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张治

一九四六年初，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在杂志上连载。这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开篇就把时间拉回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点出那时节“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现实世界里，那时钱锺书还在欧洲留学，却清楚国内局势，诗作里一再挂怀国事。《围城》发表前不久，他在札记里评价德国十七世纪小说《痴儿西木传》里描写“兵连祸结，盗匪横行之状”，与伏尔泰小说《赣第德》里写保加利亚军队之罪行“每有旷世相契处，证之今事，亦觉古风未沫”。说“证之今事”，就是自己所见闻的战祸。作于孤岛时期上海的读书笔记里，读《唐宋文举要》时录韩愈《曹成王碑》一句“贼死咋不能入寸尺”，形容的是唐朝曹王李皋负隅抵抗藩镇叛乱军队的壮烈，页眉上批注了“围城”二字。小说《围城》没有直接描述战争，显然并非不能写或不愿写。

汉学家胡志德曾记一九七九年五月钱锺书访美时谈话，提到小说希望表现“战争既遥远又无处不在，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拿破仑一世战争一样”。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沉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作为小说题目的“围城”，正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呈现特洛伊战争的攻守形态一样，用最为简洁有力的意象揭示着战时上海的困局。钱锺书一九三八年底回国后至次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期间，讲授过荷马的两部史诗;战后他为暨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开设的“欧美名著选读”课程，第一篇也是选读《伊利亚特》。讲授荷马这个行为含有钱锺书在战争年代里的独特思考，不过小说《围城》的创作是带有着喜剧感的戏谑与反讽意味的，众人舟车劳顿地在污秽浑浊的世界里漫游的经历，可以看作英雄之旅的戏仿。试图将荷马史诗与现代世界接通的尝试，正是两次大战时期欧美世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围城》的日文译者中岛长文曾采访钱锺书，询问“围城”一词的由来。钱锺书从书架上翻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找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一段内容，强秦四十万大军围攻赵国都城，有人去拜访客居城中的鲁仲连：

（钱锺书）把新垣衍对鲁仲连说“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这些部分拿给我看，而后说：“作为词语来说，这是最古老的例子，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日本友人随后做了些引申和联想：第一，司马迁这里引述的是《战国策·赵策》里的话;第二，作为词汇，《左传》昭公十三年的“围困城”和传为蔡文姬所作的《悲愤诗》里的“围城邑”，作为寓意典故也许比《鲁仲连传》里这段对话更为合适。

钱锺书自然知道《战国策》的出处，《管锥编》明确说：“此节佳文，悉取之《赵策》三，句法操纵，一仍旧贯，未可归功马迁。”使用《史记》的本子，是因为当时刚写完讨论过此书的《管锥编》，手边有书。以《史记会注考证》这种日本汉学名著来表示友好，也再自然不过。但更重要的是钱锺书在留意“佳文”句法之操纵（“居此围城之中”和“有求于平原”二语的重复出现）的背后，更深感于其中历史人物应对“围城”之局时的精神力量。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弃局出围的人，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的齐人鲁仲连，为何也留在“围城”里呢？这恐怕也是钱锺书夫妇选择在战事爆发后回国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在上海沦陷如何进退时面对的问题。没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许才包含了真实的答案：

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像鲍焦这样的古之“介士”，耻居浊世，会因无路可走而“抱木立枯”，这是对大义的坚持。鲁仲连引申到自己在“围城”中的立场，他不从政，也不参与军事，无“求于平原君”，也不认为赵国有什么仁政值得捍卫。他只是愤懑于侵略者的作恶，才坚决要“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钱锺书在抗战时代里的表现，和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所谓“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可理解为对于现实利益的超脱，回避党派、主义的站队，乃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态度，《围城》不表现战争中的政治斗争，这也许就是根本原因。《管锥编》曾说：“并世之人，每以当时之得失利钝判是非曲直，《庄子·胠箧》所谓‘符玺与‘仁义并窃，‘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西谚所谓‘山呼“胜利者万岁”！”—這“山呼‘胜利者万岁”，是钱、杨夫妇熟悉的堂吉诃德讥嘲桑丘势利眼时的用语。永远拒绝为胜利者唱颂歌，连同《太史公自序》里称许鲁仲连的“轻爵禄，乐肆志”精神一样，是钱锺书肯定的人生境界。最终的日译本以“不能在日语中找到其准确的译法与表意”为理由，放弃了原来拟定的“被包围的城堡”这个题目，决定只选择《围城》原题中的一个方面，改用“结婚狂诗曲”为书名。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围城”意象上的多重指向。尤其是作者虽未正面书写，却时时关照在心的战争中人之生存状态，在日译本的改题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在小说里，方鸿渐绕了半个中国，又回到了“孤岛”上海。这个平凡怯懦的小人物，感受着“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围城中人”心绪上的这种写照，并不仅仅属于现代世界。《谈艺录》第四十六则里，论元好问同代人受其诗风影响，提到遗山“三知己”之一的李献甫写了首《围城》，认为是“入之遗山集中，可乱楮叶”。李献甫此诗写金哀宗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军队围攻汴京，此后哀宗率军离京退走。钱锺书留学时做过《中州集》的读书笔记，上述《谈艺录》这段内容就见于其中，并列称引的雷希颜、李长源、秦简夫等人诗，也都是经历末代板荡的感慨之作。元好问诗中也多次出现“围城”字眼，早有人指出小说题名的出典可能与此有关。再往前追溯，还有杜甫。《容安馆札记》第四0四则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摘记宋人诗话所云“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第三二0则引朱长孺《书元裕之集后》：“裕之围城中作诗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禄山、思明也。”钱锺书曾说自己的学诗经历，是在游历欧洲期间才足涉少陵、遗山之门庭的。感怀时事，从读书学诗经历里有了切身体会，和杜甫、元好问的诗心产生共鸣。

