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江山里的刺痛

2020-04-10 10:58罗旻
读书 2020年4期
关键词:秦桧绍兴

罗旻

相比宋代那些横绝一时的文坛巨星,周紫芝或许算不得太有名。但是在宋代文坛中,毕竟有他一席之地。《四库总目》说他的诗“在南渡之初,则特为秀出,足以继眉山之后尘,伯仲于石湖剑南也”。南宋杨万里《刑部侍郎章公墓铭》,写章焘曾与周紫芝唱和,“至今言宣城诗人者,前有梅、谢,后有周、章”。章焘诗已亡佚,无从求证,但观周紫芝存世之作,此说并不算过分。钱锺书先生曾评价他的诗“爽利不堆砌”,若有人认为他创作不行,“那么他的诗和词会使我们快意地失望”。他推崇梅尧臣、苏轼的诗风,其乐府诗效法“两宋乐府第一人”张耒。他的词也清丽,上学晏欧,下法柳秦,靖康之难的阴影没有在他的词中留下过多痕迹。

然而《四库总目》在赞誉他的才华之前,毕竟先毫不客气地大书了一句:“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古人讲文如其人,这一笔无疑有盖棺定论的味道。

一、日暮途远:周紫芝的后半生

周紫芝虽有文名,但大半生都只是一介寒士,至宋高宗绍兴十二年,才终于以廷对第三的名次考中进士,此时他六十一岁,正步入人生暮年。其后,绍兴十五年五月复设六部架阁官,周紫芝以迪功郎掌礼兵两部,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以承奉郎为枢密院编修官,随后进右宣教郎,兼实录院编修官,至绍兴二十一年四月,出知兴国军。考其在京为官的品秩,迪功郎从九品,承奉郎从八品,枢密院编修官正八品,宣教郎正七品,都十分低微。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年间,周紫芝为贡士时,曾上书高宗,主张重用李纲,诛除奸佞,以救前弊,图自治,然后可望雪耻。此刻他对金人的态度还是“虽驱天下之兵以胁之,不足以当其强,竭天下之财以饵之,不足以厌其欲,尽天下甘言以悦之,不足以回其意”。对主战派李纲,他提出“愿陛下尽以国计倾心付之”,“倾心”二字,可见其迫切与真诚。虽然他这番上书主旨在“自治”,并非全然锐意进取,但持论仍正。然而到了绍兴年间,随着和议的最终签订与政坛、文坛阿谀风气的盛行,这种论调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在京十年间多次趋奉秦桧的诗篇。

周紫芝为秦桧所作诗篇,计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时宰生日诗三十绝》《时宰生日乐章七首》《时宰生日诗五首》;此外又有《秦观文生日诗三十韵》《秦少保生日诗三首》,是为秦桧之子秦熺作。且他为秦桧所作诸题都有序,以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樊侯、仲山甫等先周名臣作比,以《诗经》中《大明》《甘棠》《淇奥》《缁衣》等嘉篇为类,极尽阿谀。他尚有《大宋中兴颂》,篇中“天子曰都,是任良弼”等句,则是一体赞颂高宗与秦桧君臣之笔。

对高宗和秦桧的颂扬风气,始自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主和派取得了全面勝利,也主导了文坛的一时风向。政治屈辱和经济损失一目了然,但是漫长险恶的战事终于消弭,所带来的政局稳定、民生改善,一定程度上亦属事实。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周紫芝亲身体验过颠沛流离,战乱之苦。他曾经作《避兵遣怀六首》,发出过“射敌无一矢,南渡几楼船”的讥刺,却也经历过“掩面怜痴女,回头愧老妻”的仓皇,目击过“舂陵四万户,今日几家存”的疮痍。他在《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序中所述“朝廷修两国之好,结百年之盟,休兵息战,使各保其骨肉父子之亲,公之阴德,岁所全活不可以巨万计”,虽是奉承,但也反映出同时代的很多士人终于面对和平时的欣慰之情。在主战和主和的两极之间,绝大多数士人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他们希望收复故土还于旧都,却也震动于眼见的兵火连绵流离失所。和议带来的相对太平,无疑会令他们不能极度坚决地反对它。因此,如果不回头遥望北方的旧时山河,他们也能够将这半壁江山视作“中兴”。更何况,将这种隐秘复杂的欣慰宣之于口,付诸文字,是绍兴年间把持朝政者的意愿。

