没勇气动笔，生怕糟蹋永存心底的那个故事。

长篇小说《李子红了》创作、出版和畅销，无疑增加了我的自信和勇气。同时一个“贵人”的出现，也给我增添了动力。选为省金融作协主席后，工作原因，我开始接触省作协的领导。在接触著名作家、迟子建主席之前，首先相识的是省作协党组书记赵德信先生。那是2016年盛夏，黑龙江省金融作协成立不久，我手拎乐耕园邻居送的香瓜，与省作协、市作协的领导一同站在通往省城的公路边上，等待从吉林白城方向乘汽车而来的中国作协“一带一路”采风团。期间，市作协领导向省作协党组书记赵德信介绍我说：“这位就是省金融作协主席祁海涛！”身材高大的赵书记听后有些惊讶，问我怎么在齐齐哈尔？于是，我用等客人的一个多小时，站在公路边，迎着渐落的夕阳，向德信书记汇报了省金融作协组建的一些情况，和自己从一个农村文学青年，因写作改变命运的经历。说实话，几十年来为了给农民和底层青年提气，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并引以为自豪。听者惊奇之后也都说些“不可复制”之类的夸赞话，唯有德信书记当场激动着说：“你是一个宝贝呀！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你应该把它写下来，给现在的青年看，现在的青年太脆弱了，出门连鞋带家长都恨不得给系好！”

德信书记是省委宣传部领导出身，看问题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鼓励。二0一七年初第一场雪之后，我从乐耕园创作生活基地体验生活，回楼猫冬期间，三个月创作了“闯城三部曲”第二部的半部书稿之后，信心满满的再度出发，翌年开春利用入园春耕、夏管没有大块时间创作下半部的机会，我便开始了对第一部《鹅头山下》毁灭性的修改，或者说是“再度创作”更准确些。并且一改，就是六稿，直到年底，断断续续用去九个月时间。我心里清楚，做一锅“夹生饭”不拿出毁灭性的勇气不行。

二

我出生的村子严格讲不是一个山村，只能获得一个“贴边奖”。悠悠的乌裕尔河在县城南由东向西，从小兴安岭向扎龙湿地流去。距城北十几公里的傲龙沟下的润津河，从东北方向流经家门前，一路弯曲着向西南方向流去，最终与乌裕尔河汇合一处，穿过小兴安岭余脉绵延无力的丘陵地带，进入松嫩平原后，渐渐消弭于世界级大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而家乡的东北方向，越過两三公里的大东沟子和几座山坳，几个村子，一路向北大约五六公里的样子，便是难以望穿的小兴安岭山脉了。

这里便是乡亲们熟称的“北山”。北山中有一座最高峰，形如“鹅头”，乡亲们约定成熟，叫它“鹅头山”。由于故事发生在鹅头山下，后来便将起初带有浓郁青春气息的《恋爱大队》的名字，以及后来《闯城记》的名字，最终定为《鹅头山下》，当做“闯城三部曲”的第一部。书名的变化，也说明一个人随着年龄、生存环境的不断变换，对生活、对人生，对一部乡土题材作品的理解程度，都在改变。犹如一对中年夫妻，虽没有老龄夫妻无以复加的沧桑感、相濡以沫感，但也绝没有了年轻初恋时的简单、轻狂和浪漫。

这既是幸事又是不幸。

可以肯定地说，这段故事不论怎样增加了历史厚度，叙述上的成熟，但一定缺少了三十年前创作笔触上的水灵之感，通篇会充满着稚嫩和青春的气息。但可喜的是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心间，从来没有老去。就像润津河之水，汩汩流淌，从未间断。

三

关于这个故事，多半是虚构的。故事中的人物，多半有原型，多年来梦境一样常使我兀自产生似是而非之感，但却欲罢不能。巧合的是，今年小说完成，我与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的原型却有了接触。一个是“高乐天”的原型，三十多年杳无音信之后，初春的一天，他突然从山东给我打来长途，问寒问暖。一个是“孟雪姑”的原型——盛夏陪父母返乡，傍晚时分去晾晒台看这个贫困村新组织的秧歌会，十几年之后居然得以相见。“雪姑”的身材还是那般婀娜多姿，远远见我，用力舞动身上的彩带，故意在我眼前晃来扭去，臊得我在乡亲面前满脸通红。散场时简短聊天，我说我将我们过去的“故事”写进了小说，刚写完！她用依然俊俏的脸庞盯着我，除了惊讶，什么也没说出来。是啊，对于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乡下女人而言，对于青春的浪漫，还有多少可以追忆，可以激起兴致？我也找不到当年与她见面怦然心动的感觉，对于小说中的故事与她当然不知从何谈起，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毕竟已不是三十年前我们所共同经历的现实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起源当然是真实的，接下来的两部也一样。但需要阐明的是，虚构占据了小说的大部。故事中虽然有我个人拼搏的影子，但那断然不是我了，“我”身上体现和承载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的前奏，一个缩影。我只是从一个以浪漫开始、以悲剧结束的爱情故事的视角，诠释着大时代初始阶段农民命运的跌宕起伏。这亦符合客观规律，也符合哲学思维，任何一次变革前的思想矛盾都是激烈的。在重新创作前，我重读了柳青的《创业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像当年的互助组改革一样，也是一次伟大的创业。《鹅头山下》通过爱情故事这个载体，叙写了小山村责任制改革的全过程与艰难。说“我”要孤身一人跑到县城去学习记录和批判的本领，缘于愚昧、落后、压抑和打击，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春雷，给了乡下青年一个历史性机遇，一个闯城的理由，以及巨大的精神动力。

对于大时代的赋予，我始终心存感恩之情。并一直设法回报。同时也常常思考，春雷炸响之后，力量会如此之大，居然能跨过千年的城乡壁垒，撞开城门，使亿万农民工汹涌而入，并且不可阻挡！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应当记载的大事件。毋庸置疑，处在那段波澜壮阔节点上的每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均具有了特殊意义和历史性。

2018年春夏之交 乐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