后来《宋诗选注》中评价陆游，说他是“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这暗含了褒贬之意：抗战后，钱锺书有一篇英文书评，评价一部陆游诗选英译本（一九四六年），批评了将陆游爱国诗人形象夸大的研究方式。钱锺书说，有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教授发现了以研究爱国人物来爱国的途径，于是把陆游的诗当成达到目的的资料。陆游的确爱国，但爱国不是他作品传世的主要价值。唱高调的爱国诗并不能真正算是好的描写战争年月的诗，受杜甫影响的陈与义、吕本中、杨万里等人，以及后来的元好问，才值得学习效仿。这个判断足以说明钱锺书的文学理想：他否定了题材决定论，决意以战争作为背景色而不是前景主要事件来写小说。

《围城》固然充满作者对战事的忧愤，却也并不以此为局限，核心主题仍在于人类生活的永久困境。以方鸿渐为假想情敌的赵辛楣摆设了一桌“鸿门宴”，怕自己学问压不过对手，请来了两个朋友褚慎明、董斜川助阵。席间谈话中引出了“围城”的主题：褚慎明道出那句“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说是罗素引的英国古话。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所写的悲剧《白魔》（一六一二年），将婚姻比作花园中的夏日鸟笼（asummer bird-cage），在笼外的鸟想要进来，在笼内的鸟则终日忧惧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典故在欧美当代文学也有遗响，钱锺书熟悉的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加布尔（MargaretDrabble），其处女作《夏日鸟笼》 （一九六三年）书题即搬用韦伯斯特原话。但把婚姻比作鸟笼，还有更早的别国出处。法国大思想家蒙田《随笔》第三卷第五章说：“这就像看到鸟笼的情况，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绝望要往外飞。”（马振骋译文）钱锺书有详读此书的摘记，在这段话所在手稿页眉，标注了“围城”二字。

《围城》随后还有一段对白——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錢锺书编的英文杂志《书林季刊》一九四七年九月号里，曾介绍自己的小说“题目出自法国谚语：婚姻如同一座被包围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进来，城内的人想要出去”。范旭仑已指出这“法谚”见于钱锺书读《巴特利特名言称引录》第十一版（一九三七年）的笔记。录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的名言：婚姻如盛宴，座上客想离席，场外人想入席（一六0二年）。注文里就有钱锺书引的“法谚”，并明确指出摘自学者基塔尔（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谚研究》（一八六0年）一书。

然而把婚姻比作“围城”也并非“法谚”，这来自阿拉伯谚语，范旭仑认为大仲马《东游记》（一八四八年）是法语书里最早引入这则谚语的文本。钱锺书可能查过基塔尔的《研究》，笔记上将“Frenchproverb”之说，涂改为“Arab proverb”。学者林丽娟对这类婚姻譬喻的东方渊源进行了专业的梳理，认为虽被置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名下，实为从阿拉伯、叙利亚地区传至欧洲，将婚姻喻作渔网或鱼篓，年轻人受到引诱而想要进来，入其彀中则挣扎逃逸而不能了。