周紫芝在《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序中长篇大论地援引古史,称述绍兴君臣“不战而定乱”之德:“由唐虞以来不知其几千百年,世间有好战以危国者,未闻其以不战而定乱也。今太师大丞相魏国公,以尧舜无为之道而事君,以尧舜好生之德而用武,用能不战以成功。自修盟以来至于今日,不交一戟,不遗一镞,而天下大定。”千年来,儒家思想的血脉传承里一向有以德化人,避免诉诸武力的倾向。儒家对德性的始终强调,在政治治理层面,体现为对治国者道德修养、个人品行的普遍要求;在人的自我实现层面,则强调激发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进而实现普世的生命关怀。然而到了后世,在政治压力之下,故典中充盈的宏正浩大之论,仍不免转为文人笔下的寻章摘句,曲意逢迎。这种思想生命的异化与凋萎,前世之哲人或可逆料,也难免为之一声浩叹。

二、纪德铭功:绍兴文坛的集体低抑

绍兴年间,文人多以诗词文赋干乞于秦桧,秦桧的背后则是高宗。这种阿谀奉承,是绍兴文坛的一时风气。才气纵横如汪藻,慷慨爱国如张孝祥、张元幹,重道自持如刘子翚、胡寅,均未能免俗,薄有所作,遑论一般朝臣士人。周紫芝曾为秦桧写一组《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在序中说:“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以纪盛德而归成功。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宇,不可纪极。”

《挥麈三录》载,曾有士人以“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诗句献给秦桧,即被擢拔。《鹤林玉露》载,秦桧建一阁,名为“一德格天”,有朝士写贺文“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获得超擢。值得一提的是,张元幹《瑞鹤仙·寿》也是为秦桧所写。词的第一句“倚格天峻阁”,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首云‘倚格天峻阁,疑即寿桧者,盖桧有一德格天阁也。意居士始亦与桧周旋,至秽德彰闻,乃存词而削其名邪?”认为张元幹以曾与秦桧周旋为耻,在编《芦川集》时,虽收录此词,却刻意隐去秦桧之名。

写《政府生日四首》《政府生日十首》的曹勋更是一位锐气消磨的妥协者。曹勋年轻时曾入侍徽宗,经历靖康之难。靖康二年三月末,金朝虏徽宗北去,曹勋时为宣赞舍人,从徽宗行,同年五月奉徽宗命,携徽宗手书自燕山遁归南方。他著有《北狩闻见录》,描述这一段经历。亲历靖康,奠定了曹勋早年对金主战的积极态度,他归国之后甚至大胆地“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因此也受到非难,被外放,九年不得迁秩。然而,至绍兴二十九年,金主完颜亮已经准备入侵江淮,曹勋出使金国归来,却说“邻国恭顺,和好无他”,此语被时人讥笑为虚妄。这时的曹勋,在一味褒和的绍兴政坛中已泯然众人。他附和当时风气,为秦桧作生日诗,也在情理当中。

然而与张元幹相似,曹勋的这类应酬诗,虽然辞藻典故称得上丰美,诗意却淡而无味。如“近臣宣劝上恩隆,金石声和出禁中。礼貌元功宜异数,一门和气蔼春风”,较之他经历靖康之难后写下的篇章不可同日而语。“感君为君思建章,万户朱门缀珠玉。当时天下尚无为,今日悲凉变何速”,“至今甲历遍三四,生民散尽悲巢乌。我每思家限淮水,摇摇心与飞云孤”,自北逃归,身临其境,写昔日的繁华、遗民的苦难,自己内心的忧愤,长歌当哭,足以动人。

王灼曾作《投秦太师》四首,中有“此时谁作登门客,看吐经纶气似虹”“相门宾帟多珠履,自笑风埃蹭蹬间”等句,可见其依附求进之心。而更可资一叹的是,他晚年著《碧鸡漫志》,中有北宋词人晏几道不附蔡京的事迹记述:“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两为作《鹧鸪天》,竟无一语及蔡者。”这种欣然作词,而无一字提及蔡京的行为,正折射出小山对之视若无物的心态,更显横绝不羁。作为后来的记述者,王灼或许也敬慕前人的高华风度,然而相去不过四十年,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已无法效仿这种风度。

