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智慧及其身体奥秘

徐明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塑造的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父子不仅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也是其人生哲学的代言人和践行者。巨人父子有着异于常人的外形和体能，不仅衣着起居需要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制作，有着过量甚至“过度”的饮食需求和发达的新陈代谢系统，他们还对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在印刷革命掀起的新浪潮中勇于探险、勤于思考，在感与知的结合中去认识自身、拥抱世界。可以说，巨人形象是融合了身体、品德和学识的复合物，在感性和理性数倍放大的背后是对平凡人的自然天性和潜在能力的尊重和颂扬，这就是拉伯雷在应对文字符号革命时所怀揣的人文主义理想。

借助拉伯雷的放大镜， 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塞尔（MichelSerres，1930-2019）看到了巨人形象的现代身影，他认为处于信息革命中的现代人面对的是与拉伯雷的人物相同的境遇。高康大父子所在的印刷革命时期是一个集宗教改革、古风盛行、文艺复兴为一体的转型时代，印刷书籍为头脑卸下了繁重的记忆负担，如释重负的大脑能够去从事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而阅读又激发了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体验中去。在塞尔看来，信息技术使知识外化为电子产品的显示器（屏），搜索引擎扫除了知识传输的空间阻碍，使头脑和身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将是孕育新的巨人诞生的摇篮。与此同时，塞尔也提醒到，书架上的典籍、储存器里的资料只是客体化的头脑，只有当信息转化为真正心领神会的东西，当头脑重新回到身体时才能实现主体的身心合一，而拉伯雷的巨人智慧则为我们处理自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知识的渊薮”

在十六世纪的法国，索邦大学的经院哲学家占据了知识界的主导地位，他们在繁复的论证、机敏的应答和雄辩的口才中决定学识的多寡，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所言：“这是比武大会，而非真枪实剑。”身处这一环境中的拉伯雷不得不说是一个特例，他不仅是一个修士，也是医学博士、法律顾问，还在大学里教授天文学，可以说他是一边诵经一边撰写科学论文，与此同时还发明了一些医疗器械。在印刷术盛行的时代，拉伯雷作为一个集知识和实践于一身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像经院学者那样对印刷书籍心怀恐惧而封闭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相反，拉伯雷更愿意让“精神和书在一起就跟干柴碰到烈火一样，难解难分”，这其中产生的兴奋之处就是知识的推动力量，一种由求知欲激发的巨大潜能，而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知识的渊薮”，这是高康大对其子庞大固埃的期望，也是拉伯雷对巨人的思想和身体的生动概括。

在那封著名的家书中，高康大指出了两种知识以及两种不同的习得方式：一种是书面知识，需要勤学苦读才能在精神上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文字以外的知识，包括德行的培育和来自日常经验的判断，这是无法用文字表达但却更为重要的知识，只能通过由内而外的理解和消化才能获得。需要注意的是，拉伯雷借高康大之口提到的“第二种知识”几乎贯穿了《巨人传》的全部五卷本，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身体智慧，其中，“消化”是巨人哲学的关键词，也可以视为拉伯雷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戏仿，它不但是对阅读带来的精神活动的消化和输出，还是生理系统对外来信息的去粗取精甚至消化排泄的过程。拉伯雷把人的自然本性置于首位的做法显然是在反对“人性本恶”的宗教禁欲主义，而对身体需求不厌其烦的夸张描述则是在激烈地反抗经院学者脱离世俗的空洞言辞。

塞尔也因此称赞拉伯雷的勇气，敬佩他能够在索邦大学那些神学家的严苛审查下写出一部专注于描述人的进食、饮酒、消化、睡觉方式的书，他在《拇指一代》中写道：“我倾向于站在拉伯雷这边，而不是索邦大学教授那边。”根据塞尔的分析，从印刷革命到现代信息技术，知识载体由书本上的字母变成屏幕上的图像，认知方式也从阅读书页上的单一符号过渡到浏览屏幕上的信息内容，网络技术特别是信息搜索带来的便利使抽象概念走向了具体的特殊性。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知识，塞尔在二0一八年接受澳大利亚学术专栏《谈话》采访时提到，现代人因对技术盲目自信而忽视了认识论问题，“信息成为交流方式的同时，也是好坏兼备、善恶兼具的事物，我们有大量信息，但我们却没有知识”。如何获得真正的学识，这是塞尔最关心的事，与拉伯雷同处于印刷革命时期的蒙田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宁要一个健全的头脑，不要记忆装得满满。在此，塞尔提出了关于头脑和身体的思考，即实现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需要做到的身心合一。