《围城》里对婚姻之两难处境的表现，背后还有更为丰富的修辞与思想资源。小说结尾方鸿渐所感慨的“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和上文苏格拉底之言颇为近似。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在给张文江的回信中，曾承认的确并非向壁虚构。回信中提到来信者引的爱默生语，指讲演录《代表人物》（一八五0年）的著名议论。爱默生从蒙田对婚姻话题的“明智的怀疑主义”态度，延伸到青年立志从事政教、法律、文化等事业时将会面临的两难考验。这合乎钱锺书小说的立意，正如杨绛在九十年代初为电视剧《围城》写的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锺书的信里指示了苏格拉底名言的出处即《名者言行录》，并佐证以拉伯雷《巨人传》第三卷第九章中“那末你就结婚罢”“那末你就不要结婚罢”的反复辩论。实则不止于此。据教父作家杰罗姆所说，有一部以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奥弗剌斯特（Theophrastus）的名义创作的《婚姻金书》（Liber aureolus de nuptiis ），即以明智之士应否结婚为主题，其中列举贤妻良母的典范，继而指出这种佳偶世间难求，绝大多数婚姻都令人失望，因此得出结论：明智之士不应娶妻。这种论调乃是西方古典时代至中古晚期一直兴盛的“憎婚”（misogamy）传统的表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以降，相关论说观点、诗文故事，数不胜数;后世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中还可见思想影响，其中列举了历代持不婚信条的哲学家，恰好可以和钱锺书曾开列的怕老婆哲学家名单相对照。这种关于结婚还是不结婚的讨论，乃是西方修辞学传统里“应否娶妻论”（an uxor ducenda）这一命题下的写作训练，见于著名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

钱锺书对“应否娶妻论”这种修辞学命题传统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他还将之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如议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未能透彻理解叔本华悲剧观思想：

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

即便宝黛姻缘实现，也会因欲望的满足而产生厌烦：这也等于是拒绝了想为《围城》安置美满结局的“狗尾续貂”者。不仅如此，《管锥编》里论中西古今人世间的“男女乖离，初非一律”，论“爱升欢坠”如“转烛翻饼”，更涉及心理欲念的变迁无常，这注定与固定人伦秩序的婚姻契约构成了无法避免的冲突。在《 管锥编》 的最后一篇，由释彦琮《通极论》首先提出的“嫁娶则自古洪规……何独旷兹仇偶，壅此情性，……品物何由生？佛种谁因续？”这一问题，揭示宗教上的超越性思想也未能彻底解决人生的“围城”之难题。

此外，深究某些小说细节的出典，会发现也有“围城”之象的存在。比如在方鸿渐受聘到三闾大学任教前夕，钱锺书用了句看似俏皮的西方典故：

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在晨光版单行本中，这句话后面附有拉丁文，后来版本又删去了：Aut mortuus est aut docet litteras，这见于伊拉斯谟的《箴言录》，是对希腊哲学家芝诺比乌斯《箴言集》第四组第十七条的译述。原话背后的意思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雅典人不堪战乱之苦，受制于征服者，许多囚犯到战胜国去教人子弟读书，偶有故人还乡，被问到亲友现况，答曰：“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范旭仑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围城》里的这句话也可能是从当代爱尔兰作家肖恩·莱斯利（ShaneLeslie，1885-1971）写伊顿公学生活的自传体小说中抄来，证据也是钱锺书的读书笔记。莱斯利小说就题作《城中人》（The Oppidan ，1922），oppidan 一般意思是“城镇里的人”，首字母大写就特指伊顿公学的寄宿学生。小说里描述过一位原本怀有政治理想、打算进国会的兰姆先生，最终却留在伊顿教古典语言。小说家说：“古希臘谚语曾说，什么人消失了，他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个学堂先生。”这段话只是英文，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拉丁语译文。此处更为强调现代学院体制造成知识分子的与世隔绝之感。而钱锺书回国后的十年里，一直未能谋得大学里的稳定教职，可以说是在“城中人”和“城外人”之间游离。《围城》里揭露了脱离现实关怀而变得空疏无聊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知识分子圈中颓唐卑琐的精神世界，这种批判态度也正有赖于小说家本身游走于内外的视角才得以成就。此外，《围城》运用芝诺比乌斯这句话，与战争语境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深沉蕴藉地展现小说的现实主题。

“围城”这个主题下包含了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认知的战争局势和生命困境，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圈的状况与问题。回顾他的阅读史，可以说：一方面“围城”之象长久地在钱锺书的战时生活中深入其心灵脑海，另一方面，“围城”之题也包含了丰富深邃的诗文典故，钱锺书笔下的战争语境与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发生了奇妙的连接。那些曾在烽烟兵火间表现对于人类命运之深切悲悯的中外文豪们，终于成为“患难中的知心伴侣”，通过书本和笔记给予支援，成就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