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与面的完美结合

韩元

纵观整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凡是在易代鼎革之际，总会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诗人和诗作，唐末宋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莫不如此。如何准确地把握易代之际的思想与文学的流变，如何揭示出其间作品内容与风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评价其中的诗人群体和代表人物等，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易代之际的文学研究，最核心的要素有三点：一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二是遗民士人的人生经历和心态;三是遗民士人所创作的诗文作品。在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上，李成文博士《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诗歌研究》这一著作（下文简称“李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除了该著作中可靠的結论之外，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扎实质朴的研究态度，这些更具有示范意义和指导价值。总体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知人论世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而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也往往重视文如其人的一致性，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行相符不但是为人处世的标准，也是诗文创作的内在要求。李著在这方面的特色，略有两端：一是将诗学批评建立在严密的考证之上，比如在论述戴表元的诗歌创作时，基本按照做年谱的方式，按戴氏的生平将其诗歌分期，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论述方式是可信可靠的;二是将诗人的道德品格置于诗学批评的范围内，实践“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评论标准，比如文中对方回的评论即是如此。

首先，李著将戴表元的诗歌创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丙子之变之前、丙子之变至大德甲辰、大德甲辰至去世。每一个节点都有其合理依据，且相应节点代表作的选取也颇为典型贴切，比如大德甲辰以后的第三期，李著在举戴诗《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之前，举戴氏《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一文来阐释其创作心态：“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与学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与学不可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2]在戴表元看来，士人有迫不得已而出仕的情况，而这个原因，戴氏在文中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其实就是上文《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的“为此一餐谋”之句，正如李著所言，戴表元在考虑儒家之道的得失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谋食而仕”，如果一定要再找出一个理论，那么就接近于孟子所说的：“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3]李著将戴氏的诗与文放置在同一背景下考察，既体现了互证法，也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真实合理的文本生成环境。

其次，李著在评论方回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其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方回律诗批评专著《瀛奎律髓》的问世，以及在此书中提出的“一祖三宗”说，这些都使他成为宋诗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自身创作的《桐江集》、《桐江续集》也使他名噪一时。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内容，李著的不同在于，将方回“变节仕元”的心理活动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方回所追求的儒家思想人格与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行为，无疑有着极大的距离，甚而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4]在驳斥方回为自己变节仕元的辩解时，李著从文献出发，以《严州归附表》为例，指出了方回未做任何抵抗、主动率郡投降且盛赞蒙元伟大圣明的这一事实，其批评多有诛心之论。正是因为李著对方回的生平事迹和心理活动有足够全面的了解和细微透辟的分析，所以在解读方回“平淡中有至味”的诗风时，也就比旁人看得更为深入透彻。比如在论述方回晚年诗歌（如《为徐企题赵子昂所画二马》）时，认为其“抑郁不平之气”，既无“杜甫忧时念乱的博大深厚，也无黄、陈孤介自守的高洁峭拔，只是个人一己之欲不能满足的牢骚而已。”[5]虽然持论略为严苛，但也能道出方回抑郁低落之气并非仅仅缘于生活贫困这一事实。

类似的体现知人论世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充满整部著作，这也使其论述有的放矢、严谨可靠。上文中所讲的知人论世，以“知人”为主;李著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以“论世”为主的：除了论当时的历史环境，李著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从整体上看，思想背景也是“论世”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在讨论诗人金履祥时，李著用了一整节的内容详细探讨了其理学思想，剖析了其性命论的矛盾性，并由此指出其矛盾性“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和心态”，这些分析都有助于读者更加细致地了解金履祥诗歌创作的内在潜动力;此外，李著还分析了金履祥的遗民心态，尤其是对“正统论”的阐释，为金履祥编选《濂洛风雅》的动机找到了更合理的阐释范围。《濂洛风雅》中所选诗歌表现出对正统论的维护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所选的《大顺城》一诗，表现了张载希望从军，抵御西复入侵的愿望，其中流露出明显的尊华攘夷的倾向;编选胡寅的《题浯溪》，表现出对北宋文臣武将不战而降的批判;编选张栻赞扬诸葛亮不遗余力地讨伐曹魏的《诸葛武侯画像赞》一诗，也是其正统论的曲折反映：这些都与金履祥的遗民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他诸如《濂洛风雅》中表现出的对“道隐”的选择与坚守，以诗歌创作的方式对“孔颜之乐”的再现等，都在遗民心态的背景之下生发出其合理的逻辑空间。

