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土地-人口-生态”综合城镇化及协调度研究

2020-04-12 01:56刘超
安徽农学通报 2020年24期
关键词:熵权TOPSIS法区域协调发展

刘超

摘 要: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協调度模型评价中国2018年经济-社会-土地-人口-生态以及综合城镇化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经济、社会、土地和人口城镇化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则呈现与其他4个城镇化相反的分布形态,经济和土地城镇化对综合城镇化的影响较大,综合城镇化空间分布呈现与两者相同的态势;(2)中国六大区域和省域各项城镇化指数和综合指数存在差异,区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排名为华东>华北>中南>西南>东北>西北,省域中4个直辖市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排名较低;(3)耦合协调水平地区差异明显,与“胡焕庸线”走向基本一致,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协调水平较低,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分布大致相同。我国城镇化总体协调发展类型为濒临失调阶段。六大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排名均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北京、上海、重庆耦合协调类型为优质发展协调,西藏、甘肃、青海、宁夏为高度衰退失调,中度衰退失调和初级发展协调数量较多。

关键词:综合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熵权-TOPSIS法;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24-0011-08

“Economy-Society-Land-Population-Ecology”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Degree Calculation in China

LIU Chao

(Xibei Branch of  Shaanxi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Ltd.,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Evaluate China′s 2018 economy-society-land-population-ecology and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y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using the entropy-TOPSIS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urbanization of economy,society,land and population shows similar spatial distribution,mainly concentrate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handong peninsula,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ecological Urbanization present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pposite to the other four urbanizations. Economic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shows the same trend as the two;(2)various urbanization index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show differences in the six major regions and provinces of China.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ranks in East China>North China>South-South>Southwest>Northeast>Northwest.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in the province rank highest in urbanization,ranking Beijing,Shanghai,Chongqing,Tianjin,Ningxia,Gansu,Qinghai,and Tibet rank lower;(3)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s are obvious,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of the "Hu Huanyong Line",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have highe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s,and the western inland areas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is low,which is roughly the same as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my country is on the verge of imbalance. The ranking of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six major regions are East China>North China>Central South>Southwest>Northeast>Northwest. Beijing,Shanghai,and Chongqing are coupled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while Tibet,Gansu,Qinghai,and Ningxia are highly dysfunctional,with moderate dysregulation and primary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Entropy-topsis method;Urban agglomeration;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1 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影响深远,是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领域,已然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1-2]。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快了近1倍,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有17.92%,1998年为30.4%,2018年达到了59.58%。但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存在波动,“九五”规划之后是高速发展期,“十五”规划继续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而出现“冒进”现象,所以“十一五”提出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十二五”规划在此基础上又强调“统筹城乡发展”[3]。在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给我国带来了人口的规模流动和贸易的大幅增長,但同时也出现了土地资源利用低下、环境污染、农田生态系统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矛盾[6-8]。因此,需要研究城镇化内部的发展结构,注重人地关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地理界的学者们对于城镇化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主要内容有城镇化与人口非农化的协调发展[9],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发展[10-12]、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13]、城镇化与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关系[14-15]、城镇化与资源承载力的关系[16-18]等,研究尺度不断细化从全国[19]、省域[1]到地区[20]、市域[17]、县域[22]。研究方法和研究指标也具有多元化特点,学者们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都发现城镇化发展存在空间差异特征,并相应提出了优化路径措施[1,5,22]。除此之外,更有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已经由一维、二维[21]转向三维[23]、四维[24],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全面研究。

综上可以发现,目前文献多是基于城镇化内的某个子系统或者某2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研究,对于整合城镇化内部其他子系统的研究较少,注重研究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较多,近些年考虑到了生态因素,但是忽视了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考量,内部整合研究较为欠缺,不能全面揭示内部子系统间的动态变化,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城镇化需要协调好每一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运用基于2018年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造包含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土地五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发展指数,利用ArcGIS分析其空间分布,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城镇化子系统内部发展状况,以揭示全国和区域城市化空间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城镇化水平测度 本研究在方法的选取上追求客观,避免类似层次分析法等主观意愿较强的赋值法引起的误差,选择熵权-TOPSIS法进行城镇化水平评价,该方法又称“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和“优劣解距离法”,其基本原理是计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负理想解的距离,获得评价对象与最有距离的相对接近度,对相对接近度进行优劣排序。该方法在评价类论文中使用较多,计算结果相对客观和精准,同时能够凸显指标的差异性,评价结果较为合理,具体如下:

首先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不同指标的量纲效应:

指标属性为正向:[Xij=xij-minxjmaxxj-minxj]

(1)

指标属性为负向:[Xij=maxxj-xijmaxxj-minxj]

(2)

计算第i年份j项指标值的比重:[Yij=Xij/i=1mXij] (3)

确定评价指标的熵ej:[ej=-ki=1mYijlnYij(k=1lnm)] (4)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dj=1-ej (5)

计算指标熵权:[wj=dj/j=1ndj] (6)

计算各指标得分:[Wij=wj×Xij];并组成权重集{Wij}m*n

(7)

定义最大值[W+i=(W+1,W+2…W+n)=]

[(maxW11…W1m,…maxW1n…Wmn)]

定义最小值[W-i=(W-1,W-2…W-n)=]

[(minW11…W1m,…minW1n…Wmn)]

确定正理想解[D+i=j=1n(W+i-Wmn)2];确定负理想解[D-i=j=1n(W-i-Wmn)2] (8)

计算贴近度:[Ci=Di-(Di++Di-)] (9)

0≤Ci≤1,Ci越大表示越接近最大值,即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

2.1.2 耦合协调度测算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子系统内部协调性,具体包含耦合度(C)、协调度(D)和发展度(T)。

耦合度(C)越高,表示子系统内部间发展耦合性越好,具体公式如下:

[C=ui1⋅ui2⋅ui3⋅ui4⋅ui5/ui1+ui2+ui3+ui4+ui55515] (10)

式中:ui1,ui2,ui3,ui4,ui5分别为第i个城市的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

发展度(T)代表城镇化内部各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T=aui1+bui2+cui3+dui4+eui5 ] (11)

式中a、c、c、d、e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5个城镇化子系统的贡献度,在这里5个子系统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有相同作用,故取值1/5。

为剖析城镇化内部5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引入协调度指数(D),该指数综合了耦合度(C)与发展度(T),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可反映城镇化发展由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趋势,具体公式如下:

[D=C×T] (12)

由于研究区和研究体系内容和实际情况的不同,对协调度指数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本文参考以往研究的分类标准[25],将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如下分类(表1):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社会经济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以及各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统计年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自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2.3 指标体系 参考已有关于单指标和多指标城镇化评价研究成果,遵循指标科学性、可获取性、代表性原则,构建包含“5个准则层-18个因素层-26个指标层”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2):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子系统城镇化水平 通过GIS进行空间插值,可发现综合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以及土地城镇化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说明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城镇化总水平影响较大,在子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主要有: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中心高,城乡一体化进程快,城市群核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强,各城镇之间的联动发展较好。东南沿海的城镇化水平优于内陆地区,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城市化强度热点区,西南地区也仅只有成都和重庆,昆明略显不足,哈尔滨、长春、沈阳城镇化发展表现平平。2018年中国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为0.282,其中经济城镇化(0.128)>土地城镇化(0.066)>生态城镇化(0.036)>人口城镇化(0.027)>社会城镇化(0.025)。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强劲拉力,是发展城镇化的基础。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新型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力已经超过人口和社会城镇化。同样,新型城镇化也强调人的发展,人口素质依然是城镇化的显著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城镇化在5个子系统中影响力略显微弱。具体如下:

经济城镇化有北京、天津、杭州、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重庆等高值区,这些地区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拉萨、西宁和兰州等地为低值区,这些地区位于西北荒漠化地区和西部山区,故经济城镇化水平较低。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呈条状分布,并向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蔓延,杭州、上海、南京及周围地区为集中连片分布,并向合肥和武汉进行延伸,广州、深圳为南部唯一的高值集聚区,从南向北进行高值扩散。经济城镇化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省会城市的经济城镇化优于其它地级市。

社会城镇化表现出的地区差异较不明显,除黑龙江最北部、西藏、新疆等地区外,各地区的社会城镇化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说明国家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西北地区和部分西南地区的社会城镇化仍然较为落后。

