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阅读与互文性学习策略

李琳 宋晖

“整本书阅读”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五单元整本书阅读内容为《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分为14+1章，分别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后记。作者费孝通在《后记》中说，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之所以要简介一下这本书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乡土中国》这本书的性质是学术类著作;第二，《乡土中国》是为大学生开设课程的讲义讲稿集。学术类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讲稿更不同于通常的学术专著。这类“整本书”读什么、怎么读，有没有适当的学习策略可以提供，都是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拟借鉴互文性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建构出词云关联模型，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提供可资利用的“脚手架”。

一、整本书阅读中的“群交叉”

新课标中的学习任务群共有18个，其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位居第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个任务群的学习目标明确为：旨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显然，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对于全部任务群而言，既是“纲”，又是“领”，在统领全部任务群的同时，也明确了整本书阅读的目的。而“学术论著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则旨在引导有这方面追求的学生阅读学术论著，体验学者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及陈述学术见解的思维过程和表述方式，尝试写作小论文。[2]这个任务群的要求，我们将其视为学习任务群在高中阶段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也为高中与大学的衔接修好了最后一公里路。这两个任务群自然形成了“群交叉”效应，至于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需要用《乡土中国》一类学术著作的整本书阅读来实现和检验。

二、互文性理论的介入

文学作品通常主题明确，线索有迹可循，相对来说可读性强，读者更容易进入文本。而学术著作，尤其是论文集类的学术著作，对于高中生来说有相当大的学习难度，所以在探讨式学习中实现“群交叉”就需要教师为其寻求理论助力。《乡土中国》这类学术论文集有一条明线，即作者的理论诉求，可以将其视为全书的骨架。要在明线的基础上建构知识模型，需要黏合剂一类的材料，也就是要用合适的理论把“神聚形散”的各个章节重新建构起来。

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3]实际上，这为文本细读提供了语境化线索，文本就是结构体，每个章节、每个段落、每个句子甚至每个词都是构成结构体的语言要素。但这种理论也存在缺陷，文本互文只是理论上存在无限的可能，在应用层面，如果脱离骨架，文本就如同一堆烂肉没有附着。

对互文性的界定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定义以热奈为代表，这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此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4]我们在研读《乡土中国》时把作者的后记也作为单独一章列出来，这就突破了作者自己所说的14篇文章，使整本书阅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审视费孝通先生70多年前的作品时，其后记给我们提供了诸多详尽的背景信息，这也就是14+1的意义。

三、例说《乡土中国》的语言关联

《乡土中国》有54000多字，14+1章，如何让各个章节有序衔接起来，是我们要竭力解决的大问题。在反复精读文本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整本书“形散神聚”，各章节在内容上暗合相关，前后互相照应，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章节间存在内容上的递进关系。比如通过词频统计，我们发现多个章节都在论述“权力”的问题，该词在全书出现136次。在第十章《无为政治》中，作者把权力分为“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如果据此确认作者坚持二分权力法，那就谬以千里了。因为紧接着在第十一章《长老统治》中，作者又提出不同于前述权力的第三种权力类型，即教化权力（长老权力）。随后在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中，作者才告诉我们权力的第四种类型，并且通过细节论述，辨析了四者的区别。

为了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通过检索式阅读将相关内容提炼了出来，下面以“时势权力”为例说明。“时势权力”在全书出现7次：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出现4次，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出现3次。根据互文性理论，我们认为章节之间存在着概念的提出和深化的关系。如下文：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5]

显然，作者首先是希望通过“时势权力”产生的原因来告诉读者第四种权力产生的内生动力，即“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但具体在变迁过程中怎么给这种权力下个定义，则需要进一步研读。

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無以名之，名之日时势权力。[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