成为知识的“渊薮”而不是“漏斗”，这是巨人智慧给我们的启示。当信息网络为人际交流扫除障碍，在时间上留出更多空余可供自由支配时，我们得到解放的头脑便可以重新回到身体并投入到新的研究和创造之中。这是拉伯雷从一个社会转型中看到的有利于巨人形象诞生的机遇，塞尔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枚抛向空中的硬币还有另一面：那些外化为显示器的头脑是否还能回到身体，或者说，技术再一次把我们推到了身心可能分裂的十字路口—是让技术继续取代文字符号成为观看世界的方式，还是将久被忽略的感性体验重新提上日程，像巨人一般在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同时仍不忘培养自身的所思所感？

“不协调性的集合”

塞尔沿着拉伯雷这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发现了技术与身体之间所隐含的世俗化问题。自然科学的高度专门化把人们对精确性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作为知识媒介的技术工具正在取代人自身去认识世界，但是这一幕并不陌生，早在十七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开始使用实验科学方法去定义自然、尋求真理，把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的归入理性和正统，而那些无法言说的模糊之物则被排除在真理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感性就被驱逐出语言的逻辑框架，认知的整体平衡也被破坏，最后还导致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自身遭到忽视。在《五感：一种混合身体的哲学》（The Five Senses： A Philosophy ofMingled Bodies ）中塞尔把这种对技术趋于神学化的崇拜视为“世俗化的失败”（a failure of secularity），而将知识的堆积看作一种“消化系统疾病”（adigestive problem），因为被当作圣物供奉在神龛中的技术产物一旦成为衡量现实的唯一标准，它就失去了与现实相联系的功效，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人的主导者，这使得巨人般的认知主体有可能在技术去世俗化的过程中沦为机器的“精神幽灵”（phantom）。

正因此，塞尔将拉伯雷视为技术革命时代的先锋，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拥有对智性的追求，还浑身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智慧。与神话中的巨人形象不同，高康大父子有著普通人的想法和性情，他们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是具有神一般的超能力，而是他们身上有着比普通人放大多倍的身体能量，比如童年庞大固埃“每顿饭喝下四千六百头奶牛的奶”，他少年时“记忆力更是好得可以装下十二大桶橄榄油”，成年后在一次出海前痛快地“喝了两百三十七大桶酒”，等等。在此，精确的数据与模糊的轮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巨人区别于常态的不协调性。但是拉伯雷并没有对此大费笔墨，不像他同时代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借助测量和计算的准确数据来达到真实性的写作意图，拉伯雷把工具性的证明放在第二位，把人以及人的身体感觉放在第一位。

巨人世界因不对称性呈现出的各种现状其实是对禁欲主义理想的宣战，在《环游世界的作家、学者和哲学家》（?crivains， Savants etPhilosophes Font le Tour du Monde ）中，塞尔指出巨人的故事是诸多“不协调性的集合”（des ensembles disparates）。事实上，拉伯雷并不局限于对理论的概念思考，他还热衷于罗列由个体特殊性带来的偶然性，他的写作方式更多地关注事物发展的过程而不限制在结果的推理程序之中，强调的是事物或事件的多样性而不是传统哲学追求的观念论，因此，世俗化的巨人可以到现实中去畅游，在空间中去为诸多不协调性建立相互关系。例如，庞大固埃不满足于图书馆的藏书，毅然踏上了寻找神瓶的旅程，一行人马在经历各种艰难险境和奇闻趣事之后最终求得了神谕：“喝吧。”针对庞大固埃的这场“朝圣之旅”，我们可以借助塞尔在《赫尔墨斯文集：文学、科学和哲学》（Hermes： Literature， Secience， Philosophy ）中对“奥德赛”的两种解读来理解：一种是“命运之旅”，这是如俄狄浦斯照着德尔斐的神谕，按照理念“文本”去执行的行程计划，其结果必然是俄狄浦斯的命运悲剧以及等待奥德赛返乡后的一系列仇杀;另一种是“漫步之旅”，更注重“旅行过程”而非目的地，其中充满着冒险和惊奇，就如奥德赛在海上漫游了十年所收获的充实经历，这是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实验以及记忆储存式的身体书写，等待他的自然是回家之后的团圆和畅饮。