土地城镇化在沿海及内陆的西安、重庆、成都、昆明、武汉、太原等地发展水平较高,在南部沿海区高值区,呈带状分布,且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线东侧的土地城镇化优于线西侧的土地城镇化,线的东侧基本集中了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大,而西侧的大城市仅占少数,土地开发强度小。

人口城镇化大多数地区发展较快,重庆人口城镇化超越了北京,排名第1,且周围地区受其辐射带动影响范围大。中心城市对于周围城市有强大的人口吸引力,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水平高,周边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

生态城镇化呈现与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相反的发展态势,即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偏低的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反而高,例如乌鲁木齐、哈尔滨、长春、兰州、西宁等地,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水平均较低,但是生态城镇化较高,这些地区远离沿海和中部经济发展快速区,城镇化发展压力较小,受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同时东北地区加强了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西北地区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故生态城镇化水平较高。

根据国家划分的六大区域,将城镇化发展水平按照区域归类如图2,中国六大地区生态城镇化整体差别不大,华北地区该指数低于其他5个地区,该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重视发展工业,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生态城镇化不敌其他地区。同样,人口城镇化各地区差异也较不明显,华东地区为第1,东北和西北地区较为落后,华东地区有山东省和安徽省人口大省,有浙江省和江苏省经济强省,人口基数大,吸引人才和外来人口能力强,故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故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华东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最高,且其他地区与其差距较大,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且涉及住房、商业、交通等多项城市建设,建设用地占比逐年上升。经济发展潜力大,吸引外资能力强,山东省“城中村”改造走在全国前列,故土地城镇化水平高。西北地区土地城镇化最低,该地区人口密度大,地广人稀,加之生态和地形限制,土地开发难度大、强度小,所以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經济城镇化华北地区较高,西北地区最低,原因是西北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吸引外资能力不足,自身经济水平十分有限。社会城镇化华东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东北地区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着东北振兴的重要任务,资源型城市、工业型城市占比大,加之该地区人均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所以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

将综合城镇化排名前20的城市罗列如表3,根据表3可以看出,综合城镇化的高值区位于华东和中南地区的较多,即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较多,各占16.7%,说明这2个城市群的城镇化竞争力较高,设施完备,城镇化发展成熟,除京津冀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国城镇化综合水平在城市群内部同样表现出差异性,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它们都属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这与地理位置、国家政策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中原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均在20名以外,说明个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参差不齐,没有形成稳固的产业基础,且城镇之间的联动不紧密,核心城市带动能力较弱。

下面看省域各子系统的发展(图3),北京、重庆、上海三地城镇化内部子系统发展迅猛,天津次之,其他省市城镇化内部发展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性在海南、安徽、陕西、江西、广西、西藏、云南、甘肃、宁夏、黑龙江、内蒙古尤为明显,某一个或某几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差距较大。河北、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广东、湖北、湖南等地城镇化发展上升空间较大,发展潜力足。

3.2 耦合协调发展度 根据公式(10)-(12)计算城镇化内部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插值分析,可视化如图4,可以看出耦合度的高值区位于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和昆明,东部沿海地区呈条状集中分布,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大致相同。通过对比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度空间分布,空间分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在东西走向上呈现“自西向东增加”,在南北走向上呈现“自北向南增加-减少-增加”的趋势,主要凸显以省会城市为主导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分布规律,在西北地区,乌鲁木齐市城镇化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最高,向外辐射其乌昌石城市群,西南部地区成都、重庆、昆明和贵阳耦合协调度优于其他地级市,其中重庆的辐射范围最大,成都次之,贵阳最小。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耦合协调度较高,沈阳>长春>哈尔滨,但是沈阳的辐射带动范围没有哈尔滨和长春广泛,说明辽宁省城镇化内部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最好,从北京一路南下到深圳,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重视改善人居环境,注重城镇化与土地承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城镇化的领跑城市充分发挥了其带动作用。

六大地区的耦合度排名分别为华东地区(1.8004)>华北地区(1.7052)>中南地区(1.6697)>西南地区(1.6063)>东北地区(1.5983)>西北地区(1.5397),协调发展度排名为华东地区(0.5091)>华北地区(0.4697)>中南地区(0.4661)>西南地区(0.4368)>东北地区(0.4262)>西北地区(0.4073),两者排序与综合城镇化水平排序完全吻合。