再比如其他章节中，在讨论佛教、道教与宋元之际的诗歌时，李著也多能为诗学阐释提供一个宏大而深邃的思想背景。在论佛教对宋元之际诗歌的影响时，指出诗歌中所普遍存在的佛教的空寂澄明之境，从“人生境界”和“审美理想”两个方面阐释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文中所举林景熙《东山渡次胡汲古韵》一诗“一川白鸟自来去，千古江山无是非”之句，体现诗人“破除妄念，获得精神解脱，自由无碍”[6]的心理变化过程，诗歌虽然不必定做此解，但如此解读无疑增添了其深刻性。再比如下文所举的林氏《赠东谷上人》一诗，“山空诸念消，月堕孤禅悄”之句，既表现了“一个参禅者内在修养、悟道的体验过程，又是时代变迁在诗人情感世界的具体体现。”[7]这种解读，将时代、思想和个人的出处结合在一起的论述，显然会细化文本的解读，同时也增强了说服力。

又比如，在论述道教与宋元之际的诗歌时，指出“道教对宋元之际诗歌的高古飘逸之美”的影响，论道教对宋元诗歌题材的进一步拓展等，确实新颖，也确有其学理依据。诸如此类周密翔实而又层次清晰的论述，显然与知人论世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二、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虽然很多时候还没有细化到语义分析的层次，但重视文本、以文本为论述基础的要求则有其必然的合理性，而李著在这方面也起到很好的示范性。总体而言，则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论述方式上，李著偏爱于把诗歌文本铺排在将要论述的问题之前，让使者由诗歌文本逐渐地自然地过渡到论述的核心。比如第五章《庐陵诗人群与刘辰翁》的第一节，在论宋元之际的江西诗人大多具有忠君爱国之情时，首先列举王义山《挽云屋徐侍郎》、王奕《到扬州》、刘辰翁《绝域改春花》、赵文《元日》、邓剡《文文山画像》诸诗。在阅读过“到此彷徨犹不忍，国亡那敢计身安”“翻愁吴楚空遗彦，作史无人岁月昏”“茫茫皆汉土，无地种秦瓜”“小孩未醒人间世，尚拟今宵守岁樽”诸句之后，读者在欣赏肯定诗人们高超的诗艺的同时，自然也就会相信李著所持之论。又比如第七章《忠臣义士诗人群体》第一节《忠臣义士诗人创作的群体特征》，在论及该诗人群体的“爱国情感”时，首先列举了谢枋得、谢翱、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五位诗人的7首诗作，在读过这7首诗之后，读者应该会对宋元之际士人的爱国情怀有一种直观、真实的阅读体验。而李著在解读这7首诗歌时，重视并运用了“同而不同”的方式，著者指出：“忠臣与义士都表现了至大至刚的民族气节，但也有一些差异。”[8]文天祥、谢枋得更多地表现出了“浩然之气”和“昂扬斗志”，而郑思肖则体现出“孤高峭拔”的气节。这种分析方法既避免了材料的机械堆积，也避免了语言的单线平涂，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各人诗歌的创作实际。再比如在第四章《遗民诗人群》第二节《西湖诗人群体》中，李著在论述该诗人群的爱国情感时，同样是首列陈允平、周密、连文凤、仇远、白珽等人的诗作，以此使读者对该诗人群体的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种材料的罗列方式并不是简单随机地堆放在一起，而是经过了著者的精心挑选和有意排列，所以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更有效地表达出其含义并对全书的结构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其次，李著对同一诗人的多种诗歌风格给予了较为强烈的关注，这与文本的细读自然也是分不开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方回和林景熙。

著者在论述方回的诗歌艺术特征时，举了三个方面：雄深雅健、平淡中有至味、瘦硬拗峭。后两方面从整体上看，是相互矛盾的。方回诗中的平淡是很容易理解的，著者也列举了其《出歙港入睦界》《富阳田家》《清湖早春》等诗作来证明，其中“岸犬看船立，溪禽贴水飞”“霅霅割稻声，自与割草异”“小雨漫空浑不觉，平湖点点见圆纹”诸句，确能给人以平淡之美，也体现了作者心思澄静的状态，这也是读者较为熟知的一面，但著作在此之外还指出了方回诗歌瘦硬峭拔的一面，这就具有开拓和补漏的意义。著者首引方回《读放翁诗作》“虚翁亦嗜诗，瘦骨枯崚嶒”之句，这是理论上的内证，然后又引方回瘦硬拗峭一类的诗作，如《老马行》《春思》等，这是创作上的内证。在《老马行》中，方回用“发雕齿钝两衰暮，重到江南如隔生”之句，将“马的遭遇与己的不平有机结合起来……笔抛跳跃、纵横奇肆，瘦骨嶙峋，崛奇挺拔。”[9]通过这首古体诗，读者便已然能够感受到方回诗歌瘦硬的一面，但著者又进而论述了最能体现方回瘦硬峭拔的变体和拗律，如上文《春思》“多端世故干戈后，大好春光老病中”之句，苍劲剥落，大开大阖，确与黄庭坚“舞阳去叶才百里，残子与公俱少年”“万里书来儿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以及陈与义“是非衮衮书生老，岁月忽忽燕子回”“山林有约吾当去，天地无情子亦饥”等句法极为相似。两种不同风格的并存，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方回诗歌创作的全貌，其意义正如著者所言：“变体与翡翠兰苕之绮丽、妩媚、纤弱，掣鲸碧海之壮阔、遒劲、雄豪两种审美范型相比，更有一种变极生新、神秘莫测之美。”[10]