显然，拉伯雷为这趟朝圣之旅披上了自己“职业的道袍”（费弗尔语），他所掩护的或说是根本掩盖不住的就是巨人身上流溢出来的生机勃勃的人性气息，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在塞尔看来完全超越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空间的认知秩序规范，而在拓扑学空间产生出了身体体验的多样性。因为不管是观看聆听，还是触摸、拥抱甚至感受苦和乐，都是更为可靠的真实性。由于身体所在的多维空间突破了思维能够计算的精确边界，这使得主体的认知既有理性作为保障，又可以借助灵活的感觉直接做出判断，也就是说，精神活动离不开身体这块基石。虽然拉伯雷之后的近代科学将模糊的感觉排除在真理之外，将无序的感觉经验与有序的心智活动对立起来，但是揭开技术的面纱、回到理性霸权的源头就会发现，久被遮蔽的巨人依然还在那里，身心合一的强大潜能让他在经历印刷革命之后又一次出现在信息技术的浪潮之中。

米歇尔·塞尔其人其思

米歇尔·塞尔是当代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期间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并于一九六八年以《莱布尼茨体系及其数学模型》获得博士学位。塞尔生前任教于索邦大学、斯坦福大学、蒙特利尔大学等多所海内外高校，出版专著达六十余部，内容涉及哲学、科学、文学、美学、生态学等领域。塞尔的哲学思想继承了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开创的法国特色的认识论传统，将科学与诗学相结合去探讨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到理性与感性的对话中去寻找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塞尔的思想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早期著作借助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信使形象为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互通往来开辟航线，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思考聚焦于自然科学与生命哲学相互对照的体验与反思，二十一世纪后则移步至人类学中去研究人与科技的关系。可以说，塞尔的一生都在缝补着由学科分化导致的知识裂隙，这也构成了他的哲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即“混合”（un mélange）的概念。不管是学科间的融会贯通还是认知方式的感知汇合，塞尔的混合哲学所歌颂的认知主体有着拉伯雷式的巨人形象，但这也旗帜鲜明地显示出他的知识论拒绝巴什拉的“认识论决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他反对巴什拉使用理性技术去对现象进行区分或提纯，认为那种唯理性主义是一种化繁为简、化异为同的非理性模式，提倡在考察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忘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即以人本位为基础去进一步开拓理性的广度和感性的深度。

进入数字化时代，塞尔从技术带来的社会转型中看到认知方式从血液循环般的书籍印刷转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在人对技术的依赖日益加重的同时，身体也面临着逐渐丧失感知力和判断力的风险，因为那些触屏图像、视觉浏览以及媒体信息既没有在大脑中形成曲折的神经回路，也没有在皮肤上产生记忆的摩擦，更不可能铸造出庞大固埃式的混合身体智慧。面对信息这把双刃剑，塞尔在二0一0年接受访谈时反思说：“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网络中智慧地航行。这种官能是网络的女儿，但不是网络的母亲。”

的确，认知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除了后天的习得和培育，更离不开到现实的旅途中去发现和完善，这是一个将资讯化为知识，再由身体进行翻译和转化的创造过程。拉伯雷将身体的奥秘写进巨人的智慧里，塞尔将其呈现给再一次处于技术革命中的现代人，并且还留下了信心满满的祝愿：“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奥德赛之旅，那将是全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