绍兴文坛集体阿谀秦桧与高宗,字里行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压抑与悲哀。但如周紫芝这样长篇累牍,多次曲意奉承,以至于集中篇章泛滥,连数百年后四库馆臣都看不下去的,也确为异数。四库馆臣编修《海陵集》时,认为周麟之《中原民谣》十章“夸宋诋金”,《凯歌》三十首“虚张虞允文瓜洲、采石侥幸之功”,一概删去,已然是清代文字狱高压下的政治手笔,不敢触及异族入主中原遭到反抗这一敏感主题。然而涉及人格品题,他们的褒贬也仍然毫不犹豫。

其实周紫芝对秦桧的依附也终究没有到头。据洪亮吉纂《宁国府志》载,秦桧很欣赏周紫芝的诗句“秋声归草木,寒色到衣裘”,其后他在京时凡有所作,秦桧“辄击赏不已,颇厚遇焉”。然而周紫芝后来写了一篇《恭和御制郊祀喜晴》,末联“已通爟火亲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被秦桧认为是讽刺之笔,怒而将他外放,出知兴国军。在这一记载里,周紫芝“惟言士遇合有时,吾岂以彼易此”,对外放一事从容以待,大有宠辱不惊之风。但若考虑到他对秦桧的诸多谀辞,这个故事大概只是后人附会诗句,借此为本地乡贤张本,并不足为征。

可就是在外放兴国军的当年,周紫芝写下了《题卷雪楼》。那一年他七十岁,距离公元一一五五年去世,已经只剩四年光阴。

三、独倚栏杆:北望中原的叹息

“三国英雄气似云,江南只数故将军。借令马上身犹健,应笑中原鼎尚分。谥册屡沾新雨露,断碑空说旧功勋。斜阳万里明如雪,独倚栏干酒半醺。”这首《题卷雪楼》,若隐去题目,大概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里想到甘宁。而即便冠以卷雪楼之名,如果没有看过史料,或是身临其境,也实在太过陌生。

周紫芝任职的兴国军治所在永兴县,即今湖北省阳新县,其东六十里有池口镇,又名富池,此地有三国时吴国名将甘宁的墓祠。《三国演义》写吴蜀猇亭之战,其中有甘宁战死的场景:“宁带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吴王闻之,哀痛不已,具礼厚葬,立庙祭祀。”然而甘宁之死,正史未见记载,他与富池的关系,只有《三国志》所述的“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以及身后所建的墓祠。

富池的甘宁墓祠,自东晋南朝以降,民间淫祠泛滥,或有民众祭祀,不得而知。至唐玄宗时敕封为“昭勇祠”,是史册中的最早记载。有宋一代,王朝全面关注民间祠祀。“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山川土地等自然神以及历史上的功臣名将,甚至有忠义之行的当代人物,其神祠都被加封爵等,纳入中央王朝的祭祀体系中,“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据《宋会要》所载,三国时人物,于宋代有官方认可的祠祀者,计有曹操祠一处、诸葛亮祠四处、关羽祠二处、张飞祠一处、关平祠一处、邓艾祠三处、甘宁祠一处。从此,富池的甘宁祠庙便屡屡获得加封。

宋人王质《富池昭勇庙记》记载了甘宁祠庙在宋代不断受到加封的过程:北宋太祖开宝五年,封赠为褒国公,在宋代诸三国人物祠庙中,属于受封最早者;宋神宗元丰五年,因当地大旱,祈雨有应,加号褒国武灵公;徽宗政和二年,督查郡国的官员上奏其功,加庙号昭勇;宣和五年,因道士臧归真复上奏其功,又封武惠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因“以灵卜惊张遇”,加号武惠昭毅王;建炎四年,因劉光世上奏“以阴兵镇金人”,又加号昭毅武惠显灵王;绍兴二十一年,督查郡国的官员再奏其功,加号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据《宋会要》所记,绍兴八年三月,尚“别给敕”,可见其受关注程度。

周紫芝赴任的同一年,正值朝廷加封甘宁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作为地方长官,周紫芝身预其事,取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句意,为这座江畔的高楼起了“卷雪”一名,《题卷雪楼》一诗应当也是写于此时。《绝妙好词笺》引洪迈《夷坚志》佚文言:“大江富池县,有甘宁将军庙,殿宇雄伟。……其前大楼七间,尤伟壮。郡守周少隐采东坡词语,匾为卷雪。每潮涨时,石柱半插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面万顷,群山环合,清风不断。”高楼下瞰江流,涨潮时石柱半没水中,寥寥数笔,画出令人震撼的阔大气象,一如受祀者之襟怀。