在论述林景熙诗歌风格时，著者将其分为“平淡悠远”和“寄慨遥深”两大类。前者如《中和节》《新晴偶出》《山中早行》《溪亭》《山阴秋怀》《初夏》等诗作，其中“风冻松枝山雀语，雪消菜甲野虫飞”“月斜林影薄，石尽水声微”“独行穿落叶，闲坐数流萤”诸句，确实能够体现出作者心志萧散，从容观物的高贵品质;后者如《萱草》《渔舍观梅》《古松》《赋双松堂呈薛监簿》等诗作，其中“千年入风雅，一草寄纲常”“山林犹古色，风雪自穷年”“不知天地有黄落，玄冥失柄春无功”诸句，或用比，或用赋，从而表现出诗人刚正挺拔的风骨和寓情于物的寄托。这两种风格的并存不但反映出林景熙诗风的多样性，而且也表现出其内心的矛盾忧郁和试图寻求平衡的曲折过程。

再次，李著在论述时，注重运用比较分析法来揭示出相同（似）主题之下各位诗人的不同之处，这种比较也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比如同样是以鲁港之败为创作题裁，文天祥的《鲁港》将此战的失败联系到南宋朝廷的“瓦解”，是从全局的层面来分析的，也体现出其阔大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而汪元量《鲁港败北》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叙述，在同一问题的认识上确有“深浅之别”。再比如同咏张建封之妾关盼盼一事，文天祥《燕子楼》曰：“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重在评论关盼盼为张愔守节，贵在其高风亮节，这与文天祥一贯的忠义之举非常契合;而汪元量的《燕子楼》只是通过“楼头瓦解草如鬣”“野花丛里飞蝴蝶”这些具体的细节来抒发今非昔比之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吊古之作，其精神内核较文天祥相去甚远。

在进入论题之前，扑面而来的大量优秀的诗作;同一诗人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的阐释;同一题材之下，诗人们的不同创作倾向：这些表述和区分，既有利于廓清宋元之际种类繁多的诗人群体的创作面貌，也有利于将不同诗人的特色呈现在宋元易代的大环境中。这些论述方式的一个总体核心便是文本细读。

三、大家研究意识

1991年莫砺锋先生发表了题为《加强对大家的研究》一文，其中的观点颇能发人深省。莫文曰：“从表面上看，对某些大家的研究仍是相当热闹，以李、杜为例，十年来发表的研究杜甫的论文达一千五百多篇，专著也有几十种，研究李白的论文估计也有五六百篇，数量不算少。但是除去那些重复前人观点而无所发明或乱套时髦名词而隔靴搔痒的‘研究文章以及汗牛充栋的賞析文章之外，又能剩下多少篇呢？……如唐代的韦应物、李益、孟郊、贾岛，宋代的梅尧臣、陈师道、陆游、吴文英等大家，其研究水平的停滞不前更是有目共睹的。”[11]从莫文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对唐宋大家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比如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王安石全集》《苏轼全集校注》《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等已陆续出版，但这些大都是就文献整理层面而言的，对这些大家诗艺的探讨，却只有少数学者取得了新的开拓。就整体而言，莫砺锋先生所指出的“停滞不前”状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

我们在沉思这种现象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一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大家、名家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在全新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国学功底形成之前，这种僵局恐怕一时很难打破。李成文博士的著作虽然没有选择唐宋大诗人作研究对象，但此著却是很好地践行了莫砺锋先生所提出的大家研究意识。因选题的不同，李著是以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诗人群体和诗歌流变为考察对象，而不是专门选取一位大诗人做专题研究。但在宋元之际的诗歌发展中，李著中所体现的大家研究的意识却是相当明显的，这一时期的大诗人诸如文天祥、汪元量、方回、刘辰翁、戴表元、金履祥、林景熙、谢翱、郑思肖等几乎全部被囊括其中，进而构成该著作的主体部分。为避免重复，下面选取李著中所论述的其他三位宋元之际的大诗人作简要评析：文天祥、汪元量、谢翱。