华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最高,该地区不仅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高,各子系统的内部协调性也较好,大中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布局优化合理,充分做到了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注重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合理规划土地,充分协调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新型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华北和中南地区位于中间位置,该地区虽然没有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区,但是是我国经济力量的潜力区,伴随着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经济水平稳步增长,有国家各项政策支持,特别是在长江经济带推行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有力推动了城镇化内部各子系统以及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发展。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一直是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弱势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占比大,与新兴产业相比,经济发展优势不足,各城市内部结构差异化明显,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子系统内部协调性有待提高。西北地区受地形以及气候影响因素大,产业集聚性差,主要依靠农业以及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除西安市外其他地区经济、社会、人口、土地城镇化水平均不高,单靠生态城镇化难以支撑其长久发展,各子系统内部失衡。

根据图6可以看出,北京、上海、重庆为优质发展协调,天津、江苏、广东、浙江为中级发展协调,山东、海南、福建、安徽、河南、湖南、四川为初级发展协调,陕西、湖北为勉强发展协调,新疆、辽宁为轻度衰退失调,河北为濒临衰退失调,贵州、内蒙古、吉林、山西、江西、云南、黑龙江、广西为中度衰退失调,西藏、甘肃、青海、宁夏为高度衰退失调,在研究期内不存在优质协调和极度衰退失调2个极值区,该研究结果与城镇化研究结果大体相一致,即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也高。空间分布上看,大致遵循“胡焕庸线”,“胡焕庸线”以西主要为失调衰退区,“胡焕庸线”经过的地方大致为过渡区,发展协调区主要位于线以东,但是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差异,存在少数中度衰退区和轻度衰退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建立全国尺度的经济—社会—土地—人口—生态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全国地级市、六大区域和省域的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和人口城镇化指数、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社会、土地、人口、生态和综合城镇化指数既表现出空间差异性又表现相似性。经济、社会、土地和人口城镇化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山东半岛(以青岛为核心)、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为核心)、成渝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这些地区均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东部沿海以及東南沿海的经济、社会、土地和人口城镇化指数高于内陆地区。生态城镇化则呈现与其他四个城镇化相反的分布形态,高值区主要位于北京、长春、乌鲁木齐、海口、广州、深圳等地。2018年经济—社会—土地—人口—生态城镇化排名为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可见经济和土地城镇化对综合城镇化的影响较大,综合城镇化空间分布也呈现与两者相同的态势。

(2)各项城镇化指数和综合指数在中国六大区域中呈现差异,经济城镇化排名为华北>华东>中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经济中心分布数量少且较为分散。社会城镇化排名为华东>华北>中南>西南>东北>西北,东北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占比大,优化升级之路任重道远,西北地区深处内陆,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各城镇之间资源共享性能力不足。土地城镇化排名为华东>中南>华北>西南>东北>西北,与经济和社会城镇化较为相似。人口城镇化排名为华东>西南>华北>中南>西北>东北,发达地区人口素质高,人居环境好,人口流动大,欠发达地区则相反。

生态城镇化排名为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华北,主要得益于东北地区草地资源退化、沙化、盐碱化和西北地区荒漠化、水土流失的成功治理。综合城镇化水平排名为华东>华北>中南>西南>东北>西北,与社会化城镇化排名相同。

(3)省域城镇化发展也呈现地区差异,4个直辖市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其他省市城镇化内部发展较不均衡,某一个或几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差距较大。

(4)耦合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位于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和昆明,东部沿海地区呈条状集中分布,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分布大致相同。我国总体耦合度为1.562,整体协调发展度为0.453,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4.2 讨论 城市群建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股,是城市组团发展的空间组织形式,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整合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布局,使其经济、交通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目前已经建成10个城市群,其中在本研究中体现城镇化水平高、发展协调的城市群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4个,正在建设的城市群有13个,建设方向向西南和西北部倾斜,带动当地的经济建设。在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区域龙头城市尤其是领跑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镇化高水平地区带动低水平地区的发展,真正做到资源优势共享,要制定结合经济、社会、土地、生态、人口多维度的城镇化协调发展规划,挖掘城市潜力,突出城市的优势,做到与其他城市优势互补,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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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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