史书里的甘宁,一生往来于长江之上,身经赤壁、濡须等大战,正以勇烈刚猛著称,而其襟抱又不止于此。甘宁入吴之后,即向孙权进言,“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并做了一套战略规划:征黄祖,据楚关,破刘表,控荆州,然后纵其势西取巴蜀。此论和孙吴另外两位有远见的军事家周瑜、鲁肃皆不谋而合。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周瑜领南郡太守,曾专门回京城(今江苏镇江)向孙权进言,希望趁此大捷之际,西进取蜀,吞并张鲁,便可以襄阳为根基,进军北方,这一提议称为“二分天下之计”。而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初谒孙权时,便已提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策略。鲁肃与周瑜交好,这一策谋在二人之间想来早已不是秘密。而甘宁新至吴国,便有此论,可见他并非一位单纯的猛将。然而建安十五年周瑜病逝巴丘,随后荆州大半入刘备之手,二分图谋终成三分定局。终此三人一生,这一问鼎中原之志都遥不可及。

宋人过甘宁祠庙作诗,无非是“往来祭祷严且恭”写他的祠祀,“节制洪流掌风雨”写他的神迹,“至今忠义犹凛然”写他的品格,“虎臣勋烈在三分”写他的功业,此外更多的是在楼台逝水、山色青烽之间祠神祈风,吊古抒情。无关身世情怀,只是临时起意。这些偶然路过的记录者,连同这些诗篇,在文学或是历史的天空里不过是又几点鸿爪雪泥。

而周紫芝写了一句“借令马上身犹健,应笑中原鼎尚分”。其实也不是传世名篇,但是和他的身世时代勾连起来,自有几分刺眼的折光。

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终成。绍兴十二年,周紫芝中进士,进入京师政坛,正值秦桧之势炙手可热之际。年逾六十的老人,因家庭困苦,不得不以高龄参加科考,终于一朝心愿得偿,官职却又低微。秦桧欣赏也好,主动献诗也好,他都无法违逆这个政治圈子的风气。但是当他终于被外放出京,在卷雪楼头邂逅一段他或许已经读过不止一遍的历史之时,那些原本只存在于古书文字里的慷慨激烈的金戈铁马、天下大势,忽然重新触动了那颗垂老的心。

二分天下,复取中原。绍兴和议后,宋金划淮水一线为治,若高宗从李纲所论,定都战略意义更强的建康,也可图谋北上。可惜,朝廷暗弱,只图偏安。“谥册屡沾新雨露,断碑空说旧功勋”,仅南渡重建二十四年来,朝廷已经三次为甘宁追加封赠,然而那些曾经的勇烈抱负,北向之志,连同当今爱国之士的泣血吁求,却也都在这一道道封赠诏令间埋没不闻。若英灵有知,也定当嗤之以鼻。

周紫芝的文集名为《太仓稊米集》,典出《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浊世滔滔,文坛政治高压之下,他厕身其中,也正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像他这样的文人士大夫,自知无济于家国,在享有偏安和议的太平之余,心中或许始终怀着不能宣之于口的不安。《宋史翼》说他到任后“政崇简静,终日焚香课诗而事不废”,固然安详闲适,然而以这种垂老的宁静理性,忽然间照见豪快如刀的古史,心肝洞彻之余,也唯有寂然不语。

靖康二年,周紫芝四十六岁,还只是宣城一介薄有文名的布衣。那时他还会愤而写下这样的诗句:“至今愿返河阳狩,荆棘艰难窘天步。”而如今一朝释褐,外放任职,他在某个日子即将到来时还是必须这样写:“某伏遇太师相公庆诞之日,忝出钧播之下,倍增欣悦之情。属官守所拘,越在江表,不遑俯伏槐庭,仰伸燕贺下情,徒切依恋。”

此刻的周紫芝不可能知道的是,二十七年后的淳熙五年春,陆游出蜀途经这里,面对同样的风景,挥笔写下了更为直白激荡的《祭富池神文》:“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无从。”那样的沉郁頓挫,是在暮年与这个时代妥协的周紫芝再难写就的辞句。

渐近落暮时分,酒已半醺。凭栏望出去,满眼斜阳反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通明洁净,仿佛会发光。然而那片明光刺入模糊醉眼里,年届七十的老人忽然觉得心头空了一下,岑寂如雪。没有叹息,不过是广大的沉默而已。比起之前十年里他不得不含笑发声的某些时刻,这静默已经算得上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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