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课与逃离

何小竹

我的中学时代，是从十岁半到十五岁——初中三年，高中一年半，即高中未毕业（我们当时是两年制高中）我就参加了工作，躲过了高考。

我从小学乐器，会拉二胡，上了中学，参加了校宣传队，要参加排练，要去工厂和乡镇为在那里学工、学农的同学做慰问演出，还要参加县级乃至地区级的中学生文艺会演，所以，整个初中三年，我经常缺课。当然，我也乐意缺课，因为本就不想在教室里待着，觉得学那些东西没意义。那时候倡导的是“开门办学”，并指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受其影响，我亦以“不学数理化，照样干革命”自勉。

当时还没恢复高考，我的目标跟大多数同龄人的目标一样，读完初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就下乡当知青。我是跟三表哥学的拉二胡，初衷就是想像三表哥那样，当了知青后不用干农活，而是进宣传队。

上初中后，拉二胡之外，我又增加了一个爱好——画画。先是跟本校的万之角老师学中国画，后又跟校外的谭炳元老师学水粉和水彩。两位老师年龄不一样，人生阅历不一样，画风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对我的影响也就完全不一样。

万老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抗战时期在重庆西南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内战期间在川东一带流浪，靠卖画和给人看病为生。流浪到我们县城之后，县城解放了，他就留了下来，成了县中学的教师，教美术，也教过语文，还教过一门其他中学可能都没有开过的中草药课。他擅长花鸟画，尤其有名的是画老虎，所以人称“万老虎”，而他本人确实也长了一双冷峻的虎眼。但拜他为师之后，我才发现他内心极其柔软，在那个“斗争”年代，依然保留了一颗怜悯之心。有次学校抓住了一个小偷，年龄估计也就十六七岁，被学校“工宣队”的人绑在了一棵树上，不仅被人围观，还被人拿剪刀剪了头发（那种剪一半留一半的阴阳头），还有一些比小偷年龄更小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朝他的身上扔石头。这情景被万老师看见了，他十分生气，不仅大声呵斥那些扔石头的孩子叫他们住手，还去找了“工宣队”的队长，最终让他们把那个小偷从树上解下来，教育了一下就算了。我当时也是兴奋的围观者之一，万老师的这一举动，对我也是一种人生观的矫正，让我开始去思索一些善与恶的问题。

谭老师是靠临摹连环画而自学成才的画家，尤其擅长画漫画，为人也极其天真，高兴和愤怒都不加掩饰，跟他学画的孩子一会被他夸上天，一会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一直有点儿畏惧他，哪怕他对我很好，我也不敢得意忘形，总是小心翼翼，也因此，我成了唯一没被他骂过的学生。

由于又多了一个画画的特长，我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班级乃至全校出墙报、画刊头的任务。但这样一来，我缺的课就更多了。这样混到初中毕业，上了高中，就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运动也终止了，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争取能考上大学，再不济，考上中专也是一种前途。

因为是教师子女，我被分到了“尖子班”，算是一种照顾，但这种“照顾”让我进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尖子班每周都有一次测试，测试的科目有数理化，语文和英语，测试的成绩会张贴在教室的墙上。每当成绩张贴出来，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地去寻找自己的名次。而我总是躲在人后，无心寻找，因为没有悬念，我所有的科目成绩，除了语文，肯定都排在最后一名。初中缺课太多，数理化和英语底子太差，我听课如同“坐飞机”。那时候，不能说我没感受到同学们看我时那种鄙视和嘲讽的眼神，只能说我内心强大，面对这些眼光能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还常常在课堂上接老师的“下句”（就是专挑老师说话的漏洞），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因之自得其乐。我明知自己考大学无望，可能考上中专都成问题，所以内心早就已经放弃，得过且过吧。

所以，我在课堂上读小说，《红楼梦》《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小说，都是在课堂上读完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英语老师明知我在读小说，也不干涉我，这说明他们对我已经放弃了。

而在课余时间，我依然沉迷于画画。那时候艺考并不盛行，偏僻的县城也没有报考艺术院校的渠道，所以画画并无实用的目标，只是觉得可以让我对不堪的学业有所逃避吧。

一天，从美术老师谭炳元那里得知地区要成立一个文工团，现正在十个县招收学员，他说他已经去报考舞台美术的美工，让我去报考二胡。我一听，这是我逃避高考，摆脱眼前困境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我瞒着父母，拿着二胡去了县文化馆的招考点，拉了一曲《赛马》，招考老师问我还能拉慢一点的曲子不，于是我又拉了一曲《拉骆驼》。让人惊喜的是，我通过了县里的初试，一个月后，去涪陵地区复试。

我独自坐着乌江班船到了涪陵。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可能此去就注定了我的人生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紧张的是，如果考不上，生活又得回到原点。

这是1978年冬季，中国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改变，用后来的话说，不仅季节上的春天，而且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春天，都即将到来。

到了涪陵，是下午5点多。我下了乌江班船，没有马上去驻地报到，而是迫不及待地往长江码头走，我想看看长江。结果，眼前的长江让我很失望。因为是冬季，正值枯水期，曾经在课文上读到的宽阔、浩荡、奔流等字眼，与所见完全配搭不上。好在，长江码头上停靠的轮船，其体积是乌江班船的五六倍，让我顿时有这么一种感觉：啊，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复试我拉了两首曲子：《金珠玛米赞》和《台湾人民盼解放》。据说，全地区参加二胡复试的就有三十多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最后录取了三人，我是其中之一。这真是幸运。后来听说，我之所以能被录取，并不是因为我拉得比另外那些人好多少，而是因为我的演奏比较正规，没有坏习惯，加上年龄小，便于培养。

就這样，离高中毕业还差一学期，我就不用再去上学，再去面对墙上垫底的成绩表了，也彻底摆脱了高考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