在论述文天祥时，著者首先论述了“文天祥诗史的内涵”，并借文天祥评论杜甫诗史的文字，指出诗史的两大要素：史之实和史之评。继而指出文天祥“诗歌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南宋灭亡的整个过程”[12]，在“文天祥诗史的春秋之笔”一段中，著者又从“笔削”和“用晦”两个角度对文天祥以诗存史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举《留远亭》《集杜诗·理宗度宗第二》等作品，也确能体现出文天祥诗歌中的微言大义。这些都是单独就文天祥一人而进行的论述，文中还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文天祥与汪元量诗史观的不同，并指出：二人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认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所以文天祥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而汪元量的诗作却缺少了这种崇高之美。可见，在大家研究意识中，李著又体现出知以论世的原则。

李著对汪元量诗歌的评论，多集中在第七章的第三节——《汪元量的诗史精神》，在这部分内容中，李著首先单独探讨了汪诗的“野史之笔”，然后又将其诗史精神与杜诗进行了比较。在论汪诗的“野史之笔”中，李著有一段颇为中肯的论述：“汪元量既能宏观把握历史的巨大变革，又将目光投向那些正史史家不屑一顾或难以发现的历史巨变。这种立体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让那些沉寂的、冷冰冰的历史事件发出多样的声音。”[13]的确，正史中没有表现，或者说由于著述体例而不能表现的细碎内容，如《湖州歌》中所记载的宫女北上途中因无聊而画眉弹棋、闲看打鱼、南宋亡国之臣北返故土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元人赐酒赐食于南宋亡国君臣等，在汪诗中都给予了充分的书写，这些细节共同构筑起南宋的亡国史，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更详细的史料。此外，李著还将汪元量的诗史与杜甫进行了比较，认为杜诗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十分惊人的预见性”[14]，而汪诗则是对已然事实（小历史）细致描绘;杜诗有“回环往复、沉郁顿挫之美”，而汪诗的“结构缺乏跳荡多变”，李著举汪诗《浮丘道人招魂歌》与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相对比，颇能说明这一特征。可见，在大家研究意识中，李著又体现出文本细读的原则。

谢翱的诗风前人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比如《宋诗钞》作者小传说：“古诗颉颃昌谷，近体则卓炼沉著，非长吉所及也。”[15]李著在李贺之外，将谢诗的渊源上溯到屈原和汉魏晋古诗，应当说在前人的基础上是有所推进的。正如李著所指出的“主要是因为屈原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引起了他情感的共鸣”[16]，因此谢诗中的《芳草怨》《广惜往日》才有了合理的阐释空间。谢翱于乱世思君，苦求而无所得，所以才会采用游仙的方式，以此学习屈原及其语辞，其体格也就和昌谷相近了。李著以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以语辞对比为文献基础，从而得出谢翱诗学屈原的结论，其推论水到渠成、自然可信。除李著所列举的《琼花引》《短歌行》《楚女谣》之外，《秋日拟塞上曲》《拟古》《后琼花引》《古别离》《冬青树引别玉潜》《友人自杭回建寄别三首》《秋夜词》等诗作也都能佐证李著的观点，材料的丰富性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著者在推论时所依据的扎实的文献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李著着眼于宋元之际的整体诗歌创作，这是一个面;但其论述方法却是以该时期的几位重要诗人为对象各个击破，这是一个个的点。点与面的充分结合，既让读者看到了宏大的论述模式，又让这些论述落于实处，生根发芽。正如李著的题目所示——裂变与重生，宋诗随着时局的动荡与裂变，也走到了诗歌发展史的尽头;重生的，是诗歌中积极昂扬的精神和独善其身的、对心灵的革新和洗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元之际的诗歌又寻找到一条新生的道路。通览全文可以发现：李著并没有搬来一些时髦的理论，也没有故作摇曳的弊端，而是从宋元之际的思想背景和具体的诗人诗作出发，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一层层地剥开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绪，一篇篇地比较分析诗作中的同与不同，这种近似笨拙却极为高效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理论先行、忽视文本解读等不良风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环境下，或许是更应该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地方。

參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4页。

[2]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诗歌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按，下文材料源于此书者，仅注明页码。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页。

[4]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272页。

[5]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317页。

[6]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45页。

[7]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46页。

[8]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197页。

[9]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318页。

[10]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319页。

[11]莫砺锋《加强对大家的研究》，《中国诗学》，1991年第1辑。

[12]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210页。

[13]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228页。

[14]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232页。

[15]吴之振等《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8页。按，《宋诗钞》小传只是就谢诗大体而言，其实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寒食姑苏道中》“天阴月不死，江晚汐徐生”之句就仍带有昌谷韵味。

[16]李成文《裂变与重生：宋元之际的诗歌研究》，第240页。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